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30日公映至今，電影《懸崖之上》取得了超6億的票房成績，更在假期最后兩天，單日票房反超同檔期的青春片《你的婚禮》。

不但票房喜人，《懸崖之上》也是作為中國第五代導演領軍人物的張藝謀最近幾部作品里，所獲口碑評價以及輿論環境“最友好”的一次。特別的，過往針對他過分注重形式色彩，而忽略故事人物的批判“范式”，此次似乎也大都偃旗息鼓了。

這當然有人們對古稀之年的導演依舊如此勤奮，敢于創新、破圈所帶來的認可和推崇，作為電影原創故事的提供者，《懸崖之上》的編劇全勇先也功不可沒——回首當年電視劇《懸崖》的火爆，可謂是新世紀中國熒屏上諜戰劇興起后，既涵泳深沉又華彩精致的謝幕之作。

電影《懸崖之上》雖然在時空容量與呈現特質上，要遵照電影表達的要求與定規，卻依舊讓觀眾再次重溫了那場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間諜之都”哈爾濱的雪白血紅。

近日，全勇先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以下為全勇先自述。

編劇全勇先

【口述】

談成長：從記者到編劇 ，“拳打臥牛之地”

我是1966年生人，老家就在黑龍江佳木斯。我是軍人家庭出身，父親參加過抗美援朝，后來轉業到地方做了警察。小時候物質生活很貧乏，精神生活更貧乏，好不容易弄到一本課外書，拿回家還得偷偷摸摸地看。我經常是拉開抽屜，把書攤開了看，一聽響動，用肚子輕輕一頂，抽屜就合上了。不過經常被父母抓現行，他們做了幾十年公安工作，斗爭經驗豐富得很。

我從小喜歡讀書。讀的書很雜，不只是只讀文學書。在我們那個年代，書對一個人的影響太大了。姐姐講過一個故事，說歐洲某地書店的一位售貨員，經常看到一個七八歲的窮孩子趴在書柜的玻璃板上讀一本攤開的書，他覺得很有意思。第二天他就把那本書往后翻了一頁，那窮孩子再來的時候又驚又喜，貪婪地讀了一遍又一遍。以后售貨員每天都翻一頁，孩子也每天都來讀，直到讓他讀完了一整本書。后來這兩個人成為好朋友，也都成了很了不起的人。這樣美好的故事大概只能發生在兩個讀書人之間，兩個愛錢的人之間斷然不會有這樣的際遇。

在青少年時期，書給了我無數想像的空間。包括那些年的思想解放，讀到的歐洲或是美國的許多名著，對我們心靈的沖擊是很強大的。獨立的思考，見解以及獨立的人格，都是通過閱讀來建立的。

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上有一股探險熱。18歲那年，就是看了《奧秘》雜志一篇文章，我就想去神農架找野人。這事跟父親一說，沒想到他還挺支持，覺得男孩子就該出去見見世面。野人沒找著，倒是因為在神農架天門椏上救了一個山民，有了第一次被登報的經歷（事跡登上其時的《中國青年報》）。

當年社會上的文化熱、文學熱也感染了我，自己拿起筆寫小說、寫詩歌，作品零散見于各大文學期刊。1991年我進到佳木斯當地的《三江晚報》當記者，跑政法口。當政法記者最大的收獲，是讓我快速地認識了這個社會的方方面面，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接觸到各種驚心動魄，甚至匪夷所思的案件。犯罪是人性的放大，人在那種極端狀態下的所作所為，那種赤裸的欲望，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觀察到的。

2001年，我辭掉了報社的工作來到北京，成了一個北漂兒。當時靠寫小說真的養活不了自己。我在上世紀90年代初曾在北京電影學院有過兩年學習攝影經歷，對鏡頭語言和影視常識有所了解。2002年，有影視公司要我把石鐘山的短篇改編成電視劇劇本。寫劇本主要是搭建人物關系，編織情節，除了掌握一些編劇方法外，還要有一定的生活閱歷和文字功底。你如何把戲寫得生動，把人物寫得鮮活逼真，我覺得這才是關鍵。

