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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大爆發。截至5月6日，印度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超2000萬例（僅次于美國），其中德里市疫情最嚴重。王躍州是德里大學的大三學生，對未來持樂觀態度，又考慮畢業問題，他錯過了前兩輪的大使館包機。據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統計，還有三十幾位像王躍州一樣的中國留學生仍滯留在印度，盼望著回國。走或留，王躍州所面臨的困境是印度滯留華人的一個共同問題。

“這次的情況確實比較緊急，特別是最近兩周，我明顯感覺到身邊的人感染的太多了，去年沒有過這種感覺。我的老師也被感染了，前兩天剛痊愈，還給我發了信息。”2021年4月，印度第二波疫情大爆發，王躍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緊張，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看新聞。

出生于1998年的王躍州在高二時來到印度，當時他的學習成績遇到一些問題，正好他的哥哥在印度尼赫魯大學讀研究生，便想著讓王躍州也到印度來。家里考慮到國內的升學、就業壓力較大，而到海外發展的前景廣闊，如果有一門小語種優勢，趁年輕就可選擇駐外，工資比國內高出不少。中國公司在印度正站穩腳跟，人才缺口比較大，同時普通的中國人對印度有著“臟亂差”的印象，幾乎很少有人自愿來印度，競爭壓力也相對較小。

王躍州沒有一開始就申請德里大學，而是在印度南方浦那市的的共生國際大學（Symbiosis International）短期培訓了一年商務英語，據他說那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學校。隨后他來到新德里的中央印地語學院（Central Institute of Hindi）學習印地語，因為他覺得如果要在印度北方的德里生活，略懂一二的印地語必不可少。王躍州的適應能力很強，也擅于同人打交道，一年后他成功申請到了印度頂尖高校——德里大學。

德里大學是世界最龐大的大學之一，在校學生高達七十萬人，擁有八十余個院系，散布在新舊德里的各個角落。王躍州就讀的是德里大學的印度教學院（Hindu Collage），位于老德里的北校區，毗鄰穿城而過的亞穆納河，這條恒河最長的支流不僅哺育了德里，也是德里人死后的歸宿——火葬后拋灑骨灰的河流。

“老德里你別看破破爛爛的，房價可不低。”王躍州住在大學附近，租的房子是一棟沿街的四層現代公寓，他和兩名中國留學生住三樓，三間房每個月共需人民幣五千多塊，而德里一名普通職員的月薪只有人民幣三千元左右。公寓樓下放滿了盆栽，一條主街道并不寬，只有雙向四車道，隔離帶上種滿了樹。這一帶算是德里的中產區，但四周仍是一整片低矮的現代建筑。

■ 王躍州家樓下

“印度70%的土地歸私人所有，過去的法律規定私人占有公有土地三十年既享有永久持有權，人們為了搶地皮，蓋了各式各樣的自建房，房子都不太高，一個家庭的經濟能力也只能支持那么高的建筑。”

印度教學院是一所有著百年歷史的綜合性學院，比德里大學本校的歷史還長，印度教學院不僅接納印度教徒，也接納所有宗教的學生，設有商科、人文、藝術、科學、軍事等學科。雖然是德里大學最好的學院之一，但可能是因為名字關系，鮮有留學生申請。王躍州只在學院里見過一個韓國留學生；另外還有一批外籍學生屬于尼泊爾僑民，他們的父輩就來到印度了，他們在印度出生，只是沒有印度國籍，王躍州認為他們不算留學生。

“我學的是商學，印度有很多中國公司，如果不熟悉印度的商法、稅法、會計法、公司法，很容易被印度人騙。中國人不擅長這方便，所以說這一塊的人才還是有空缺。”

雖然現代的印度社會已日趨平等，但學院里的印度人仍喜歡拉幫結派。譬如首都新德里的學生瞧不起來自周邊哈里亞納邦、北方邦的學生，他們覺得那里的人野蠻、講話粗魯，而且英文不好——“在課堂上，哈里亞納邦的學生喜歡跟老師講印度語。”而哈里亞納邦的學生則會歧視南方人，因為南方人的膚色黑，語言也和北方完全不一樣。

