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葆石作客華東師大思勉講座，他總結出抗日時期上海文人的三種的狀態：隱退、反抗與合作。

        一直以來，人們常用黑白分明的二分法——“英雄還是漢奸”評價抗日時期的文人，但《灰色上海，1937-1945》一書的作者、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歷史系教授傅葆石（Poshek FU）卻認為，淪陷期的復雜與曖昧賦予了彼時文人多重的角色，難以“非黑即白”。在前不久的華東師范大學思勉講座上，他就當時的上海文人總結出三種糾結的狀態——隱退、反抗與合作。

        在戰后中國，日據時期的各種道德選擇被簡化為界限分明的兩極。1945年8月13日，即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一天，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已經在重慶成立“附逆文化人調查委員會”。1945年11月，在光復不久的上海，由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漢奸罪惡史》面世。一時，人們對那些戰時“文化漢奸”的唾棄鋪天蓋地而來。

        而傅葆石認為，上海全面淪陷時期，文人的道德與立場選擇充滿了因時代影響而特有的復雜性和曖昧性，難以用是非簡單地模式化。“他們有人消極抵抗，有人積極反抗，也有人附逆合作。”無論何種，抉擇源于當時上海文人對時代與命運最深刻的體會。

        “很多中文翻譯中，合作者被翻譯為漢奸。一般來看，反抗者就是愛國英雄，合作者就是漢奸、敵人。”然而，在傅葆石看來，反抗者不一定是純粹的反抗，合作者也不一定是簡單的合作，三種狀態交相重疊，呈現出那個時代獨有的文人心態與情結。

        1941年12月，上海全面淪陷，恐慌充斥著這座“孤島”每一個角落。所幸的是，上海有“商業城市”的標簽護身，不至于被過分蹂躪。日軍將上海視作大東亞后方基地，以戰養戰，以提供日軍亞洲戰爭的養料。于是，上海從南來北往的商業大都，淪為和外界隔絕的孤島。從1942年開始到1945年，物價飛漲，老百姓常說的話題便是今日的米價。據說1944年7月的一天，原本170元一擔的大米，早晨賣6800元、下午賣8000元、到了晚上更是飆升到了50000元一擔。

        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日軍列出來一張長長的名單，上面全是當時上海文化人的名字。這些文化人留在了彼時早已物是人非的上海，在亂世求生與民族大義的道德夾縫中痛苦抉擇。

隱退編輯王統照

        王統照是那時上海抉擇的一種模式代表——隱退。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王統照一家遷往上海。他曾以筆墨為武器，通過各種文學活動呼吁堅持抗日，如《烽火》雜志上發表的《上海戰歌》等詩。1937年末，上海淪陷。王統照堅持留在上海，成為為數不多的留下堅持斗爭的作家之一。在那段孤島時期，他定居法租界，改名王恂如，為《大英夜報》編副刊《七月》，也為《文匯報》副刊《世紀風》寫稿。

        1941年12月8日上午，日軍沖進上海租界，上海全面淪陷。王統為學生們上了最后一課，他的最后一句話是：“留不留在淪陷后的上海，這不是決定性的問題。問題在于我們走什么道路，在精神上和行動上，是堅持抗戰還是向敵人投降。”這句話，是他對抗戰最基本的立場。

        當時，上海很多重要知識分子和學生已陸續離開上海，多數去延安或者重慶，王統照依然堅持留下。不過，他慢慢停筆文學創作，消極抗戰，改行在開明書店上海編輯部擔任編輯。因自己沒有向日軍示弱低頭，王統照的日子過得越來越緊巴巴。沒有了稿酬，但日子還是要在日軍的步步緊逼中過下去。于是，他隱退于文壇，選擇了一種不用犧牲太多文人情懷又能不失尊嚴生存的方式——一心為開明書店編詞典，希望用另一種方式為戰后留下薪火。

反抗斗士李健吾

        王統照用一種無聲的方式堅持抗戰時，另一位抗戰代表李健吾則用一種更明顯和激進的方式表達立場。李健吾是當時上海重要的戲劇學家，在上海從事進步戲劇運動，是上海劇藝社以及苦干劇團的中堅。

        因為他，當時上海抗日色彩最重的文藝作品就是話劇，此時上海話劇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蓬勃的時候。李健吾說：“我是一個小民……永遠只是為這顆小小的良心尋求安靈。”對身為文化人的道德底線和良心，李健吾表現出一種絕不投降的“頑固”。相比于王統照，李健吾對個人利害表現出一種更無謂的態度，民族與國家利益才是至高無上的。

        李健吾不斷地用戲劇創作進行自己的精神反抗。在他看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他當時寫了很多愛情話劇，其中主角往往不受父母之命，由此暗喻著他的精神反抗。他寫道：“一個平時沒有一點點英雄的樣子給人，然而危機來了，他卻比什么人也勇敢……這個純潔的靈魂象征著一個善良的中國百姓。”

        不過，也有文人放棄了反抗，選擇默默接受日軍的統治。也有文人一反傳統，認為“餓死最大”。與李健吾同為積極反抗者的柯靈說：“自有史以來，道德的墮落……許多人都在變，有的簡直變成了禽獸，叫你對面也認不出來。”這里的“禽獸”，說的是當時的另一位文人——文載道。

        上海剛全面淪陷的時候，很多報紙都停刊了。1942年3月，朱樸創辦的一本名為 《古今》 的雜志面世。這本雜志于亂世中標榜名士風度，不談政治只談風月。不同于《中華日報》，《古今》強調大時代下追求個人的小情趣。于是，不見政治評論，多是小品隨筆、歷史故事與人情物理。可就這樣一本雜志，在當時很受上海文人的歡迎。“不僅后來被標簽為‘漢奸’的張愛玲喜歡，被標榜為愛國反抗者的鄭振鐸也每期必看。”傅葆石說。

        文載道就是《古今》的作者之一。當時的作者群還有陶亢德、周黎庵、紀果庵等等文人。這批人圍繞這本雜志，借著風月與歷史抒發自己內心的糾結。1942年11 月《古今》從月刊轉半月刊，封面是兩個隱士在一葉扁舟上喝酒聊天。歷史中的種種身不由己成為這群作者最大的借喻。很多人描述自己是遺民，想表達自己是孤臣孽子，但不是亂臣賊子。傅葆石說：“他們認為，自己不反抗日軍這個決定可能不對，但是意圖是無奈的。如今騎虎難下，雜志剛好為這些文人提供了一個平臺，可以發泄他們對那時政治歷史的疏離感及罪惡感。”文載道就寫道：“弟因無狀……目下除埋頭故紙堆里，寫無關大計之外……而終不能見諒于清流。”

非反抗者是漢奸？

        在戰后中國，最受爭議的便是那群因生存需求承認日軍統治的附逆文人。“這些人其實也不想參與日軍的統治，但是要吃飯，不能做陶淵明。為了減輕道德負罪感，他們用古往歷史與風月故事發聲自己的選擇乃是人之常情。”按傅葆石的說法，以文載道為代表的《古今》派“落水”是為了“一口飯吃”，也是日軍的政治暴力所致，就是為了“亂世求生”。

        由此，在傅葆石看來，文載道等《古今》派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奸。“雖然這群人沒有拒絕妥協帶來的回報與特權，但他們也拒絕幫助日軍宣揚統治。”曖昧而又復雜的道德抉擇，似要放在當時的情景中，才能有所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