接下來我又把閻真老師的長篇小說《滄浪之水》改編為劇本《歲月》，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拍完后經歷了長達六年的修改和刪補，但是結果還是不錯的，也收到一些業內好評。后來我自己原創了電視劇劇本《雪狼》，在這部戲里，我第一次把筆觸對準了上世紀三十年代東北，通過一個位醫生和警察廳長女兒的情感故事，展示了那個時代的血雨腥風。同時，我開始在電視劇劇本創作中嘗試把歷史史實同虛構劇情相結合，比如《雪狼》的開頭便是講醫生為趙一曼治傷，這個過程中他受到了英雄的感召，成長為一名化名“雪狼”的地下黨情報人員。

《雪狼》海報

作家和編劇的身份，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說起編劇似乎最多稱得上是人類靈魂的“小時工”。作家仿佛更高深一些，編劇卻很容易讓人把“膚淺”“迎和”“媚俗”這樣的詞聯系在一起。但我覺得優秀的劇作家和優秀的作家的含金量是等同的，別忘了莎士比亞是作為劇作家登上了世界文學巔峰的。

具體地說，小說的寬容性更大一些，個性上也可以更極端，更私人一些，制約相對較少。但作為編劇，卻不得不考慮劇本的觀賞性、可操作性，相對而言，對創作者的“束縛”也更大。形容拳術高手有句話叫做“拳打臥牛之地”，說的是拳術高手即使在很狹窄的范圍之內，也能打出一套漂亮的拳來。編劇就是要當這樣的人。

我對小說創作仍抱有極大的熱情，將來肯定還要繼續從事小說的創作。我的小說作品量不多，但我非常喜歡這種表現形式，畢竟這是我最初的夢想。我覺得無論是小說還是劇本的創作，都不能太過刻意。一個創意，一個故事，適合寫小說就寫小說，適合寫劇本就寫劇本。無論何種選擇，其本質無非是把創作者的思想、情感、世界觀借由作品表達出來罷了。

《懸崖之上》花絮照

談電視劇《懸崖》：真實、情感、邏輯、情節

早年的東北事實上是有一種流寇文化的影子。新中國成立后，又有十萬轉業官兵在這里屯墾戍邊。他們骨子里有一種拓荒者的品質。闖關東的時候，好多人進了山海關就停下了腳步。只有最勇敢，最瘋狂，最有夢想的人才會走到黑龍江邊，在一個陌生國度的邊境線上不得不停下腳步。所以即便在東北，黑龍江人也是不一樣的，他們天性里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一種亡命天涯的蒼涼感和滿不在乎的幽默氣質。

我就是黑龍江人，在那塊土地上出生并生活了三十多年。黑龍江是個移民省份，偽滿洲國的時候，受過俄羅斯和日本文化的浸淫。我相信這塊凍土地上是出故事的，東北這個地方很獨特。特別是哈爾濱，它曾經非常開放，非常洋氣，被稱為“東方小巴黎”。你知道馬迭爾賓館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嗎？馬迭爾在俄語里就是“現代、時髦”的意思。據說，1906年的時候，馬迭爾賓館就有抽水馬桶了。

而且那個時候哈爾濱的人口三分之一是外國人，市內外國使領館，教堂，銀行機構林立。《懸崖之上》中出現的是羅馬尼亞使館，我記得《北方文學》編輯部曾經的社址就在當年的俄國領事館，那個大門是純橡木包銅的，特別厚重。

走在哈爾濱中央大街上，我會想起四五歲時到姑姑家時，第一次看到那些不一樣的建筑，那些叮叮當當的有軌電車，那些漫天大雪飄舞下的城市。充滿了一種異域氣息。哈爾濱也是音樂之城，當年突然傳來的手風琴聲，會讓你覺得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城市。有了之前寫《雪狼》的經驗，我想創作一部全新的以人性為真實為出發點的諜戰故事，這就是電視劇《懸崖》。

《懸崖》劇照

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寫劇本，我都愿意去追求一種有質地，樸素的真實感。比如說我寫《昭和十八年》（小說集），查閱了《黑龍江歷史編年》，也專門跑到富錦市，尋找常隆基烈士的紀念碑。寫《懸崖》，也查閱了上千萬字的資料，盡量還原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東北人、東北社會的真實狀態。劇中所有的細節，資料，偽滿洲國的警察機構，憲兵，保安局各科室配制，都是尊重歷史事實的。另外，關于烏蘇里虎計劃，民生團事件，以及共產國際特科，放火團都是有充分的史料依據。

