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守先待后

        許多人可能不了解我早年的生活。從抗戰、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我就回到鄉下，那是1937年，我才七歲。1937年到1946年，我大部分時間都是住在我們安徽潛山一個叫官莊的小鄉下。那個鄉下的生活，也沒有學校，也沒有現代東西，所以根本就沒受到任何現代教育。私塾也只上了一年、半年的。換句話說，我根本就沒有正規教育，到1946年出來，已經十六歲了。到了沈陽，那時候要開始考大學了。數理化都是趕快去補的，才能勉強考進大學。換句話說，我的經歷使我根本不可能走理科之路。另外當然，我父親（余協中）是學西洋史的，他是西洋史的教授，還寫過《西洋通史》。我學歷史大概與父親有一點關系。因為理科根本不可能，沒有這個背景，包括英文在內，都是臨時到十六歲以后才開始補上的。

        潛山官莊鄉間九年，對我非常重要。我真正接觸到傳統社會，最窮鄉僻壤，最閉塞的，沒有任何變化的，接觸不到任何新思潮的。一切價值觀念，人情來往都是最傳統的。跟一千年前可以說沒有什么分別的。這種宗親關系，等于中國是一個社會圓圈網。你總有靠親友、親戚關系的時候，不是個個都像《紅樓夢》那樣爾虞我詐。當然，這一面也有，比如說分財產的時候。但是一般講，這是中國文化的好處，因為親情的關系有親切感。這個經驗，當時不覺得，后來在一生中會起到作用。后來我讀到現代學者講的一大套，好些在我看來，根本是不相干的。講的人自己根本沒進去，根本沒有到那去。拿一些西方的架構問問題，問完問題得結論，在我講都沒有說服力。像階級斗爭那一套，我覺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樣，地主迫害農民之類的事情在官莊簡直沒有聽人說過。而且因為宗族的關系，農民有時還是你長輩，你不可能迫害他，你還得尊重他。我小的時候，有一位農民比我年長二三十歲，還是我們家耕田的，我還得向他磕頭，因為他是長輩。這些把階級的東西完全緩和掉了。絕對不是一個階級斗爭、階級利益沖突的簡單觀念可以解釋得了的。我對中國社會文化的了解，是早期一本沒有字的書。

        像錢（穆）先生就能夠了解，因為他從小是在一個農村長大的。老一輩像陳寅恪大概還是城市的，所以還隔一點。但他是政治文化里面的中心，他有一些那方面的認識。所以每個人的生活世界對你的影響，不能不放到里面。

        我在哈佛念書所修的副科是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但是我不可能研究歐洲史，沒有研究的工具。希臘文、拉丁文都不懂，包括其他的文字，看不快，就根本不可能。我選擇專業只能回到中國。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必須真正了解一個階段的歐洲史，作為參照系，再回頭整理中國史。我選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是因為這是歐洲從中古到現代的大變動的階段。

        說老實話，我在大學根本沒怎么好好學，因為一直在逃難。在新亞上課，錢先生那時也很難集中精神教學，像在北大時期。他常常要去募捐，新亞要生存，對時局又不滿意，所以許多個人苦惱，都在課堂上無意中就流露出來了。所以我一直到大學畢業，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有限，主要得力于私下和錢先生交往。我跟錢先生的時候，把他《國史大綱》好好看了，當時還做了筆記給他看，是提要式的。所以那時候，讀書主要靠自己主動去追求，系統地讀書是從香港開始的。

