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李敦白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美籍中共黨員。他出生于1921年，二戰結束時來到中國，長期在新華社從事英語廣播工作，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最高領袖以及陳毅、聶榮臻、李先念等中共重要人物都有交往。

        作為外國專家，他一腔熱情投入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文革”中紅極一時，一度成為廣播局造反派的頭號人物。

        李敦白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雜志主編徐秀麗研究員一起完成了口述歷史著作《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由青豆書坊出品。

        經授權，澎湃將陸續選刊其中的精彩內容，以饗讀者。

          

        王震是我最早認識的八路軍將領。我們第一次見面在上海，是徐邁進帶我去見他的。他穿著國民黨的將軍服，正被一群募捐的學生包圍，他給了一點錢，說：我是個八路軍的窮將軍，沒有什么錢。后來我去湖南調查災情，路過武漢，到德國人開的德明飯店（中原軍區在那里設了辦事處）去見他，他像看到老朋友似的熱情。

        王震給我介紹了一個人，姓毛，他說是毛主席的親戚——恐怕是他編的，讓他跟我去湖南，幫助我調查。后來我們到長沙，住在聯合國救濟總署湖南分署，女青年會有一個人來告訴我，王震指派的人不能來了。離開長沙后，我們去衡陽，過衡水時坐的是一條木船，在這條船上，我碰到了國民黨青年軍的一個年輕士兵，叫張德明（音）。他告訴我，他被派到印度時學會了開車，在青年軍中做運輸工作。他的老家在保定附近，屬解放區，家鄉搞了土改，生活比過去好了，他還說他很喜歡八路軍。我說我要下去調查災情，調查救濟物資的分配情況，但感到很困難。他馬上說，他去跟長官請假，陪我去。結果我那兩個同事找當地官員了解情況，他在下面跑，收集的材料非常豐富，都是真人真事，我主要根據他的資料寫成報告。我到現在也不明白，這個人是王震安排好的，還是碰巧遇到？巧合的可能性總是有，但這也太巧了。  

        后來我被派到宣化店工作，在那里住了一個多月，經常與王震一起散步聊天，他說，他要把我帶到前線去，看看部隊的那些小伙子，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

        王震跟我講過他的身世。他小的時候，在鐵路上的一個英國人家里當過傭人，整天干粗活，他恨透了這個英國人，有一天打死了主人家的愛犬，跑出去當了紅軍。他說他的排外主義特別嚴重，痛恨所有外國人，申請加入青年團時，因此而未被接受。不過，他說，后來他的覺悟提高了，不盲目排外了，也接受了我這個外國朋友。王震是個熱情似火、對朋友赤膽忠心的人，一直到最后，他都對我特別親熱。

        他對部隊的感情很深。他告訴我，有一次一個手榴彈落在離他很近的地方，他的警衛員把他撲倒在地保護了他。 

        王震脾氣比較粗魯，不過他很怕他愛人王季青。我在張家口給電臺的人上英語課時，王季青抱著王之來聽課。后來王之擔任電子工業部的領導，有一次和美國公司談判，我們倆吵起來了。我對他說，你別跟我嚷嚷，你這么點大的時候，你媽抱著你聽過我的英文課。他馬上不吭聲了。     

        中原突圍后，王震回到延安。好像是1946年的11月，天氣很冷。我到四十里鋪去迎接三五九旅，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這么冷的天氣，王震和一些干部穿著布鞋，大部分人穿的是自己編的草鞋，那些戰士看上去真小，只有十五六歲的樣子，一個班里面，可能有一半的人拿步槍，有些人拿紅纓槍，還有少數人拿棍子。三五九旅還是最精銳的部隊。所以當時毛主席說每個月要消滅國民黨十個旅，我真希望能，但覺得不可能。  

        在延安，王震給過我一袋子蘋果，說是南泥灣生產的。     

        解放以后見面的次數不多，只記得有一次我、王震、還有煤炭工業部的部長高揚文在中山公園見面，我們在一起照了相。還有一次是他轉送了幾件新疆生產的襯衣，說是王恩茂送給他的。

        我們回美國定居前去見王震，當時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他說，以前你經常給我們介紹美國的醫生、教師、新聞記者，現在不需要介紹這些人了，你回去后介紹些財團人士給我們。我說，我從小是干革命的，最反對財團人士，也不認識他們。他說，我們都要重新學習嘛，你看我一直是當官的，現在也要重新學習。我們帶了他的囑托回去，后來搞咨詢、幫助中國的經濟建設，確實跟王震的要求有關系。對于另外一些人的要求，我們就沒有理睬。有人想讓我們假裝不愛中國，不說中國的好話，多搜集美方的情況向他們報告。這不是我能干的。掩飾自己的真實感情，這不好辦，我從來不是這樣的人。之所以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我想，一方面因為我坐過監獄，經受過考驗，可以信任，另一方面，以前我也常給他們反映外國人的情況，以改進工作。我沒接受這個要求，也許直到今天，都算我表現不好的事實吧。不過我們確實聽了王震的話，介紹了許多美國老板到中國投資。

        上世紀90年代初王震還去過一次美國，當時他已發現癌瘤，先到杜克大學醫學院治病，然后去洛杉磯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簽訂在上海組裝飛機的合同。他在洛杉磯的時候，中國大使館給我打電話，說他有點孤單，希望我們去看看他。我去看他，陪他上街，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一個中國農民，他覺得很自由，神色得意，說，你看，這些美國人看我，我就是一個中國老頭。他老跟我開玩笑，總說“貴國怎么樣怎么樣”。王震給人的感覺是個粗人，但聽說他其實很喜歡做古詩。 

        最后一次見王震是在北京，他骨折住院。王震有一次去看彭真，兩人告別時彭真摔倒了，倒在王震身上，結果王震的腿折了。我們正好在北京，王季青打電話給我們，說老頭住在三零一醫院，很苦悶，你們有時間就去看看他，聊一聊。這次見面，我們覺得王震思想比較偏激。  

        我覺得王震是中國革命的一個英雄人物，赤膽忠心。當然他們也都帶著自己生長的社會的烙印。我不贊成他后期的某些政治觀點，但作為朋友，對他很欣賞，他對友誼非常忠誠。丁玲遭難時，他把她接到東北，丁玲認為這挽救了自己的生命。我本人也受了他的恩惠。我在“文革”結束后很快獲釋，要感謝王震。后來王震跟我講，1977年的時候，他從在押犯人名單上看到我的名字，就去找李先念，說你看，我們的老朋友還關在里面。他們一起去找華國鋒，把我放了。所以“文革”后我出獄是比較早的，比丁玲、王光美她們都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