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岳麓書社推出了超級減肥版的《晚清七十年》以來，該書被無數名人非名人反復推薦，儼然成為中國近代史的“必讀書”，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壇。由于“糖粉”陣容強大，批評的聲音幾被淹沒。雖然唐德剛關于北洋海軍“主炮晾衣”一說，已被海軍史研究者陳悅駁得體無完膚，多數人并沒意識到唐氏治學粗疏，是一以貫之的。從專業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說是浪得虛名之作，硬傷太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本文擬引用可靠史料和學界研究成果，略舉數例，暴露唐氏史學功力的不足，讀者自可舉一反三，重估該書實際價值。近幾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績斐然，史料整理和考證方面成績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見。

        本文所引《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遠流版五卷本，為免繁瑣，僅注出冊數和頁碼，如第四冊第87頁，注作“四，87”。

                “李鴻章是榮祿的政敵。李之下放廣州就是受榮祿排擠而去的。”（四，87）

        李鴻章和榮祿的關系，唐德剛并不了解。除了甲午慘敗讓榮祿對李鴻章有些微詞之外，從我所搜集的幾百條榮、李關系史料中可以看出，兩人長期以來私交甚好，政治上緊密合作，互惠互利，理念上大體都屬“洋務派”范疇。

        早在光緒三年，榮祿籌設神機營機器局，即曾請李鴻章推薦洋務人才，李也鼎力相助，推薦了著名科技專家華蘅芳。光緒十四年李鴻章在給李經方家信中，特地囑咐兒子去看望榮祿，提醒“葉[榮]仲華交好廿年，晤時問伊腳氣好否，洋醫有效否。爾須稱老伯、小侄，不作官話”。戊戌政變時奏請太后訓政的楊崇伊，既是李鴻章的兒女親家，也是政治盟友。楊崇伊事前專門到天津與榮祿密商。政變后英、日為營救張蔭桓，托李鴻章通過榮祿向太后進言，卒得減罪流放，也可見出李、榮兩人關系非同一般。關于李鴻章外放兩廣總督一事，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隨筆》中分析：“當召劉譚來京，兩江總督系以江蘇巡撫鹿傳霖署理，而兩廣總督則特簡鴻章往署。蓋榮祿助鴻章得之，已預為真除地矣?！薄鞍偃站S新”之前，李鴻章被光緒帝逐出總署，此后即投閑置散，沒有得到任何實缺，此時得授兩廣總督，正是求之不得。江蘇、廣東是富庶省份，晚清官場皆以兩江、兩廣總督為極優之缺。李鴻章本人也感覺到后起滿洲權貴排擠開明漢族大臣，希望離開北京是非之地。這次外放，實是榮祿鼎力相助，唐德剛居然視作“排擠”，真是南轅北轍了。

        北京陷落后，榮祿暫駐保定，慈禧曾令榮祿入京作為“會辦全權大臣”參與談判；李鴻章接到榮祿通過袁世凱轉遞的密信，奏請讓榮祿回“行在”當差，一方面可通過榮祿說動慈禧徹底調整政策，另一方面也為榮祿解圍，是“投桃報李”之舉。盡管榮祿在圍攻使館過程中采取“明攻暗?！笔址ǎ蚴桂^輸送食品，促成駐京公使與本國通電報，但他手下的武衛中軍畢竟曾參與圍攻使館，使他不適宜出任談判角色。李鴻章這個果敢行動收到明顯成效，榮祿到西安的第三天，清廷即開始大規模懲辦“肇禍諸臣”，將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勛等人革去職爵暫行圈禁。兩人配合十分默契，“政敵”之說，可以休矣！

        