        《國史大綱》是錢先生影響最大的書，有很多深刻的見解，它不是一部普通教科書。你要懂它很不容易，文章寫得太簡潔。當然他有一個傾向，基本上是反對傅斯年他們那一派的。他要看中國歷史，要說中國歷史一種特殊性，特殊的面貌，有個特殊走向，不是能拿西方東西來套的。他主要講各朝代怎么興亡的這種背景，以及深層的變化。他講南北經濟文化轉移，那是很重要的文章，根據很多量化的資料。他看中心怎么轉移的，這個你沒法推翻的。以安史之亂為中心，南方怎么越來越強，文化也是如此，商業也是如此，土地耕種也是如此。然后跟水利的關系，這些都是很具體的東西。他講秦漢統一，對中國來說不是一個普通的專制問題。他打破了中國史是皇帝一人專制的迷思。統治階級專制怎么專??？這么大的國家，一個皇帝怎么專啊？它的皇帝制度之間有一種平衡，想專是當然想，可是困難啊，給你增加許多制度。所以不能簡單地看這個問題，以為中國士大夫都是皇帝的奴才。為什么有諫官制度，為什么有諫議大夫呢？為什么要有御史呢？它有一種近乎西方所謂牽制、平衡的問題?；实鄄⒉痪哂袨樗麨榈淖罡邫嗤?，不受任何限制。而且秦以后在五行觀念之下，萬世一姓的王朝觀念已不存在了。這些都是他講中國文化的特性，針對現代人過分強調以西方概念籠罩中國歷史。他最恨的兩句話，一個是剛剛說的皇帝一人專制，另一個是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他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封建早就沒有了，郡縣制統一在一個中央之下。封建則相反，必是分裂的。又是中央，怎么又封建呢？政治都是專制，不是這么簡單。從形式的政治學來說，當然它不是民主憲政的，當然是專制的，這是一個純形式的解釋。我們必須了解的是，一旦一個王朝成立以后，皇帝到底起什么作用。這個要具體地研究。《國史大綱》當然有許多很了不得的見解，但是你要對史學史不熟悉你就不容易知道，他有些東西是暗中和陳寅恪商榷的，如關于府兵制的起源問題；有些是很深的問題，針對某些現代說法作爭辯，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的。

        錢先生的那個《國史大綱》，我認為是很了不得的書。那不是一般的教科書。它表面上是教科書，用綱目體寫出來。但他的“綱”非常簡要，有時只有一句話，“目”也不能暢所欲言，暗藏許多東西，有些都是關鍵性的大問題。例如書中談西晉“占田”、“課田”問題，后來引起呂思勉、唐長孺、楊聯陞諸先生的深入討論。這當然不是一般教中國史的老師所能看得到的。

        在思想方面，我相信錢先生對我很有意見，而我也不能完全接受他的看法，但彼此只是心照不宣，從未說破。我研究中國思想史是通過他的著作而展開的，如我寫漢晉之際新思潮和章學誠等都是顯例，并且得到他的點頭，見于他的書信中，他是我師從所出，毫無問題?？傊?，我的經驗是：只有多讀書，在學問上建到某種高度，才能對他有可靠的認識。

        我最初在新亞，聽錢先生的課，留下一個難忘的印象。錢先生當時氣大得很，拼命地罵美國。我最記得有一次，旁邊有一條狗，他罵杜魯門，什么總統，穿個花襯衫，夏威夷衫嘛，你看那個狗，就比杜魯門有尊嚴。這很使我吃驚，覺得太主觀，太情緒化了。杜魯門穿花襯衫有什么罪過呢。這給我很大的警惕，必須避免主觀，更不能情緒化。但這在錢先生只是偶一有之，對我則成了一大啟示。

        那時我在香港主要興趣還不在中國史，對社會科學都很有興趣，人類學、西方哲學這些東西都是相當吸引我的。到哈佛以后，我還聽了不少課，像哲學系的，講歷史哲學的課。我都是正式選課的，不是旁聽。另外，那時候羅馬史，我也正式上過課。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是些很有名的教授講。那時我是真正想探索西方思想，從上古到中古這一段。然后接下來的近代轉型期，我研究更多的是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因為這是從古代中古社會變成現在。這跟我研究中國史的想法連在一起了，作為一個準備，等于是后面的準備工作。我不可能直接把這些東西用過來，用不了，我只是看西方專家是怎么處理這些問題的。

        我當時關心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怎么樣變成一個現代的問題。在這一領域中，錢先生和胡適便分道揚鑣了。錢先生仍可說是“中學為體”，胡則傾向西化，后來改稱“現代化”。我大致處在兩極中間。我認為中國傳統是既存事實，不可能完全拋棄，只能逐漸改進，而現代中國也不能不接受某些普遍價值，一定程度的西方化也無法避免。

        《民主評論》和《自由中國》對我都有影響，我在兩本雜志上面都寫過文章，最早的一篇論平等在《自由中國》。雷震我沒見過，但跟我通過好幾次信。后來我在思想上跟殷海光差得很遠，我寫的《論平等與自由之間》他不肯登，雷還寫信跟我抱歉。因為我那時就提出，講自由、平等這些東西，不能脫離中國文化來講。在文化脈絡中怎么實現平等、實現自由，你不可能照搬西方古典的自由主義。