我覺得有時候自己就像是個縫補歷史碎片的裁縫，在作品里盡力把我知道的那些碎片縫起來。它是我多年的生活積累，這不是短平快的東西。小時候，我就聽老人們講那個時期的故事。老人們的講述跟歷史書上看到的完全是兩個世界。我更相信那種樸素、自然的講述。為此我專門又回到哈爾濱，花了三個月的功夫，一面做資料收集，一面同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老人們聊天。一開始跟他們聊，一旁我還擺個攝像機，后來發現他們對著鏡頭就心有余悸和有所保留，我就索性關掉設備，跟他們抽煙、喝酒，聊家常……我要的是最真實最樸素的感受，不要那種經過過濾和修飾過的東西。

我當時就想，一定要把自己埋在厚厚資料堆中追尋歷史真跡時的那種感動，一并傳達給觀眾。說起來之前也有好多是以偽滿洲國時期的哈爾濱為背景影視作品，為什么《懸崖》播出后還能讓觀眾眼前一亮，我覺得就在于對時代的還原感上讓人耳目一新。

《懸崖》這部戲我從2008年開始創作，最初只寫了前6集，然后找了幾個制片人，但他們都說這個戲事件不夠離奇，沖突不夠激烈，另外過于強調文學性，可能不適應市場，還有人提議一開始幾集要不要加點愛情啊槍戰啊，謀殺之類的東西，但這都是我最反感的。后來同新麗傳媒的老總曹華益聊，我們倆基本算是一拍即合，就是要拍一部“走心”的諜戰戲，“諜戰”只是一個因素，一個外在的包裝。《懸崖》可以用四個詞來概括，那就是真實、情感、邏輯和細節。

電視劇《懸崖》在人物塑造上，無論是敵人還是自己人，坐在這個牌桌上的人沒有一個是蠢貨。同時行走在刀刃上的人，在某種意義上沒有高下之分。無論片中任何一個角色，他首先是個人，做事都要有充分的心理依據。所有的人物，都是立體的，復雜的。對講述者來說，無所謂善惡與對錯。這樣的評判讓觀眾去做。這方面，我們有理由保持沉默，做到敘述者先把自己隱藏起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尊重觀眾的智商和審美。

《懸崖》電視劇開拍前，我專門給劇組寫了封長信，算是個完整的編劇闡訴。因為情節的沖突和情感比較濃烈，內在，所有演員的表演的時候應該內斂為妙；哈爾濱當年是個號稱“東方小巴黎”的城市。中央大街，索菲亞教堂，猶太人公墓，馬迭爾賓館等城市的特點要在拍攝的時候盡量表現出來。包括雪地，冰河，森林……要拍出北中國的大氣和深厚。

《懸崖》劇照

再一個呢，我希望在制作上，應該拍出它與眾不同的獨特氣質。影調冷峻，風格深沉獨特，要有一種“大片感”，要有區別于一般普通諜戰劇的獨特影調；表現風格上，鏡頭要切得碎一些，特寫不妨多一點。形式上要把節奏提上去。沒有短鏡頭的“短”，就體現不出長鏡頭的“長”；在影視風格上，萬萬不能媚俗。我理想中的影調，應該是有一些電影《教父》或者《辛德勒名單》的那種感覺。是一種詩意的寫實主義。當然電影和電視有著非常大的差別，我們只是借鑒。在電視劇表現規則的范圍內，保留一些與眾不同的追求。

《懸崖》劇照，張嘉益飾演周乙

在我看來，電視劇《懸崖》里的周乙，是一個高度克制和沉著的人，是一個有著殉道者情結的人，支撐他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信仰，所以在任何時候他都壓抑著自己的情感。他知道在這場殘忍的游戲中，惟有謹慎和冷靜，以及關鍵時刻的無情才是生存的最高法則。

而這在和他同處一室假扮夫妻的顧秋妍看來，他是個少有情感的人。顧秋妍不喜歡他高傲，冷淡，無情，一切仿佛公事公辦的樣子。這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顧秋妍都對他保持著深刻的誤解。隨著那些驚心動魄的事件的逐漸展開，她才理解這個男人心中的力量，隱忍和大愛。