        “命于式枚草遺折薦袁世凱代己為直隸總督。”（四，184）

        李鴻章臨終推薦袁世凱的神話，只因《李文忠公全集》《文忠公遺集》沒有收錄遺折，以訛傳訛達一個世紀。這封遺折，在《西巡大事記》及《一士談薈》一書均有全文，沒有只字提及袁世凱。袁世凱研究專家劉路生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了嚴密考證，徹底排除了遺折、附片保薦袁世凱的可能。由于李鴻章事先未作安排，臨終時已口不能言，這份遺折是由其幕僚于式枚在李氏去世后草擬的，不是出于李鴻章口授，故《李文忠公全集》編者吳汝綸、《文忠公遺集》編者李國杰不予收錄。在得到李鴻章死訊后二三個小時，諭旨即命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顯示太后此前已拿定主意。如果有太后以外的因素，列強的推崇、榮祿的提攜比較關鍵，盛宣懷也出力不少，與李鴻章沒有絲毫關系。

        和李鴻章“平分朝政”？

        該書第三冊如此談論翁同龢：“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三，173-174）。

        事實是，從來沒有存在過李鴻章和翁同龢“平分朝政”的時期。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鴻章繼曾國藩之后任直隸總督，后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太后深所倚畀的重臣。而翁同龢初入軍機在光緒八年（1882年）十一月，領班的是威望素著的恭親王奕訢，根本輪不到翁氏掌權。光緒十年三月，恭親王和翁同龢等全班軍機大臣同被罷免，醇親王奕譞以皇帝本生父隱執朝柄，以禮親王世鐸為傀儡，以孫毓汶擔任中樞實際辦事角色。直到甲午戰爭爆發，翁同龢再入軍機，十一月奕訢也再次出任領班，翁同龢一直未能掌握中樞大權。次年李鴻章被“留京入閣辦事”，被奪了實權。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奕訢去世，十多天后翁同龢被“開缺回籍”。翁同龢對朝政的主要影響力在財政方面（擔任戶部尚書），甲午期間對光緒帝主戰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時期和朝政的其他方面，影響較小，實在談不上“平分朝政”。李鴻章長期以文華殿大學士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節制主要國防軍淮軍、直隸練軍，實際主持海軍建設和對外交涉，淮系勢力遍布各地，論實際權勢，翁同龢望塵莫及。翁開始對大政發生重大影響時，李鴻章很快就成為“空頭大學士”。就算是在翁同龢權勢巔峰時期，軍機處有恭親王奕訢、禮親王世鐸班次在他之前，另有李鴻藻、剛毅等人分薄他的權力，光緒二十一年后軍權主要落在榮祿手上，總理衙門由奕劻領銜?！捌椒殖?，從何說起？

        

        “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

        唐德剛說太后“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罷官，趕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獨對’之權的光緒帝智囊。他作為享有清望的狀元老臣，也是朝中開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緒就失去一個首席謀臣、一個中間橋梁和一個翼護新黨的家長。一箭三雕，翁同龢在六月十五日被‘開缺回籍’。兒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三，232）

        康梁流亡海外，為了增強他們在海外華僑界的號召力，將翁同龢尊稱為“維新導師”，此后即以訛傳訛，真相完全被謊言掩蓋。其實只要仔細閱讀《翁同龢日記》，就不會得出這種荒謬的結論。孔祥吉通過核對原稿，已證實通行版的《翁同龢日記》并沒有太多刪改，可以放心使用。

        康有為的進用，翁同龢初期出力甚多，但后來感覺康四面樹敵，又開始退縮。正當光緒雷厲風行推行維新事業之時，翁氏這種出爾反爾甚至當面抗旨的做法，令光緒十分惱火。據《翁同龢日記》載，在《定國是詔》頒布前，光緒傳達慈禧有關變法的指示，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反而翁氏自己說“西法不可不講，圣賢義理之學猶不可忘。退擬旨一道”。結果，在他起草的《定國是詔》中，將變法綱領調整為“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大大降低了慈禧“專講西學”的激進調門，也顯示了翁同龢的保守傾向。在接待來訪的德國亨利親王時，光緒帝與之行握手禮、賜坐，遭到翁同龢極力阻撓，甚至在接見時大聲呵斥德國隨員，顯示翁氏仍固執“天朝上國”觀念，不愿以平等之禮相待。