        在《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之間，我的基本立場還是偏向《自由中國》多一些。我覺得唐君毅先生太抽象，錢先生有時又太偏向中國傳統，過分的理想化。我從歷史上看，不是很真實。所以我那時讀陳寅恪，反而感覺真實感多。因為他把后面各種各樣的、可能的動機都給你搞出來。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當時在香港讀的。例如他討論“府兵”制，考慮到宇文泰個人的野心和當時鮮卑部落的關系，以及各部落中的漢族，表面上是依照《周官》理想，實際上是吞并其他幾個部落，把其他部落并吞到自己手上來。后來滿清也是一樣的，八旗要搞成上三旗、下五旗之類。所以你這樣看歷史才能看到真實，不是說照理想觀念在歷史展開的，哪有這樣的事情，那是太天真了。

        來哈佛之前，觀察歷史的方法差不多已有了，但不夠清楚。主要是因為在香港讀書太不夠，我在1952年畢業時新亞書院還沒有圖書館。要借書只好去美國新聞處和英國文化處兩個地方。

        我在哈佛讀研究生第一年（1956-1957）并未上楊聯陞先生的中國通史課，因為我已有基礎。楊先生也只要我上制度史的課。這是較高級、較專門的課，涉及重要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種種制度的研究。楊先生出身清華，畢業論文寫的是中唐稅制，陳寅恪先生是他的導師；他的專業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受到北大陶希圣先生的影響不小。他在《食貨》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受到好評。畢業前又受了吳晗的邀請，寫了一篇長文，題目是《東漢的豪族》。這是他的成名作，在《清華學報》上刊出后，不但國人注目，并立即在日本廣為流傳。到美國后他受到進一步的經濟史專門訓練，著述極盡謹嚴之能事。我來美時他已有多種英文專著出版，《哈佛燕京亞洲學報》上的文章與書評使他名聞整個西方漢學界。他廣讀西方經濟學、史學的作品，但并不迷信西方理論。他研究所得都是從中國原始文獻中摸索整理出來的。我受他的指導，才知道做學問必須字字有來歷。我以前有些放言高論的傾向，以后便改變了。我記得第一次向楊先生問學是在我入研究院以前，身份還是“訪問學人”。我在香港寫了一篇論東漢政權與士族大姓關系的長文，我當時并不知道楊先生早有《東漢的豪族》的名作。到哈佛后，才有朋友告訴我。我趕快將文稿送請楊先生指正，他叫我到他的辦公室，讓我讀他的“豪族”大文，同時他閱讀我的長稿，兩人同時進行，十分有趣。這事我已在該文講過了，不多說了。今天回憶至此，仍不勝感慨。

        在香港時我受錢先生影響最大最深，注重通識，喜歡講大問題，因為錢先生擅長宏觀論斷，又能抓住要點，能用一兩句警策的話籠罩全局。這都是我想學的。但我尚無學力，這樣做是危險的，楊先生的淵博和謹嚴在此恰好是對病下藥，把我從懸崖邊上救了回來。

        在哈佛研究院第一年我多讀西方歷史和政治思想、歷史哲學等課，是為了補自己背景之不足，因為我有自知之明，不可能以西方為專業。所以我是多受教，少議論，也沒有和西方老師發生深一層的關系。我的治學大體，此時已確定了。

        中國人重視傳統，學術傳承，往往以“守先待后”四字加以概括。我在錢先生那里聽到這一道理，覺得很合口味。這個態度可以使學者不致過分發展一種“自我中心”的傾向。學問是公共的，不是一個人的私有物，這就是章學誠所強調的“言公”。所以“守”的不是自己老師一人之“先”，而是整個學術傳統?！暗馈狈且蝗怂弥?，若專以老師一人為主，那便流為“門戶”之見了。同樣地，“待后”也不是專指自己的弟子或傳人，而應是所有的后來者，否則又是立“門戶”了。另外，我們自己研究得來的東西也當包括在“先”之內。因為嚴格地說，我們一己所得也是得之于以前的傳統，包括老師在內，并不真是我們開天辟地創出來的。至于后人欣賞我的所得與否，這是不得而知的?？傊?，如借用佛家“因”“緣”二字，則“守先”可以說是“因”，下面是不是可以“待后”，那就要看有沒有“緣”了。