“南方金奈的學生講泰米爾語，金奈人的印地語甚至不如我這個外國人，北方人聽不懂，北方邦的學生交流起來用印地語比較多，南方人想溝通只能跟他們講英文。而南方的邦比北方富裕，普遍教育水平較高，講英文的人也多一些，南方人也會反過來瞧不起北方人，他們互相融入不了。”

■ 學校迎新晚會

印度獨立后廢除了過去的種姓制度，印度憲法第15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因種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視”；第17條明文規定廢除“不可接觸制”。為了平權，印度的大學會給低種姓出生的學生一定比例的優惠生名額，降低錄取標準。而現實生活中，班上不同種姓之間的學生基本不會在一塊兒玩，形成了不同的潛在小團體。

“雖然名義上不能區分種姓，但大家還是能猜到對方的種姓。首先從名字可以看出來很大一部分，而有一些低種姓的人改過姓氏，就要通過家庭背景、教養來判斷種姓了……婆羅門的父母從小就會告訴你是婆羅門，因此飲食與潛移默化的家庭習慣與普通人完全不一樣，婆羅門（祭司）一般不吃肉，有的剎帝利家庭（貴族與武士）規定要在周二吃素；吵架的時候，你會發現不同種姓的學生根本不會有肢體接觸……”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缺少口罩等醫療物資。王躍州第一時間跑遍了整個德里的醫療公司，包括印度的Naso filters和美國3M公司駐德里的辦公室，那時口罩廠家手里已經斷貨了，大部分口罩在供應商手里，王躍州又挨家挨戶地聯系供應商，總共訂購了8萬多個的歐盟標準FFP2口罩，通過湖南的白鹿寺慈善基金會募集資金，購買下來轉運回國。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印度擴散。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宣布了第一次全國性的21天封城，學校開始停課，之后印度經歷了四次不同程度的封城和七次解封（Unlock），解封分階段地開放了宗教場所、健身房、電影院等公共場所。6月16日，印度單日增加病例破3萬（在接下來的5個月內，每日新增病例均沒有低過3萬例）。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組織了第一批回國包機，機票票價是9000元，另外在14天隔離期間每天需要300元。王躍州考慮到當時中國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判斷事情應該沒有那么嚴重，如果回去的話，將來可能會遇到簽證問題，無法順利畢業。他決定在公寓內自我隔離。

印度的互聯網配送服務還算方便，基本可以不用出門。王躍州每天會使用Zomato點外賣和用BigBasket購買食材與日用品，這兩家APP都與中國的投資有關，王躍州在印度的風投公司實習過，公司手里有很多印度的初創企業，他因此對接過不少中國投資人。

“2010年前后，有很多來印度搞工業投資與互聯網投資的中國人，相對于成效較慢的工業工資來說，中國人更青睞在印度發展互聯網。中國人喜歡賺快錢嘛，喜歡高效率，如果把錢砸到你這里，我第一時間就想要看到盈利。很多印度的初創企業都拿到了中國的融資，發展得特別快。印度的互聯網發展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功勞都跟中國公司有關，包括印度的Paytm（移動支付）、Zomato（外賣配送平臺）、Ola（網約車公司）……”

■ 在印度風投公司實習時

除了偶爾會點肯德基外送之外，王躍州平時都選擇在家自己做飯。每天外送員會將食材放到門口，王躍州會等一陣子，等它完全通風后，戴著口罩穿過客廳，用酒精對包裹進行消殺后，再將它們取回來。

“我沒怎么出過門兒。”直到2020年7月，印度發布“解封3.0”綱領之后，王躍州才偶爾去餐館吃飯。王躍州喜歡吃印度菜，他對印度的飲食贊不絕口——印度烤肉、馕、阿富汗烤雞、帕尼布尼球（幾乎是中國人的最愛）。除了甜食之外，他都很喜歡。“中國人來印度，說接受不了這邊的飲食，大多是因為覺得臟而已，很少有人認為印度菜的口味差。印度作為香料大國，菜的味道確實不錯，只是賣相很差。”