        翁同龢在康有為急需支持的關鍵時刻，堅決與之劃清界線。四月初七日，光緒命翁同龢通知康有為再抄一份“進呈”圖書（《日本變政考》、《波蘭分滅記》之類），翁答：“與康不往來”；皇帝追問為何如此，翁答“此人居心叵測”；皇帝再問“前此何以不說”，翁答“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緒又問康有為進書之事，翁還是說“與康不往來”，導致皇帝“發怒詰責”。翁同龢最初推薦康有為是出于傳統的“自強”動機，也曾欣賞康的才華，但在進一步了解康的為人、“托古改制”等離經叛道的想法之后，撤回了對康的支持。將翁說成“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與史實完全不符。

        

        罷官出于光緒帝主動

        翁同龢因支持維新而被慈禧罷黜，這是康梁流亡海外時有意制造的神話，后來被不少史家全盤接受。但是，早在1957年，蕭公權先生在用英文寫成的《翁同龢與戊戌維新》長文中，即指出：“翁氏小心謹慎的變法路子與光緒無限的狂熱相沖突，光緒準備擺脫當時也已失去慈禧寵信的翁同龢?！虛p壞了多年來他所培養的與光緒之間的信任與融洽的關系。就光緒看來，翁對他不敬是很不好的；但其先鼓勵他變法，贊揚康有為，繼而突然撤回，取消前言，實在令人難以忍受?！笔捁珯嗟难芯康玫搅嗽擃I域主要學者后續研究的證實，如吳相湘、楊天石、孔祥吉等。翁同龢罷官出于光緒帝主動，慈禧只是順水推舟。

        一般人喜歡用“帝黨”來稱呼光緒帝最信任的臣子群體。在下《定國是詔》前后，原來帝黨中堅的汪鳴鑾、長麟、志銳、文廷式等已遭斥逐，朝中主要帝黨人物是翁同龢和張蔭桓兩人，而張有后來居上之勢。張蔭桓因推薦康有為、辦理外交和借款受到持續攻擊，光緒希望翁同龢能站出來維護張蔭桓，翁氏不僅不配合，還極力想劃清與張蔭桓、康有為的界限，目的在于為自己洗刷。

        皇帝要他力保張蔭桓，也是為了整個“帝黨”共同的利益，翁同龢的回答是“不敢阿附”，完全失去人臣之禮。以地位來說，張蔭桓僅是侍郎，身為帝師、協辦大學士、尚書、軍機大臣的翁同龢，將“阿附”這樣的字眼用在張蔭桓身上，他對張的嫉妒已顯露無遺。此舉顯示翁氏毫無風度，極端失態，等于譏諷光緒過分寵信張蔭桓，抱怨自己不受重用。

        四月初十日，恭親王奕訢薨逝，翁同龢失去了朝中最后一個靠山。二十六日，光緒到頤和園見太后，顯然有所請示；第二天即頒下親筆硃諭令翁同龢“開缺回籍”。清代制度，皇帝“上諭”一般是口述后由軍機大臣傳知軍機章京繕寫，重要機密由軍機大臣親自繕寫，都用墨筆；只有最重要的內容，才會由皇帝親自用專用的硃筆書寫。硃諭中特別提到“每于召對時，咨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這都是皇帝此前召見翁同龢時情景的真實寫照。如果是太后強迫光緒書寫，而光緒依然寵信翁同龢的話，斷難寫得如此具體生動。

        

