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李敦白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美籍中共黨員。他出生于1921年，二戰(zhàn)結(jié)束時來到中國，長期在新華社從事英語廣播工作，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最高領袖以及陳毅、聶榮臻、李先念等中共重要人物都有交往。

        作為外國專家，他一腔熱情投入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中，“文革”中紅極一時，一度成為廣播局造反派的頭號人物。

        李敦白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雜志主編徐秀麗研究員一起完成了口述歷史著作《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由青豆書坊出品。

        經(jīng)授權(quán)，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將陸續(xù)選刊其中的精彩內(nèi)容，以饗讀者，以下為其對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回憶文章。 

        （一） 

        剛到延安不久，我就認識了劉少奇。我認識他在蘇菲、馬海德給我介紹王光美之前。他對我說，你的中文不錯，不過還不夠，中文有許多成語，含義豐富，你要學習成語。他還建議我看三本書，《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說這三本古典小說會給我提供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語言知識。我聽了他的話。后來因患肺病，只能半天工作，稍后更進醫(yī)院養(yǎng)病，得空我就讀這些古典小說，還開始學成語，所以我現(xiàn)在說話還能不時帶出成語，這得感謝劉少奇。

        與劉少奇的直接交往雖不多，可他是對我影響最深的中共領袖之一，這是因為他的《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這本書。可以說，我的前半生與這本書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對它的認識可謂一波三折，而且，它成為我漫長的監(jiān)禁歲月中為數(shù)有限的精神營養(yǎng)之一。我在宣化店就讀了這本小書，當時我不太同意其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尤其是關(guān)于黨員和黨組織關(guān)系部分。書中說，黨員具有他個人的利益，而且這種個人利益在某些時候可能與黨的利益發(fā)生矛盾對立，這時候，要求黨員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利益，而不能犧牲黨的利益（不論在任何形式的掩蓋與借口之下）來服從個人。而我認為，共產(chǎn)黨員不存在與黨組織不同的個人利益。當時我很年輕，充滿理想主義的情懷。我不是說過嗎，我在美國搞勞工運動時，我媽說，就算共產(chǎn)主義是好的，為什么要犧牲我的兒子？我的老師也說，為了某種事業(yè)而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不合理的想法。但我從來沒感到自己在作出犧牲，相反，我很快樂，完全沒有覺得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會有矛盾沖突。我請教鄭位三政委，在延安還曾當面請教過作者，仍然似是而非。第一次坐牢期間，我又讀了這本書，這時就覺得他講得很對，對這本書很欣賞，因為我當時已經(jīng)深深地感覺到，共產(chǎn)黨員確實有不同于黨組織整體利益的個人利益。譬如，為了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廣播電臺需要保密，不允許個人（尤其是像我這樣顯眼的外國人）在任何形式的掩蓋與借口之下（譬如輔導妻子學外語）隨便在周圍活動，夫妻只能一周一見；從我的個人利益講，卻忍受不了與妻子新婚離別的煎熬。同時，我已經(jīng)接受了這樣的觀念（雖然行為上不能完全做到）：只要是黨的紀律，你同意不同意都得遵守，就像“文革”中說的“理解的要執(zhí)行，不理解的也要執(zhí)行，在執(zhí)行中增加理解”。所以說，到這個時候，我已經(jīng)接受了《修養(yǎng)》的基本觀點，更重要的是，它對我認識個人與整體事業(yè)的關(guān)系，樹立革命的不朽觀，從而戰(zhàn)勝監(jiān)禁生活的孤獨絕望，并在監(jiān)獄中完成向真正的“自由人”的蛻變，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力量。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由陳伯達授意和修改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說“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所謂資產(chǎn)階級的“專家”、“學者”、“權(quán)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鼓吹“文化革命”就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chuàng)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chǎn)階級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看了這篇社論，我又覺得《修養(yǎng)》所說的“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的論證有問題。劉少奇在書中說，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地方黨組織的利益服從全黨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從整體的利益，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問題是，黨是通過個人實現(xiàn)其領導的，誰能代表全黨、整體、長遠？領導人和權(quán)威可能是錯誤的，服從黨的紀律，不是要求你服從錯誤領導，如果是錯誤的東西，你就不應該服從。這樣一來，就又否定了《修養(yǎng)》。“文革”時批“黑修養(yǎng)”，我到許多單位作過報告，連軍事院校都去。此時批判的角度與延安時期不同，但仍然圍繞個人利益和黨的整體利益這個主題展開。這時主要是批“奴隸主義”。《修養(yǎng)》中說共產(chǎn)黨員要絕對地、無條件地服從黨的紀律，我認為這是不折不扣的奴隸主義。我發(fā)揮道：凡是有奴隸的地方，必然有奴隸主，往下看是奴隸，往上看就是奴隸主，最上面的就是最大的奴隸主。我的意思是說劉少奇，但后來別人硬說我指的是毛澤東。這下禍就大了。

