編者按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過勞死”現象頻繁出現。《商業周刊》7月3日發表題為《在中國，每天平均有1600人因為過度勞累死去》的文章，將中國的過勞死現象與其他國家對比，并指出，白領階層對過度工作的擔心暗示了經濟發展的一個臨界點。

        文章編譯如下，略有刪減。

        可以說，中國銀行系統的管理者李建華是為工作獻出了生命。工作26年以來，李建華“總是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一位下屬在接受采訪時說到。李建華今年48歲，死因是心肌梗塞，病發時他正在熬夜趕一份報告。從中國的國家媒體到社交媒體上都能看到，中國人普遍呈現過度勞累的跡象。根據《中國青年報》的報道，在中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達到60萬。

        國有媒體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報道的數字是每天過勞死的平均人數是1600人。

        在中國的微型博客網站——新浪微博上充斥著對生活壓力的抱怨以及對媒體上因過度勞累而死去的人的報道的討論。比如，一名奧美公共公司的員工，24歲；一名普華永道的審計員，25歲；一名戰斗機設計師。“是什么讓人們那么拼命的工作，以至于付出生命的代價？”一名微博用戶問道。他同時提到，他們公司的老總一直要求員工要把時間多花在工作上。

        在這個國家，為工作而獻身的人常常被拿來同早期的共產黨烈士相比較，比如在20世紀60年代無私奉獻的人民解放軍雷鋒同志。李建華所在的單位在6月10日發布的一個文件中把他稱贊為“模范黨員、中國銀監會的模范干部”。這份文件說：“應該向李建華同志學習，努力向他看齊，堅定理想信念，以大局為重，對黨和人民忠誠，隨時準備奉獻一切”。

        由于類似于李建華這樣的死亡與工作壓力的關系并不是很明確，所以這些死亡數字的統計難免略顯主觀，并且很難匯編成冊。相比醫學上的死亡來說，過勞死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現象，雖然日本等已經從賠償金上認可了過勞死。真實的情況是，過勞死潛在的兇手包括很多疾病，比如心臟病或是中風，這些疾病又都形成于長期的高壓環境中。在美國，沒有人會因為過度勞累而死亡，盡管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說心臟病是人們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有研究表明，早期的過勞死與坐在辦公桌前時間太久有關。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報告，每年美國人比日本人平均多工作45小時。

        在中國，白領階層對過度工作的擔心暗示了經濟發展的一個臨界點。

        在經濟產量上，中國的產業重心正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所以工人可以利用人數減少的優勢向主管討價還價，以爭取更高的工資和更短的工作時長。白領階層仍然掙得比工人多，但是他們沒有工會可以給其提供保護。在住房和汽車上，他們的花費也更多。他們還面臨著來自人口構成的壓力：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現在的中年人需要一個人同時兼顧老人和孩子。

        中國勞工通訊是一家總部位于香港的勞工維權組織，其發言人郭展睿說：“為了獲得通常比普通藍領工人高兩倍的起薪，白領通常會忽視中國勞工法規定的工作時長，選擇加班。”“中國的經濟仍然在持續增長，人們也仍然在非常看重勤奮這一傳統美德。”天普大學日本分校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杰夫?金斯頓說，“中國人還沒有染上正在沖擊日本社會規范和價值觀的‘富貴病’。”

        在日本，因為過度工作而死亡被稱為karoshi（即中國的過勞死）。Karoshi包括因中風、心臟病、腦溢血或其它與工作需求相關的原因。2012年，日本政府為813個家庭提供了補償，條件是這些家庭需要證明家庭成員的死亡或疾病與過度工作相關，其中包括了93起自殺。日本議會6月20日通過一項法案，以呼吁和支持更多的對于Karoshi的研究和項目。

        生活與工作的平衡在中國也不被重視，中國社會結合了現代的對財富的追求和傳統的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這兩種信念，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的院長楊河清說。他曾在北京的商業區對數百名上班族人員就其家庭和工作進行過調查。60%的人說他們每天的加班時間都會超過法定的最長加班時間（2小時），這對他們的家庭生活和健康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天普大學的金斯頓說：“和英美公司系統不一樣的是，在韓國、中國和日本這些受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國家，他們信仰集體意識。對他們來說，如果一份工作是有價值的，那么怎么努力都不為過。

        李建華所在的中國銀監會下屬部門主要負責監管信托產品和據有估計6.2萬億投資的影子銀行系統，官員希望把這些都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2013年下半年，他到訪了10個省，約見了全部的68家信托公司。根據李建華單位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員透露，他們部門經常加班到半夜，或者更晚。這位人員說他沒有權限公開談論此事。

        李建華的死，被其所在單位中國銀監會認為是“長期的加班”所致。這是媒體關注的一連串過勞死案例中最新的一起。安吉拉?潘是上海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的一名審計員。根據新華社的報道，在她的個人博客中，記載的大多是關于周末加班、需要休假和發燒的折磨等等。根據普華永道北京辦公室一名員工的說法，他們的工作“如果不加班，根本不可能完成”。新華社的報道說，潘女士的死亡在微博上引起了超過3萬條的評論，大家認為她的死和加班脫不了干系。2011年，在潘去世時，普華永道曾發布過一個聲明，聲明稱潘女士是第一年到普華永道上班，她在上班時已經感染了腦炎，并且潘女士已經請了病假去醫院，后來她死在醫院中。

        據新京報報道，2013年5月，奧美公司北京辦公室技術部的員工加布里埃爾?李在結束病假上班的第一天，就倒在了他的辦公桌前。奧美公司亞太地區首席執行官柯穎德拒絕就此事發表評論。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能夠在國有企業獲得一個工作是非常幸運的，因為當時的國有企業采用的是終身聘用制，還有住房分配，甚至連食物和孩子的教育都歸國家管。上班時，兩個小時的午休時間讓工作看起來更美好。隨著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展開，低效率的企業被迫帶入到市場競爭中，這些福利逐漸消失了。像李先生一樣的年輕人不得不住在合租的房屋中，每天都要在上班路上花費很長時間，還有不斷的應酬。

        根據中國銀監會的說法，李建華從來不跟同事討論私人問題。根據中國金融新聞網報道，在4月份時，醫生就察覺李建華身體有一些不正常的癥狀，其中包括眼部的充血。他建議李建華到醫院去進行身體檢查，但是李建華“笑了笑，說他沒有時間”。4月23日凌晨，他在家中加班時，突然就倒下了，中國銀監會的官方聲明中這樣寫到。一位因為沒有得到授權，所以不愿意公開姓名的中國銀監會工作人員說，李建華的妻子想要告訴他的單位這個消息時，電話卻不知道打給誰。雖然李建華在單位工作了那么多年，她還是只能找人去單位傳話。

        中國銀監會并沒有對信托部門的工作時間和李建華的死亡的疑問給出解答。郭展睿說：“從某種程度上說，肯定有人會停下來，想一想‘我們為什么要這樣對待自己’？”

編譯：胡祥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