        戊戌年仍享有“獨對”之權？

        翁氏享有“獨對”權力是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以前的事。檢該年正月《翁同龢日記》：“懋勤殿首領傳旨曰書房撤。余問長撤抑暫撤也？答曰長撤。余入見時奏，此事想懿旨所傳，上頷之?！彼^撤書房，即是停止翁氏給皇帝單獨授課。到戊戌變法時期，翁氏哪來的“獨對”權力？取消翁同龢書房獨對的權力，是榮祿向太后提出的，目的在于維護軍機處的體制。清代軍機大臣都是皇帝（或太后）集體召見，陳述的意見同僚都能聽到。翁同龢有一段時間，利用毓慶宮行走的帝師身份，單獨見光緒帝，秘密進言，破壞了“集體召對”體制，引起與榮祿極大的沖突。甲午戰爭最緊張的時候，翁同龢鑒于淮軍不可恃，曾提議用德國軍官漢納根為中國練兵十萬，榮祿認為這樣做是讓外人掌握中國軍權，極力反對；翁同龢利用“獨對”機會向光緒進言，光緒第二天即宣布“必須交漢納根練兵十萬，不準有人攔阻”，甚至明說不準榮祿掣肘。本來翁氏到毓慶宮是給皇帝上課，他利用這個機會干預朝政，可見為人的過分取巧。翁同龢“以巧致敗”，這是當時各派政治勢力共同的看法。政變后被殺的楊銳，在翁同龢被撤書房之后寫信給他的老師張之洞，明確指出“虞山[常熟又稱‘虞山’]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誤”[21]。

        “大模大樣、安步當車的搭車去塘沽”？

        唐德剛誤信康有為單方面的說法，以為政變前夕，“當時這位康圣人竟毫無警覺，他還以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辦報呢？乃大模大樣、安步當車的搭車去塘沽，乘輪南下?！保ㄈ?35）

        果真如此嗎？我們還是用康有為自己的原話來直接駁倒唐德剛?？涤袨樘拥缴虾卿量谕?，被接上英國輪船，在與英國駐上海領事班德瑞的談話中說：“不及整裝，便倉皇逃到天津?！边@個班德瑞當場記下的備忘錄，最原始可靠。康有為后來在《自編年譜》中吹噓自己大搖大擺經榮祿督署到塘沽，只不過是事后改口以塑造自己的“光輝形象”。他為何在八月五日連行李也來不及收拾就倉皇逃命？事實上在八月初三譚嗣同與袁世凱攤牌之后沒有得到袁的肯定答復，康必然料到“圍園錮后”陰謀行將敗露，只好借口奉旨辦報，一個人先溜之大吉。密謀的當事人畢永年，在《詭謀直紀》中也說：“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館探之，康已急出京矣。”這一“急”字，與班德瑞“倉惶”二字，完全吻合。唐德剛過分相信康有為自述，也經常因此出錯。經蕭公權、劉鳳翰、黃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學者跨度超過半個世紀的深入研究，我們對康、梁本人自述、回憶的可信度已有充分認識，不可再像以前那樣隨便采信。

        

        “六君子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三十一歲的康廣仁?！保ㄈ?，239）

        我在《戊戌政變：被遮蔽的幕后人物》（《私家歷史》第二輯）一文中引證多方史料，已證明康廣仁按大清律例衡量絕非冤枉，肯定不只是因“株連”被殺。八月十三日上諭說：“其情節較重之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六犯，均著即行處斬。”康廣仁只是個沒有正式職級的舉人，而被殺的四章京都是“四品卿銜”，楊深秀是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康廣仁若沒有配合康有為的實際活動，僅是株連的話，按慣例應該排在末位；之所以在上諭中排首位，正說明他在六人中“犯罪情節”最重，僅次于乃兄而已。若不講證據肆意“株連”，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林旭的族人林開章（軍機章京，容留林旭同?。?、楊銳的老師張之洞都不會如此輕松過關。