        現(xiàn)在看，我覺得《修養(yǎng)》很適合革命年代，因為那個時代需要絕對的紀律和服從，但它不適合建設時期，現(xiàn)在應該鼓勵大家提不同的意見。發(fā)明創(chuàng)造少，跟不讓人暢所欲言有很大關(guān)系。

        我覺得劉少奇跟那些部隊的首長很不一樣。我認識很多部隊的首長，只要跟他們交了朋友，就什么話都談，很熱情。劉的性格比較冷，不很容易交朋友。

        （二）

        我在北平軍調(diào)部就見過王光美，她是葉劍英的秘書。在延安的時候，馬海德、蘇菲夫婦在他們家里請我們倆人吃飯，想介紹我倆處對象。下一個周六，我請王光美在一個小面館吃回鍋肉，再下一個周六她回請，還是吃回鍋肉。延安也沒多少選擇。我們倆都是單身，但好像都沒有那個意思，我們就說開了，覺得還是做朋友好。我那時候在翻譯《小二黑結(jié)婚》等小說，好像請她看過，請她提意見。舞會上也碰到過。但沒有詳談過，交往很有限。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很正直，我對她印象很好。

        在西柏坡也偶爾見到，那時她已經(jīng)跟劉少奇結(jié)婚。一天清早，我到外面散步，看到他們夫婦兩人也在散步，劉少奇走在前面，踱著方步，王光美在他靠后兩步、靠左一步的地方乖乖跟著。這個畫面在我腦中烙印很深，我不由得想，這些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政治上、理論上無疑是平等主義者，但在實際生活中，恐怕誰都難以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他們是共產(chǎn)黨人，他們也是孔孟之徒。

        1949年之后沒怎么見到王光美。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批斗她的那次大會，我去參加了。周總理叫我不要去，江青叫我去，我聽了江青的。我當時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紅彤彤的左派，周總理當然擁護革命，但屬于老一輩，不如江青先進。沒聽周總理的話，去參加了這個批斗會，讓我后悔一輩子。不過我在會上并沒有怎么批判王光美，我只講了五分鐘，批了蔣南翔，蒯大富問我為什么只批“死老虎”不批“活老虎”。事實上我并不是有意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會回避會議主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清華原校長蔣南翔何許人也。

        我被抓起來后，莫名其妙地把我和王光美搞成一個特務集團。我的專案組隔一天審她，她的專案組隔一天審我。通過幾次審訊，我勾勒出了“案件”的大致線索：斯諾代表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發(fā)展CIA成員，他走后，我成了這個組織的首領；我發(fā)展了王光美，王光美又發(fā)展了劉少奇。這些事情，現(xiàn)在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當時不算離奇，比這荒誕的事情多了。

        她的專案組成員是些高級軍官，年歲較長，還比較理性，我的專案組都是年輕人，提的問題特別離譜。譬如說，問我為什么兩次吃回鍋肉，是什么暗號？這讓我如何回答？都面對面談話了，還需要什么暗號！沒道理。他們不斷糾纏這兩次回鍋肉的事。不知道他們怎么會知道吃回鍋肉的事，可能是我自己交代的吧。他們還指控我在紐扣里裝了個小照相機參加陳毅的批斗會，然后把資料傳給美國的電視臺，說三天之后，全美國都播放了這些照片。我們家老三后來說，她聽到這個傳聞后不禁失笑，她說：我爸爸的手特別笨，連個普通的照相機都不會用，怎么會有這么高的技術(shù)用紐扣相機這種東西。

        王光美是1978年底出獄的，比我晚。后來我聽說，她曾對秦城監(jiān)獄的負責人說：我的領導都放出去了，為什么我還被關(guān)著呀？1979年的三八節(jié)，在人民大會堂有一個大型招待會，這是王光美“文革”后第一次公開露面。我們家老二小東跑過去跟她說：“王阿姨，您和我爸爸以前是一個‘組織’的。”她笑了。

        我們后來一直沒有見過面。我曾給她帶過信，說我們是不是見面聊一聊。她說再等一段時間吧。這一等，就永遠沒有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