        我1961年冬天寫完博士論文，1962年春天楊先生去法國和日本講學一學期，所以我有了代楊先生教課的機會。這是我在美國第一次教書。1962-1966年的四年，我到密歇根大學教中國古代史，到十八世紀止，我還寫成了《漢代貿易與擴張》專書。此書并非博士論文，而是在楊先生“中國經濟史專題研究”班上寫的一篇論文，當時收集中外材料極多，論文只寫了一個綱要。這時有了空閑，便全力以赴，寫成一部書。我在美國從事學術研究，從此開始。1966年回到哈佛，與楊先生合教十八世紀以前中國史，直到1977年才轉到耶魯歷史系，一教便是十年。1987年到普林斯頓，到2001年退休。中間1973-1975兩學年我從哈佛告假，回新亞書院，這是償還1955年承諾的義務。

        二、道問學

        我的博士論文是關于漢代神仙觀念的研究，擴展為《東漢生死觀》。寫完《貿易與擴張》后，我才再整理博士論文，先后變成了幾篇學報專論。我在美國教書不能不以英文作品為主?！顿Q易與擴張》一書可看出我正轉向注意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特性。問題包括：中國和外面是怎樣交通的？中國發展、擴張是一個什么方式？和西方好多內容不一樣。貿易跟政治什么關系，對外族是一種什么樣的觀念，外國又有什么影響，都是跟現代很有關系的問題。中國文化到底是封閉的，還是開放的呢？中國價值觀念在制度上怎么表現啊。以及像講朝貢制度之源頭，怎么開始的，講朝貢制度的開始，一個大帝國跟周圍的關系是一種什么樣的觀念，它怎么樣分等級的，怎么樣分內外的。因為寫了這個書，后來《劍橋中國史》約我寫漢代外交關系。實際上寫那一章已經又有新發展了，跟那個書已經不一樣了，尤其在匈奴的方面。也因為這部書，內陸亞細亞名家賽諾（Denis Sinor）又邀我寫“匈奴”一章，收在《劍橋內陸亞細亞早期史》之中。這是我在美國治學的一個主要環節，中國讀者并不知道。

        我寫漢代的那個研究，實際上是個文化史研究。我要通過經濟制度，怎樣達成關系，中國人和匈奴怎么打交道，在我的帝國系統中占什么位置，這實際上后面是一個觀念。后面是觀念，前面是事實。不經過那個事實根本沒有辦法。

        漢代那個書是講一個結構，我要給它立體化，把歷史立體化。我不要一個平面。平面無限發展，那就糟糕了，是在地上鋪了一地，提不起來，站不起來。做漢代這個研究，我想也有個好處。我從前做過社會史、社會經濟史，以經濟為主的，這讓我了解中國史多面的，不限一面的。如果你老研究思想層面，其他都不碰，對思想史的認識也有局限。

        漢代那部英文書出來以后，沒有再花大力氣去寫英文專著，原因就是去香港，這是個轉折。我回港前，先訪日本，再去臺灣，發現我寫的英文著述，幾乎沒有人看，日本漢學家更是如此。所以我決定用中文寫專著，然后用英文寫一篇提要式論文，給西方讀者看。這就可以兩者兼顧了。

        我剛來美國的時候，英文也是不行的。我英文根本就沒好好學過，只是自修的。只有看書的能力，但是我從來沒機會說話。新亞哪有什么機會說英語呢。所以我英文并不算好，我只是勉強做到“辭達”兩字而已。我只能說現在可以寫學術性的文章沒問題。我有的話就是從中文轉過來的，實際上這兩種語言也有相通的部分。你真正能把中文寫出一種氣勢，那么英文你自然會無形中露出來。把英文變成你的工具，這就夠了。

        用文言文寫作，是因為有些東西是用文言文表現比較好，比白話更有味道。像《方以智晚節考》，寫的是一個情感上忠于中國文化的遺民，他那種心情，還有引的文字，多半都是那個時代遺民特有的語言，有一種悲慨之氣，改寫白話，味道全失。采用什么文體，與題旨有關。