        榮祿打算“殺袁而并其軍” ？（五，90）

        書中對榮祿的描寫很多都純粹出于想象，毫無史料依據，例如說榮祿在光緒二十二年“有心找個借口，殺袁而并其軍”，簡直就是小說家言。榮祿作為后起“軍事洋務派”代表人物，因國家財力不足，暫時擱置海軍，大力主張用西法訓練陸軍，袁世凱正是榮祿物色到的得力練兵人才。甲午戰敗后，袁世凱得到李鴻藻推薦，先在榮祿負責的督辦軍務處效力，接下來創辦新建陸軍，出任山東巡撫，到繼李鴻章之后出掌直隸，幾乎都是榮祿一手栽培?？梢哉f，沒有榮祿，就沒有袁世凱；榮祿權傾朝野，也得到袁世凱實力的支撐。唐德剛居然想象出榮祿想殺袁世凱這樣的天方夜譚，我就不想再饒舌了。

        

        “告密”辯誣

        袁世凱“告密”導致戊戌政變發生，長期以來似乎已成定論。這種說法甚為不妥，完全站在康、梁一方說話。唐德剛也不加分辨地沿用了“袁世凱告密”的說法。站在中立的立場，袁世凱身為前任直隸按察使、候補侍郎、新建陸軍統領，向中央政府報告叛亂密謀，是他應盡的責任。事實上，按照大清律例，任何普通臣民都有報告謀逆密謀的義務，何況他是掌握軍權的二品大員。經過茅海建的精密研究，光緒不認可他本人知悉“圍園錮后”密謀。光緒四歲即入宮由太后撫養，在慈禧積威之下，加之長期以來“以孝治天下”的傳統，不太可能同意這種犯上作亂的激進主張?？梢哉f，“圍園錮后”密謀，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策劃的。袁世凱揭露密謀，本是份內之事，何必一定要用“告密”這種含有貶義的詞語。

        

        “袁世凱那時所統率的‘新建陸軍’七千余人，兵力為諸軍之冠?！保ㄈ?，236）

        這是治史很不用心的人才會鬧出來的笑話。據臺灣學者劉鳳翰的精密研究，當時在京畿地區三大國防軍中，宋慶的毅軍12000人，聶士成的武毅軍15000人，都是經歷過甲午陸戰的百戰之師；董福祥的甘軍12000人，也是長期在西北作戰的勝利之師。此外，直隸淮軍與練軍有26100人，慶親王奕劻統率的神機營19510人，端郡王載漪統帥的虎神營約10000人。僅就人數來說，“新建陸軍”不僅不是“諸軍之冠”，連第5名都排不上。

        有人或許會以為，“新建陸軍”雖然人數較少，但經過德式訓練，或許實力最強。這也是極大誤解。“新建陸軍”由胡燏棻初步訓練的“定武軍”改編而成，由袁世凱接手，這支新軍根本沒有實戰經驗，而宋、聶、董三軍都是身經百戰的將領，所部是有豐富實戰經驗的精銳之師。新建陸軍從來沒有打過什么硬仗，而聶、宋兩軍在天津保衛戰中曾讓八國聯軍吃盡苦頭。

        早在1964年，劉鳳翰《袁世凱與戊戌政變》一書已經刊行；1978年，劉鳳翰又出版了900頁專著《武衛軍》，對榮祿統率下的宋慶、聶士成、董福祥、袁世凱各軍有極為詳盡的研究。劉鳳翰是臺灣著名的軍事史學者。以唐德剛和臺灣學界的聯系，這種疏忽絕不應該。

        

        “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黨滲透新軍”？！（五，88-89）

        這是典型的“關公戰秦瓊”式笑話。唐德剛說：“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其原因蓋有二端。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袁軍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國教習……又何須作日本的再傳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學生原為革命之淵藪，為防制革命黨人滲透北洋新軍，干脆不用留日學生”（五，88）。前半段沒什么錯誤，后半段就純屬胡說。