周乙深愛著自己的妻子孫悅劍，他對妻子的忠誠，使他對別的女人沒有任何非分之想。他對顧秋妍由剛開始的挑剔，淡漠，后來演變成一種兄長般的愛，這種情感隨著歲月的流逝，令人蕩氣回腸。在戲劇中，這是個很好的人設，如果兩個人間是情侶的關系，你再愿意為她去赴湯蹈火，那就不高級。兩個人之間只是純潔的戰友關系，卻愿意為她去粉身碎骨，特別是最后為了營救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去飛蛾投火，這就不一樣了，彰顯出了一種大義和高尚，有一種神圣的東西在里面。

觀眾只要對角色產生了認同，投入情感，這個人物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所有行為都會牽動觀眾的情緒。電視劇張嘉益飾演的周乙深入人心。當然，我們間也就結尾的藝術處理的問題有一些分歧，我更愿意留下溫暖和希望。

《懸崖》劇照

談《懸崖之上》：藝術工作者就應該創造令人仰視的價值

從電視劇版的《懸崖》到電影版《懸崖之上》，我的初衷沒有變過，都是想做一部真實的，深刻的，有人性基礎的，有情懷的，帶著飽滿情感的諜戰戲。我一直認為，諜戰是心靈和智慧的較量，是靜水深流，那種刺激和恐懼都應該是由內而生的。

《間諜之橋》里蘇聯間諜的扮演者英國老演員馬克·里朗斯真是把他演活了，這部電影我看了幾分鐘就知道它很高級。怎么說呢？你就看這個蘇聯間諜出場的那段戲，他坐在家里對著鏡子作畫，身邊的電話鈴響了，他不為所動，依然不動聲色把最后一筆畫完，才從容地去接電話，拿起話筒也是簡單的幾句應答。寥寥數筆，你就能看出這個老間諜的謹慎、鎮靜和沉著，開場觀眾就能看出他的內心很從容，很平靜，這樣的人物才是有一種深不可測的力量。馬克·里朗斯就用這不到半分鐘的表演，讓人物完全立住了。

我和好萊塢編劇大師羅伯特·麥基有過一次交流，他就認為，中國影視作品在精神含金量方面仍有欠缺，不注重精神和心理層面的東西，只是事件無節制的推進。這樣的影視劇缺乏靈魂，這在中國的影視市場恰恰是個被忽略的因素。靈魂有多重要，我可以舉個例子來告訴你。如果沒有靈魂，那些人物就是打扮得再妖艷也只是一具尸體而已。

影視劇不需要有多深刻，但它一定要有精神內涵，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創作。以往我們一涉及到諜戰戲的創作，就仿佛進入了“諜戰系統”，里面的人因為缺少人性的基礎而蒼白無力。事件波瀾起伏，而人物千篇一律。事實無論他們有多了不起，他們也是有著人類普遍情感的英雄，而不是超人。

普通人的故事最打動人，即便是間諜的故事。真正的間諜都是看著不起眼的，他要的就是這種出其不意的偽裝，泯然世人的感覺。

我記得讀西班牙作家瑪利亞·杜埃尼亞斯的小說《時間的針腳》，后來這部小說還改編成了電視劇。你看前幾集，完全不像是諜戰戲，而是講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女希拉，怎么遇到了渣男，怎么被騙得一無所有。為維持生計，她不得已開了一家時裝定制店，生活才發生了逆轉。這時二戰發生了，她由此身份介入到納粹高層中去，讓她最終成為一個負有重要使命，或許同歐洲大陸命運都休戚相關的重要間諜。

我覺得這么寫是高級的，一個普通人，也許她身上與生俱來有一些成為間諜的特質，但她完全是被命運推著走的，只是到了那個當口，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后來我還專門找來杜埃尼亞斯的創作談，果不其然，她是個語言學專家，寫小說也帶著求真的治學精神，她就說自己不是靠一時爆發的火花或靈感去創作，而是一步一步打造穩固的結構。