        我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純出偶然。大約在1950年代初，我在香港讀了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研究，開始系統地讀《紅樓夢》文本，忽有所悟，我因此斷定曹雪芹有他獨特的文學構想，并不是胡適以下所說的“自傳”。自傳是紅樓夢的材料，確乎不錯。但作者更要表達的是他的藝術想象。全書的結構和設計也是與構想配合的。我斷定“大觀園”和“太虛幻境”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全書十分復雜，此處不談。我覺得應該把“紅學”從“曹學”的困境中拯救出來。我的悟解當時并未寫成文字，一直到八九年后在哈佛研究院時，才在同學小集合中作了一次口頭報告，把所悟整理得較有系統，但仍然未寫一字。恰好1973年我回香港，正值中文大學十周年紀念，有人知道我對《紅樓夢》的看法，由宋淇先生出面，請我講演，這才有“兩個世界”一文問世，當時即譯成英文。接著便有“紅學革命”的論文，第一次引用了庫恩（Thomas S．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的理論，解釋紅學的幾次變遷。這篇文字激起了不少爭論。

        我在香港擔任新亞書院校長兩年卻是我平淡人生中一次波瀾洶涌的日子。我不幸在這兩年輪到兼任中大副校長的職位。又恰好香港政府決心要改革中文大學，使三間基礎書院——崇基、新亞、聯合——不再獨立于大學行政中心。因為前此十年是“聯邦”制，三學院基本上獨立，學院校長，當時稱“校長”，President，與大學總校長是平行的，開會時每一院校長都有否決權。不但如此，各學院也有完整院系和行政系統，各屬自己董事會管，大學不能過問。我因副校長之位而被指定為改制工作小組的主席，從1974年夏天到1975年的5月，前后開了一百四十多次的會議，商討如何改革。我盡量想保持三校完整和獨立，最終共同寫了一份報告。但兩面不討好，港府固不肯接受，新亞方面唐君毅師竟誤會我“出賣”母校，在背后鼓動學生寫大字報批我。牟宗三先生也參加這些背后集合。牟先生和我是圍棋之友，平時關系很好。當時在新儒家三大師中只有徐復觀先生打電話給我表示同情，勸我不能辭職，又在《華僑日報》寫文責備香港政府和中大當局，對我表示同情。我為此曾對唐先生當面說：您是老師，有問題應直接找我說明，因為這件事我已向新亞董事會作了報告，而且您自己也是董事之一?，F在你們不公開和我討論，問清楚真實情況，卻在背后鼓動學生向我貼大字報，實在不能叫我心服。唐先生也無話可說。不過事后，我還是理解唐先生確是為了理想而奮斗。這是一場不幸的誤會。但我對新儒家在理論上陳義高遠，而實踐中卻和常人差不多，不免感到失望。

        我表彰陳寅恪是因為尊重他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同情他一再受壓迫而始終不屈不撓，但并不表示我要追隨他的學術路向。我有自知之明，根本沒有條件走他的道路。而且我對于不少史學前輩都很敬重，不過并不“崇拜”，如陳垣、呂思勉、柳詒徵等，我都從他們的著作中盡量吸取所長。我對于陳垣尤有敬意，因為他是我父親在燕京大學時的業師。今天史學界提起“史學二陳”來，大概沒有人不敬佩，他們兩位也確是各有千秋。以掌握中國史料而言，陳垣或尚在陳寅恪之上，不過以現代的概念化來說，陳寅恪似勝陳垣一籌。

        這一點和中國學問的現代化有關系。試以孫詒讓與王國維為例，孫氏（1848-1908）的經、子之學在清末的貢獻最大，他的《周禮正義》和《墨子間詁》都是不朽之作，而且他也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先驅之一。他是清末上承乾嘉考證傳統，下開現代學風的一位大師，同時無人可及。但以國學研究現代化而言，則都公認王國維的貢獻最大。以經學功夫而言，王當然趕不上孫，但王的時代稍晚，受到了西方史學、哲學、文學各方面的深厚影響，使他在概念化方面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因此在他手上，乾嘉考證發揮了更大更廣的作用，例如中國戲劇史的考證，王便是開天辟地第一人。

        清代學術是儒學發展史上一個重大的轉型階段，它主要表現在對于古代經典文本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由于經典文本中涉及的方面極多，如名物制度、六書九數、天文歷法、訓詁音韻等等，這種分析和研究工作一旦展開便必然形成一個長期的學術運動。當時參與運動的學者即稱它為“考證”，其目的是要把經典文本中涉及的一切事物弄清楚，如“明堂”是什么？“弁服”是什么樣子？“車制”又是怎樣運作的？他們認為只有將一切名物、制度等等都考證得明明白白以后，我們才能真正懂得經典文本的原來涵義；古代圣賢訓示我們的道理，當時叫作“義理”，只有通過這樣的“考證”才能顯露出來。所以“考證”是發明經典中所蘊藏的“義理”的不二法門，這是清代主流學術界的共識。