        袁世凱開始在小站訓練“新建陸軍”是光緒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這一年雖發生廣州重陽之役，香港興中會人數極少，用的主力是出錢招募的游勇，孫中山、楊衢云此時被通緝剛開始流亡，在日本根本就沒有跟留學生接觸。革命黨跟留日學生大規模結合，是1905年日俄戰爭以后的事。況且在光緒二十一年，并無中國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甲午戰前，清廷派學生到英國學習海軍（嚴復等），到德國學習陸軍（段祺瑞等），當時中國人眼里哪有日本？中國學生到日本學習軍事，是戊戌前后日本放寬限制、并通過做張之洞的工作而達成的。

        “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絕無其事！

        1900年列強和清廷開戰，其原因至為復雜。但具體到“宣戰”這個細節，事實是極端清楚的。慈禧太后從來沒有向列強宣戰過。人們可能會說，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不是有個《宣戰詔書》嗎？其實，那天發布的上諭（“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是頒給國內臣民的。上諭歷數道光以來中國“一意拊循”、洋人“益肆梟張”的事實，關鍵在于指出“昨日公然有杜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臺”，認為是列強“自取決裂”；緊接著頒發的另一道上諭則指出“洋人肇釁猝起兵端”。可見，這個上諭無論如何都不能稱為“宣戰詔書”或“宣戰照會”。第一，上諭認為已經開戰，發動戰爭的是“洋人”，也就是說，這個命令是應戰；第二，上諭明確提到“杜士蘭照會”，明明知道無論是宣戰還是提出要求，在國際慣例上是以照會形式向對方提交的。而這份上諭，從來沒有提交給駐北京或天津的外交官，而是對國內臣民的戰爭動員令。

        發布這個上諭的前提，是雙方已經開戰，即處在實際的戰爭狀態。正如太后五月二十一日御前會議上親口所說：“現在是他開釁，若如此將天下拱手讓去，我死無面目見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說雙方此前已處在實際戰爭狀態，有很多證據：一、各國駐天津領事推法國領事為代表，在五月二十日發出“杜士蘭照會”即最后通牒，要求大沽炮臺守軍在第二天凌晨二時撤出。這份最后通牒實際上到二十一日清晨五點鐘才到達直隸總督府，而大沽戰斗已經打了幾個小時。五月二十日，“西摩聯軍”與董福祥甘軍姚旺部在廊坊也已展開激戰。更早一天，天津河東陳家溝洋兵攻擊義和團，“制臺竟傳令開炮……水師營開炮幫打?！焙苊黠@，在五月二十五日上諭發布前的五、六天，已發生中國正規軍與列強軍隊之間較大規模的戰斗，何勞過了這么多天再來“宣戰”？這份上諭，只是一份給國內臣民的戰爭動員令。

        

        “這件《國書》顯然是李鴻章偽作。”（四，169）

        唐德剛說：“筆者在美國原檔內發現，七月二十日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麥金萊總統親遞由光緒具名的《國書》一件。情辭懇切。大意說大清時局失控，……他懇請望重全球的麥金萊總統能作一臂之援……這件《國書》顯然是李鴻章偽作。蓋北京此時不可能頒此國書，而國書日期為七月十九日繕發，翌日便抵華府更無此可能。清檔中亦無此件?！?/p>

        唐德剛先主觀認定“北京此時不可能頒此國書”，然后就斷定美國檔案所藏《國書》是李鴻章偽造，還進一步說“清檔中亦無此件”，嚴重違反了史學研究最起碼的原則。唐德剛就算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北故宮博物院所有清代檔案查過一遍，也不可隨便斷定“清檔中亦無此件”；更何況這是從正式外交檔案中查出來的，不容魯莽斷定為“偽作”。

        查《光緒朝上諭檔》，該年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軍機處有一急電給袁世凱：“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本日奉有國電三道，相應咨行貴撫，即希電傳蘇松太道余聯沅轉電出使德國大臣呂海寰、出使法國大臣裕庚、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呈遞，幸勿刻延。須至咨者，右咨山東巡撫袁?！苯酉聛硎侨庵路?、德、美三國元首的電報（也即前文所稱“國電”，唐德剛稱為“國書”）。給美國總統的電報摘錄如下：“大清國大皇帝問大美國大伯理璽天德好。……昨接使臣伍廷芳電奏，知貴國慨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曷勝感佩。今中國為時勢所迫，幾致干犯眾怒，排難解紛，不得不惟貴國是賴。為此開誠布臆，肫切致書，惟望大伯理璽天德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并希惠示德音，不勝激切翹企之至?！?/p>

