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洪業傳》的作者、自稱近代史研究“票友”的陳毓賢女士抵達上海，澎湃記者借此機會采訪了她，請她著重談了她和周質平教授合著的《一個實驗主義者的自由精神：胡適與韋蓮司半個世紀的情緣》（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and Edith Clifford Williams）一書。

《一個實驗主義者的自由精神》

        澎湃記者：您和周質平教授怎么想到要合寫一本關于胡適情感故事的書呢？

        陳毓賢：周質平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他在臺北的胡適紀念館和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檔案里，發掘了胡適和韋蓮司三百多件來往書信后，1998年發表了《胡適與韋蓮司：情深五十年》一書。有人跟他說此書應有英文版，因書信是英文寫的，讀中譯本總覺得隔了一層。

        外子艾朗諾2002年在香港城市大學當訪問學者，周質平恰巧也在香港，我們在一個晚會上毗鄰而坐，我說我看過他那本書，是《洪業傳》北大版的責任編輯張弘泓贈寄的。他很驚訝我就是《洪業傳》的作者，因他看過哈佛原版，卻沒醒悟到Susan Chan Egan 是華人。于是，他邀我和他合作寫他那本書的英文版。我相當猶豫，因一般英語讀者對胡適已經沒有印象，寫這本書不但必須重新介紹胡適，而且必須提供當年的社會文化及政治背景，何況兩者之中英語讀者也許對韋蓮司的觀點更有興趣，而周質平手上韋蓮司的資料不多。結果我還是應允了，一共花了七年才完成。

        

        澎湃記者：關于胡適的情感生活，周質平教授早就撰寫過《胡適與韋蓮司：情深五十年》，江勇振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也有相當精彩的研究，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有何特別的新發現嗎？

        陳毓賢：江勇振我本來就認識。朗諾剛開始在哈佛教書的時候，孔飛力（Phillip Kuhn）從芝加哥大學到哈佛接替他老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職位，帶了三位他在芝大的得意門生來，江勇振就是其中之一位。我寫《洪業傳》時，他告訴我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有洪業的檔案，讓我讀后對洪先生在燕京大學任教時的經濟情況有比較清晰的認識，令我非常感激。

        周質平和我著手做時，朗諾在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校區任教，碰巧圖書館負責中文書的彭松達也是個胡適迷，他熱心替我注意新出的著作，是他告訴我江勇振有篇很長的文章登載在2004年5月的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的期刊上。原來2001年臺北有個國際研討會叫“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江勇振發表了一篇報告，叫《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私隱觀》，這篇文章是該報告的英文版。我到網上查詢江勇振的消息，發現他正把胡適和韋蓮司的戀情作專題研究，嚇了一跳，這豈不是要鬧雙胞案嗎？我要不要告訴他我們也從事這項目呢？為難得很，論友情我覺得應該告訴他，但周質平的意思是我們出版有眉目之后再告訴他。我對朋友說，最好我們的書趕快出來，可省卻他很多功夫。可是這學術圈子是相當小的，我們2006年5月終于在臺北碰頭，兩家人還拍了個合照紀念。我發現他把范圍擴大了，寫胡適生命中所有和他有感情糾葛的女子，而且用中文寫，這才松了一口氣。

        《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該年六月便出版，江勇振贈我一本。周質平和我的書是2009年才出的。江勇振掌握的資料相當驚人，他有些發現我們本來沒有，引了便備注。但就胡適與韋蓮司這一段的情而言，江勇振也有疏漏的，譬如他說胡適1949年回國時已經和韋蓮司疏遠，因他在海輪上給所有親近的人寫信唯獨韋蓮司沒份。我便告訴他。江勇振范圍做那么大，對韋蓮司背景的了解自然不如我們，我們對材料的處理也和他不同。江勇振的大前提是胡適“夫子自道”不可信賴，力求揭發真相。我們則在沒有足夠的相反證據下，原則上接納胡適的敘述，卻用現在的眼光解讀。

分工合作的幕后故事

        澎湃記者：您和周教授是怎么分工合作的呢？

        陳毓賢：周質平研究胡適數十年，對胡適當然比我清楚，但他教學兼行政常年在普林斯頓和北京間兩地跑，是個大忙人，我則已自金融界退休，相當悠閑，所以工作主要是我做的，因此兩個作者的名字我排在前頭。

        澎湃記者：您和周教授關于胡適的觀點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嗎？下筆的時候怎么處理呢？

