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國家貿易管制愈演愈烈，他們無非是想卡別人的脖子。事實上，我國經濟循環也的確因此出現了某些堵點。面臨挑戰，習總書記提出以暢通國內大循環為主，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寫這篇文章，主要想從經濟學角度討論兩個問題：一國國內經濟循環為何會被人“卡脖子”？參與全球化分工怎樣防止被人“卡脖子”？

“卡脖子”是一個形象的說法。用經濟學解釋，是指你需要購買別人的商品，而人家卻不肯賣給你，使你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同樣道理，對一個國家來說，若某種商品之前一直是從國外進口，可突然有一天對方限制了該商品的出口，而進口國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替代品，這樣就被人卡住了脖子。供應鏈中斷，國內產業鏈也會有中斷的風險。

現在要研究的是，為何會出現這種“卡脖子”現象？在我看來，最直接的原因是國際分工。亞當·斯密當年寫《國富論》，是從分工下筆，指出分工能提高生產效率，并由此推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一個國家按“絕對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可以增進人類福利。后來李嘉圖又作了進一步拓展，指出一個國家即便沒有絕對優勢，按各自“比較優勢”分工也可以雙贏。

舉個例子。假定甲、乙兩國皆生產大米和布匹，但生產成本有差異：甲生產一噸大米的成本80小時，生產一匹布的成本90小時；而乙生產一噸大米的成本110小時，生產一匹布的成本100小時。自己與自己比，甲的比較優勢顯然是生產大米，乙的比較優勢是生產布匹。若按比較優勢分工，甲生產2噸大米而放棄織布；乙生產2匹布而放棄生產大米，然后彼此用大米與布匹交換，這樣不僅可各得其所，且雙方皆能節約10小時成本。

斯密和李嘉圖的分工理論無疑是對的，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貿易自由。上面例子中，大米和布匹都是生活必需品，要是甲、乙兩國中有一個國家限制出口，彼此則無法形成分工。理由簡單：假若分工后甲國的大米不賣給乙，乙國人會沒飯吃；乙國的布匹不賣給甲，甲國人會沒衣服穿。由此見，在國際分工條件下，若貿易受到限制就可能被“卡脖子”。

當然，這僅僅是一種可能。讀者注意，我們以上分析的只是兩個國家的分工。假若有甲、乙、丙等三個以上的國家參與分工，情形會不同。甲國的大米不賣給乙國，乙國可以從丙國或丁國進口大米，這樣乙國也不會被“卡脖子”。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今天產業分工已經全球化，為何仍出現了被人“卡脖子”現象呢？對此我的解釋，是與產品的全球供求狀況有關。

是的，國際市場有供給過剩的商品，也有供給短缺的商品。一個國家對供給過剩的商品有需求，自然不會受制于人，但若對供給短缺的商品有需求，卻容易被人卡脖子。以糧食為例。中央為何反復強調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因為世界上糧食供給嚴重短缺。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稱，目前全球共有6.9億人處于饑餓狀態。中國是14億人口的大國，若不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或者放棄糧食生產，其后果可想而知。

據此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國際分工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參與國際分工雖然可以共贏，但若某產品在國際市場供給短缺，而國內又對其存在“剛需”，那么就不能放棄此類產品的生產。我在前面說過，國際分工格局形成后，貿易受到限制可能會被“卡脖子”。國際市場供給短缺的商品，要是一個國家也不生產，則遲早會被人“卡脖子”，這一點可確定無疑。

再想深一層：放棄全球短缺產品的生產會被人“卡脖子”，那么全球供求平衡的商品，自己能否不生產呢？我認為也不能。事實上，近年來西方國家主要是用關鍵核心技術產品（或零配件）卡別人的脖子。要知道，關鍵核心技術是稀缺性技術，但關鍵核心技術“產品”卻可規模化生產，供給并不短缺。產品不短缺而人家為何不賣？目的昭然若揭，就是為了卡對方的脖子。

習總書記曾多次講：“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是的，一個國家若不重視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高度依賴進口，長此，被人“卡脖子”將勢所難免。讀者想想，現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賣給我們芯片、光刻機、數控機床等高科技產品，是因為這些產品供給短缺嗎？絕對不是。他們是要圍堵我國經濟，不希望中國成為經濟強國。

寫到這里，讓我總結一下本文要點：

第一，“卡脖子”現象是國際分工格局形成后貿易受到限制的結果，因此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管制；

第二，國際市場供給短缺的產品往往會被人“卡脖子”，所以在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同時，我們絕不能放棄此類產品的生產；

第三，關鍵核心技術是具有覓價權的壟斷性技術，為防止受制于人，我們必須堅持科技自立自強。

最后再提一點建議。關鍵核心技術包括基礎性技術、殺手锏技術、顛覆性技術。中國從現在起追趕，不僅所需投入大，短期也不可能全面領先。可取的選擇，是在顛覆性技術領域超前部署，重點突破。當年我們搞出兩彈一星，爭取到了幾十年的和平。若發揮我們舉國體制優勢，在某項顛覆性技術上領先一招，以“卡”止“卡”，方能扭轉當下轉被“卡”的局面。

（作者王東京為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著有《王東京經濟學講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