“防疫物資我也不擔心，大使館每隔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時候就會送來一批，我用不完，擔心浪費，再送我就說不要了。”印度疫情發生后，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定期會給在印華人提供防疫物資，包括口罩、橡膠手套、防護服、消毒水以及蓮花清瘟、板藍根之類的防護藥物，還會不定期的組織防疫知識講座。

■ 大使館給學生發的醫療物資等

2020年4月22日，中國駐印度大使館邀請上海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教授，與在印華人華僑、中資企業、留學生通過Zoom視頻會議的方式連線，進行印度疫情形勢與個人防護交流。張文宏直接指出：“不是印度人的抵抗力比較強，而是他們的精神免疫力強，以‘佛系’的心態來接受。”

張文宏建立大家補充蛋白質，提高人體免疫力和抵抗力。自我隔離期間，王躍州每天要吃六個雞蛋——兩個全蛋，四個蛋白，半斤雞胸肉，有時候也會補充一些蛋白粉。他每天堅持做運動，包括無氧運動和有氧運動，一年之內，他的體重從疫情開始的180斤減到了135斤。

王躍州回憶道，疫情爆發之初，印度的N95口罩和一次性的醫用口罩被一搶而空，為了解決醫護人員口罩的供應問題，印度總理莫迪親自給大家示范了如何用傳統的剛恰（Gamucha）布來當作自制口罩。這便是一種典型的“精神免疫”，剛恰是一種傳統的粗綿圍巾，去過印度旅行的人都見過，街上的印度男子（通常來自農村）用剛恰蒙住口鼻，以遮擋灰塵，根本起不到防護作用。

后來疫情稍有好轉，王躍州就發現在德里，有些小販已經開始不戴口罩了。2021年中國春節前，印度宣布疫情得到了控制，王躍州去了趟印度北部與尼泊爾接壤的烏塔蘭恰爾邦旅行，途徑北方邦的時候，王躍州驚訝地看到大街上沒有一個人戴口罩，連剛恰也沒有。

■ 去年疫情期間的德里街頭

“我房東一家人都感染了新冠，這棟樓內無一幸免。前兩天他們去醫院的時候，看到人山人海，連核酸檢測都安排不上，只能做肺部CT，結果顯示全家人的肺部都被感染了。由于是中度感染，醫院又沒有空床位，他們只能回來，現在全都在家躺著，也不知道應該怎么治療，只能看Youtube上的視頻自救，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好。大使館給我送的藥，我也給他們送了一些。他夫妻倆和小女兒的情況還算好，他兒子就很糟糕了，他的房間正好在我的樓下，我每天晚上都能聽見他劇烈的咳嗽聲……”

“我認為還有很多印度人即使身體不舒服，也拖著不去檢測，因為他們怕丟掉工作啊。檢測出來陽性之后，他們就無法繼續工作了，連生計都成問題。我身邊就有這樣想法的人，只要癥狀不嚴重，就自己熬著。所以我一直認為，很多印度人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染上了病毒，甚至有了抗體，有的輕癥患者甚至連自己都不知道，但他們可以傳染給其他人。”

王躍州還發現最近在他的社交賬號上出現了非常多的“尋求新冠康復者血液”的帖子，發帖人都是感染者的朋友或家人。“這種原始的治療方式，我只在小時候看農業頻道時見過……”

王躍州住的地方離亞穆納河步行大約十多分鐘，那里是德里的印度教徒“燒尸”的地方。“按印度教習俗來說，尸體一般不能過夜。我沒親眼見到，現在誰還敢去那啊。但我聽新聞上報道說，由于德里的新冠死亡人數劇增，尸體根本來不及火化，便四具摞在一起燒，死者的家人們再將四個人的骨灰摻在一塊，撒入亞穆納河……”印度教實行火葬，死者去世后要盡快焚燒，白天往生的逝者，遺體最好是在日落前焚化，夜間去世的人，遺體最好在日出前火化。遺體焚燒后，骨灰由親屬收集起來撒入恒河，在德里就是撒入亞穆納河。