        考證學運動為什么發生在清代？這問題過去有好多答案：有人以為受耶穌會傳來的“西學”影響，如陳垣；有人以為明末清初知識界厭惡“理學”空話，便轉向研究經典實學，如梁啟超；更有人認為滿清文字獄厲害，逼得學人逃到不涉思想問題的經典考證中，很多人都信此說。這些答案都是從外緣方面探索得來的，雖然也或多或少與清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有些關聯，但畢竟只能算是一些助因，沒有觸及核心部分。

        我們通察宋明儒學的發展過程，便可知從“義理”到“考證”的轉變主要是儒學史的內在理路逼出來的，任何外緣因素都是次要的。最簡單地說，宋明時期程、朱和陸、王兩大流派的爭論一直是在“義理”或哲學的層面進行的。到了王陽明時代，“義理”之爭已走到盡頭，雙方都提不出更新的哲學論證了，然而還是不肯罷休。在這一情況下，“義理”之爭終于發展到經典文本上來了。何以有此轉向呢？理由很簡單。無論是程、朱派還是陸、王派，都堅持“義理”不是自己向壁虛構的，而是來自孔、孟、六經的原始文本。既然如此，他們便必須進一步證明：對方的解讀是錯誤的，只有自己才得到了正解。所以王陽明為反對朱熹關于“致知”、“格物”的說法，最后竟轉而要重定《大學古本》，這就進入文本考訂和訓詁的領域了。同時他的論敵羅欽順（1466-1547）也明白指出：關于“心即理”和“性即理”之間的是非只有“取證于經書”才能復得最后的解決。這更可證明明清學術思想從“義理”轉向“考證”是內在理路逼出來的。關于這個問題，我在《論戴震與章學誠》專書中已有較詳密的論證。我現在要強調的是：清代考證學在中國思想史以至文化史上有極重大的意義，并且影響到中國現代思想與文化的興起。這是我以前提到過但沒有充分發揮的一個論點。

        現在讓我以最簡單的方式把這一論點交代出來。有清一代的考證運動在儒學史上發揮了一個十分重大的功能，即將知識或學問的價值普遍地建立了起來。龔自珍（1792-1841）曾明白指出：儒學有“兩大端”：一“端”是“尊德性”，另一“端”則是“道問學”。但進入清代以后，“其運實為道問學”。這是他對于清學性質所作的整體斷定。他是段玉裁的外孫，自幼即得到外祖父的賞識，這幾句話是必須受到我們重視的。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宋明理學傳統中，“尊德性”一直被尊為儒學的終極追求，“道問學”雖然也很重要，然而畢竟是為“尊德性”服務的，豈能平列為儒學的兩大“端”？可見龔的提法已落在“道問學”的范疇之中，顯示“知識”的地位已大為提高，足以和“道德”并駕齊驅了。馮友蘭談戴震思想，認為其中有一個預設：“知識即道德。”其實這一預設不限于戴氏一人，而潛存于整個清代考證學運動的背后。梁啟超斷定清代考證學體現了“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他出身考證，他的感受是很真切的。“為學問而學問”即相當于“為知識而知識”。戴震又常說：“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為真知”，這句話恰可印證梁氏的論斷。當然，清代經學家仍然推崇“尊德性”，但其實只是門面上的事。他們的終極關懷則在“知識”。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段玉裁。他把古韻中“之”、“脂”、“支”分成三部，是當時一大發明，然而他并不懂得為什么這三音在古代竟讀法不同，因此寫信給同行友人說：如果足下知道其故，務請見告，我“得聞而死，豈非大幸”。這是暗用《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典故，可見“真知”在他的心中已取得了“道”的無上地位。但在宋明理學家的眼中，段玉裁簡直可以說是“玩物喪志”到了極端。

        總而言之，“道問學”雖早就成為儒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孔子也說“思而不學則殆”，但只有在清代，“實證知識”的崇高價值才因考證學的興起而普遍地建立了起來。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大變動，對“士”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清末學人如梁啟超等之所以重視“實證知識”，因而很自然地接受了現代科學及其方法，正是由于清學的背景?！拔逅摹币院?，“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則是更進一步的現代轉化；傳統的“士”也因此而轉變為現代“知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