        陳毓賢：我們對胡適和韋蓮司以及他們所處的環境有共識，沒有多少分歧。下筆基本上采用《胡適與韋蓮司：情深五十年》的處理方式，把胡適與韋蓮司往來的信件仔細看了，挑重要的段落錄下，圍繞信件發揮，把事情講清楚。

        澎湃記者：在撰寫的過程中遇到什么困難嗎？怎么解決呢？

        陳毓賢：開始時最大的困難是我們除了信件外，沒有其他關于韋蓮司的資料 。幸而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校區有個很出色的藝術圖書館，我找到一部1975年舉辦的“1910-25美國前衛繪畫與雕塑展覽會” 的說明圖冊，里面復制了韋蓮司的一幅油畫連帶小傳，并注明小傳資料的來源。我依此買到一本1986年出版的《綺色佳地方望族的房屋與資產》，有一章是關于韋蓮司家族的。我去了綺色佳兩趟，委托當地的歷史資料館替我們尋覓資料。另和萊斯大學的藝術史教授Bill Camfield 聯絡上，因他采訪過韋蓮司。這位藝術史教授非常熱心，提供了許多其他線索。

        澎湃記者：您的先生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是很有成就的學者，他對您的研究是怎么評價的呢?成書之前，他讀過你們的書稿嗎？

        陳毓賢：說來很不公平，我很高興看朗諾的稿件，但除非我特別要求，他從來不看我的稿件，因他雖然精神上支持我，卻對近代史毫無興趣。說實話，這情形和我早退休也有關，他是忙人，集中精神做自己的事，而我有時間看各種閑書。

如何理解胡適與韋蓮司

        澎湃記者：在您看來，韋蓮司在胡適的生命中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而胡適在韋蓮司的人生旅程中又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陳毓賢：胡適十九歲到二十六歲那段在美國的歲月，在他人生中是很關鍵的，許多價值觀于此時形成，而且不少是和韋蓮司來回討論而形成的。韋蓮司可以說成了胡適“美國自我”的替代者（alter ego）。胡適日后不時檢討他是否背叛了這些價值觀，韋蓮司成為他“坦白交代”的對象。韋蓮司很適合擔任這角色，因她對胡適關心，卻也能無情地批判他。有很長一段時期里，胡適夢想和韋蓮司靈肉合一，起初是環境不允，后來發現韋蓮司竟不是他的理想情侶，但仍把她當作傾訴的對象。

        韋蓮司是個思想性情都很開朗的藝術家，不缺乏談得來的男性朋友，把胡適當作其中的一個，趙元任也是一個，她以為他們回國后友誼便告一段落了。韋蓮司另有一位談及婚嫁的男朋友，是個畫家，也維持了長達半世紀的友誼。她后來對胡適的感情是被胡適挑出來的，年紀愈大，愈重視這份情誼。

胡適與洪業之比較

        澎湃記者：您同時撰有《洪業傳》，對于洪業和胡適兩位先賢，請您談談您總體上的印象和感受，他們兩人之間有何異同點？

        陳毓賢：胡適比洪業大兩歲，兩位都受過四書五經教育再上西式學堂，然后到美國讀大學和研究院的。他們這一代留美華人自信很高，抱負很大。

        胡適名氣比洪業大多了，但正因他是個公眾人物，有時必須逢場作戲。周質平看《洪業傳》覺得最有趣的一段，是洪業聽說胡適學會假笑非常驚訝。“胡適這人沒有一點俗氣，他當大使跟我說話時，我也不覺得他有俗氣，貝爾克夫卻說好幾次看到他假笑。我相信大概是大會的時候，跟那些沒關系的人說話，才擺出一副假殷勤，這是管外交的人所難免的……做大使對胡適是很大的犧牲！國民政府有胡適這樣的人做大使是很幸運的，但偏有小人不要胡適做大使……”

        洪業早就決定不做官，終身只做個“有為、有守、有趣”的人，在亂世中保存了一個里外一致的自我，對大社會來說是種損失，但不像胡適活得那累。

著作出版之詳情

        澎湃記者：為什么選擇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是該社編輯約的稿？

        陳毓賢：現在美國大學出版社都不愿出傳記，鄧小平、蔣介石這種等級的人除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是很有口碑的，編輯很優秀，它的書在美國由哥倫比亞大學代理。

        澎湃記者：該書出版后，有何反響？

        陳毓賢：書是用英文寫的，但華人的反應反而較熱烈。我發現胡適、徐志摩這批人，就像英國的布魯姆斯伯里圈(Bloomsbury Circle)一樣，對后來的讀者有不褪色的魅力。他們是那么世故又那么天真，而他們的掙扎牽涉到我們文化認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