在2021年春節的時候，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組織過第二批包機，王躍州仍然選擇了留在印度。“那陣子印度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疫情已經被控制下來了，新德里地區的現存確診人數下降到了三千例，對于印度來說，情況已經算是非常好了，至少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印度是新冠疫苗的生產大國，疫苗接種正在有序地進行當中，印度甚至開始加速疫苗輸出，以進行疫苗外交，德里大學也樂觀預計會在7月份恢復上課。王躍州選擇了信任印度衛生部的數據，直到印度疫情二次大爆發。

王躍州認為問題并不出在莫迪政府的決策層面：“從表面上來看，挑不出毛病，同樣是第一時間全面封城，疫苗它也打了，經濟上也盡量維持到最少損失，但是你現在看它的結果確實很差，疫情確實還是沒控制好，才有了第二次爆發，所以我覺得還是執行力的問題，我們經常笑話印度人——‘計劃好了，就等同于是完成了。’”

■ 在家里囤的物資

“我時常會關注印度新聞下面的評論，當第一波疫情開始的時候，印度的網民們對莫迪政策的評價是‘我為印度驕傲’、‘祖國萬歲’。到第二波疫情爆發之后，印度網民們的評論就變成了‘政府沒用’、‘政府在睡覺’。最近還接連爆出了不少政府的貪腐新聞，這表示人民對莫迪政府失望透頂……”

“像我這樣滯留在印度的留學生總共還有三十余個，有的同學還在集體宿舍里住著，現在只能等中國大使館安排包機航班，才可以回家。我們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國。我們也不想給國內添麻煩，但看印度現在的情況，或許一兩年內都好轉不了……”王躍州和一些同學的呼吁在國內媒體上發布后，一些網民的評論令他非常憤慨。

“現在的輿論對我們在印華人的負面影響非常大，甚至還有網民留言說‘祖國抗疫你不在，千里投毒你第一’，說你就在印度待著吧，死那算了。去年武漢疫情的時候，作為海外華人，我們給祖國做了很多事情，我們不是網友說的那種人……”

“記得武漢疫情剛爆發的時候，我去商場坐電梯，戴著口罩，有些印度人會非常不屑地跑過來，沖我吼道‘中國人’之類的。我一開始比較慫，因為人在他鄉嘛。后來我就不慫了，因為在公共區域警察那么多，他敢怎么樣？后來中印之間又發生了邊境沖突，直接把印度人的民族情緒拉到了極致，說要開始抵制中國商品，結果發現滿地都是中國商品，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個時候，在印華人的情況特別不好，我出個門都特別緊張，別人問我是哪兒的，我只能說自己來自阿薩姆邦，阿薩姆邦位于印度的東北地區，和中國接壤，那里人的面相和我們長得一模一樣，他們判斷不出來。再加上我有當地的身份證——外國人在印度待滿182天，就可以申請一張印度身份證，印度身份證并不代表你擁有印度國籍，但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只要把身份證亮出來，我就沒有什么太大的危險，大家不會懷疑我。”

“人在印度混著不就是為了吃口飯嗎？競爭壓力比國內稍微小一些。你要說我喜歡他們文化和宗教，我反正沒有特別喜歡。他們的電影確實挺好看的，但你說要為了飲食、為了電影留在這里？不可能的。如果這個地方真有那么好的話，那干嘛沒那么多人過來？”

“在印度的中國人以國企工作居多。民營的互聯網企業在被印度封鎖之后，許多都撤出了印度。搞工業投資的民營企業前幾年被坑的特別多，留下來的這幾年才開始掙錢，如果因為疫情原因，都要撤走的話，這么多年就白干了。所以走了一批中國人，還是有另一批人選擇留了下來。特別是管理層，他們掙錢比較多，不舍得這個工作啊。每個留下來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原標題：《在人間｜在印中國留學生：每晚都能聽到感染者的咳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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