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上海書評》尼克的《計算歷史學》是篇抖機靈的聰明文章，漏洞不少。抖機靈必要賣弄刻薄，就像倚門調笑的小娼婦必要賣弄風騷，一賣弄難免有漏洞，這是題中應有之意，無傷聰明。比較遺憾的是作者后來自加按語把文章貼上社交媒體，征求嚴肅討論。這好比小娼婦大街上遛了一個彎不甘寂寞又自行征婚，妄想嫁入豪門，當然會惹惱正宮娘娘、三四五六七八九姨太。大伙兒一擁而上，恨不得活撕了小浪蹄子。作者挨磚是自找的。

        先說說《計算歷史學》的漏洞。作者把“大數據和計算”——數學的一部分，歸到自然科學名下，明顯是欺人之談。簡單地講，數學和語言文字一樣，只是一種工具，自然科學能用，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也能用。目前自然科學數學用得比較好，但保不準哪天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后來居上，陳寅恪和陳景潤聯體，把數學研究所點對點地從中國科學院滲透到中國社科院。

        歷史研究自然可以，或者說應該用到大數據。不過，任何一項研究，除非大數據變成全數據或者接近全數據，數據本身不會說話，無法直接產生有意義的結論。比如某國大選，事先如能準確地收集所有選民黨派立場和選舉意愿的數據，那就不用更多的分析和推理，統計結果就是結論。而人文課題史家研究根本無法得到這樣的大數據或全數據的支持，越是復雜的課題研究越難獲得直接的數據支持。如果把傳統的研究方法棄之不用，單練數學，你就必須建立數學模型，從有限的統計中進行推論，推論出新知識新思想。《計算歷史學》許為“神器”的詞頻統計，可以算是一個數學模型。

        可惜的是，這個模型太簡單，毫無神奇可言。它簡單到推不出任何新的信息，最多只是給盡人皆知的常識加把柴。不用谷歌的三千萬冊圖書，美國人都知道，五十年前叫“黑鬼”的比較多，現在正式場合有書號的出版物不說“非裔美國人”冒叫“黑鬼”，差不多等于在中國否認釣魚島主權，不講政治到要吃官司。這件事不必Ngrams提醒。

        作者自己設計的魯迅、巴金、金庸曲線則大成問題。這個所謂“文壇座次”是一個只發生在中文語境里的荒唐故事。你要收集數據，應該以中文資料為根據，外文圖書參考價值極其有限。你如果取本世紀中文互聯網的詞頻統計，我敢斷言，金庸肯定力壓魯郭茅巴老曹。以此為標準，郭敬明的座次也必然遠高于莎士比亞。無論莎士比亞的譯名是莎士比亞、還是沙士比亞、啥是逼呀、莎翁……加在一起都斗不過短短的小四。這個大數據、計算歷史學有什么意義？

        假定學者的研究題目是“黑人寫作的文學貢獻”，Ngrams能幫什么忙？他要在學術上大放異彩，必須另起爐灶，設計一連串復雜的數學模型。且不說這些模型有多少設計障礙、拿谷歌三千萬冊圖書取樣是不是合理——迄今尚無成功先例。就算他最后絞盡腦汁完成建模，用傳統方法的同事可能已經為谷歌圖書館提供了十本新書——大數據時代的歷史研究不是更輕松，而是更復雜更困難。

        作者最傷人的一段引文，大概是說歷史學家智商太低，否則歷史研究早已成為科學。這段話前半句我同意——智商的概念和測試方法本來就非常科學主義，要是智商考題改成茴香豆的幾種寫法，希特勒的哪本藏書里夾著一根黑毛……科學家未必能討好，后半句顯得智商很低——這段話就是歷史學家說的，他的智力確實有問題。

        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不科學，這毫無問題。史家作業的方向從來就不是科學。就像你說歷史研究不如東莞喜來登酒店157號小姐性感，這也是事實，但歷史研究從來沒有追求過性感。

        歷史研究歷史寫作的基本標準只有一個：真實。史家要記錄、揭發、確認歷史的真相。在科學中，真實和真相的標準歧義叢生，難有定論——薛定諤的貓到底是死還是活？但史家要有一種低智商的頑固和愚蠢，一口咬住他認定的真相，死活不松口。這不是一個科學、技術的問題，更多有關史家的良知。

        文天祥在《正氣歌》里為天地正氣排榜，名列榜首的就是史家：“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春秋時齊國大夫崔杼殺了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老崔連殺了兩個太史，老三繼續寫，老崔放手了。晉靈公死于趙穿之手，大夫趙盾沒有處置趙穿，晉太史董狐記史：“趙盾弒其君。”

        科學地看，齊太史、晉董狐的記載都有問題。齊莊公睡了崔杼的老婆，取死有道；趙盾并非弒主的兇手，難當其罪。但春秋時代的兩國史官，就是認定他們有弒君之罪，是元兇首惡，秉筆直書，從容殉職。這種一根筋認死理的勇敢，是中國的良史。它無關科學智商，卻代表了社會的道德智慧，代表了社會的良心。

        中國現代史家當下的第一要務，不在學習計算機的聰明，而是要多少保持一點傳統良史的愚蠢。現代史家的油滑世故，已經讓暴君秦始皇大搖大擺地成了開天辟地的英雄帝王，希特勒會不會哪天被追認為國際主義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