《懸崖之上》劇照

《懸崖之上》可以說是《懸崖》的前傳，兩者一個是電影，一個是電視劇，從時空容量上說，電影需要在120分鐘內解決所有的問題，當然是有相當的難度。如果設置得不夠巧妙，觀眾很可能就此失去興趣。沈從文先生當年說過自己寫小說的訣竅，無他，“就是貼著人寫。”這句話給我啟發特別大。

《懸崖之上》劇照

此次《懸崖之上》是一個群像式的呈現，劇情不完全圍繞男一號或女一號。這里面好多角色都特別重要，在短時間內，把每個人物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也是一個挑戰。

《懸崖之上》劇照

我的發力點是刻畫人和人的情感。我覺得好多諜戰片會把重點放到怎么去執行任務，怎么克服這個過程中的艱難險阻，或者如何做環環相扣的推理。《懸崖》開頭交代了故事背景是在1938年，日本全面侵華開始后。《懸崖之上》的故事背景比這要早上兩年。我通過查閱歷史資料，發現日本731部隊的前身，關東軍石井部隊中馬大尉，在偽滿洲國成立之后就悄悄率部來到哈爾濱背蔭河五常縣，秘密修建細菌試驗的殺人場，因為以中馬大尉為首，那里又被稱為“中馬城”。

那是個恐怖神秘的地方。有一年中秋趁著守備松懈，十幾位身陷囹圄的中國人從中馬城逃了出來，這就是當年著名的“中馬城脫逃事件”。日本人馬上就慌了，一方面密令抓捕越獄者格殺勿論，一方面沒多久就把中馬城夷為平地。他們為什么這么害怕？實際上自己也明白搞細菌武器和活體實驗這樣的事絕不能被泄露出去，一旦在國際上被曝光，就會成為法西斯反人類的鐵證。逃亡者里有個叫王子陽的最后幸存下來，后來還參加了東北抗聯，只不過兩年后又犧牲了。這件往事可能由于當年正值二戰爆發前夕，由于各種原因，他們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并沒有引起波瀾，反而石沉大海……我覺得這個素材很好，就把它挑出來，作為《懸崖之上》的故事背景。

《懸崖之上》劇照

烏特拉行動的任務目標是營救王子陽，但《懸崖之上》的故事，實際上只是截取了行動中的一個斷面，從電影剛開始，由于叛徒出賣，他們就被敵人識破并反滲透，這些人上來就掉到一個陷阱里，他們要活下去！電影講的是個脫逃的故事，講的是人在面臨絕境時的生死選擇。

劇本上，我前后改了兩稿，藝謀導演為了讓視聽效果更具有沖擊力，加入了槍戰打斗追車等一些適合視覺表現的元素在里面，也合并了一些情節。藝謀導演還貢獻了一個細節，比如開場槍斃犯人那場戲，行刑的槍手喝一大口酒，然后噴在跪地犯人的頭上，讓生殺予奪的場面有了某種儀式感，也推進了劇情（作為一種心理戰，令意志薄弱者最終成為告密者）。

全勇先探班《懸崖之上》時，與張藝謀合影。

電影開拍后，我曾去探班。在片場我看到藝謀導演拍戲非常認真，而大家對他也非常信賴尊敬。東北拍戲環境太艱苦了，很多時候他都跑前跑后，親力親為。我親眼看到為了拍一個等風來的空鏡頭，導演爬到一個梯子上指揮拍攝，在上面一呆就一兩個小時。

電影出來了，目前口碑還不錯，至于有人讓我把電影還有電視劇做個比較，我想說燕瘦環肥，各有千秋吧。電影和電視劇里都集中了一大批好演員，無論是電影的熱映和當年電視劇的熱播，他們都功不可沒。

關于電影的結尾，我想說打動人們的終究是人性的溫暖，在那么殘酷的事件里還有溫暖的東西，這才是最珍貴的。這也是我創作劇本的初衷。生活的現實和理想總有落差，但人心應該向著亮光走。是枝裕和的電影《無人知曉》里，梅爾·吉普森的《血戰鋼鋸嶺》里，同樣都傳達出對生命的仁慈和尊敬，藝術工作者就應該創造令人仰視的價值。

文中部分內容擇選自全勇先發表于《北方文學》雜志2013年第3期的《讀書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