        唐德剛不清楚當時慈禧在被迫應戰之后，仍維系與列強的溝通管道，為議和預作準備。將中、美兩國檔案對照，這份《國書》的真實性絕無可疑。由于北京電報線已斷，當時北京給列強的電報，都是用快馬送到濟南，由袁世凱轉發上海再轉各國，雖然不能立即送達，大體在2-3天內可到。清廷此電7月17日從北京發出，袁世凱7月19日轉發，美國在7月20日收到，完全沒有問題。這個電報傳遞速度，也可從袁世凱致清廷報告伍廷芳電奏一電得到印證，即從濟南到北京用“六百里加緊”馬撥傳遞，時間一般在2-3天。

        

        信口開河的更多例證

        唐德剛這套百萬字巨著“滿紙荒唐言”，很多史實僅憑記憶隨意寫出，混淆年代、張冠李戴、以偏概全、似是而非之處甚多，篇幅所限，無法一一作詳盡分析。為了讓讀者有個大概印象，列舉唐氏更多常識性錯誤，也許有助于加深認識。

        吳長慶“被‘中堂’褫職，返鄉務農”（五，46）。唐德剛自稱“淮軍遺族”，與吳長慶家有親戚關系，“幼年即曾隨表兄弟輩，嬉戲于吳家花園”，又自夸對李鴻章如何了解，卻對吳長慶事跡毫不留心。其實在常見的《李鴻章全集》（以前稱《李文忠公遺集》）中，即收錄了李鴻章有關吳長慶請病假及去世的奏折、奏片。光緒十年五月二十日《吳長慶請假片》稱：“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近年在朝鮮營次，積受風寒，遂得喘咳之證[癥]，……抵金州以后，咯血噦逆，夜不能寐，元氣大虧，幾有虛脫之象。咨請轉奏賞假一月……”。六月初二日即有《吳長慶請恤折》，報告吳長慶病逝，奏折并稱“今春奏令撤帶三營內渡，籌辦金州海防”。如此，則吳長慶駐扎朝鮮后，于光緒十年春帶領慶軍三營駐扎遼寧金州，最后在軍營病故，并非唐德剛所說的被褫職“還鄉務農”。

        唐德剛在第五冊開頭回顧袁世凱在朝鮮的經歷，說“記錄袁氏在朝鮮這段不平凡經歷的史傳，而能遍用東西史料者，當以吾友陳志讓教授最為深入”（五，47）。唐氏不知道臺灣學者林德明廣泛征引中、日、韓及西文史料寫成的《袁世凱與朝鮮》一書，用了超過400頁的篇幅，是這個領域最權威也是最詳盡的著作。該書早在1970年就由中央研究院近代所出版，唐氏到1996年寫作此文時還沒有見到。而陳志讓寫的《亂世奸雄袁世凱》，以中譯本來看，其中的“朝鮮生涯”只有27頁。

        

        《晚清七十年》數百萬言，真正獨到之處屈指可數，據我瀏覽所及，也就是唐氏依據美國外交檔案分析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等少數幾個地方。此書廣受歡迎，實在并非他有什么深厚的史學功力，而在于他能時刻將晚清史事與民國以后的政治聯系起來，大搞以古諷今，讓讀者覺得“罵得痛快”；靠大段“政治正確”的空泛議論，吸引饑渴的眼球；或靠大膽的預測，給人虛幻的希望：“大致還需要四十年……到那時中國政治社會，甚至整個文化大轉型，或可初步完成——歷史走出‘三峽’，海晏河清可待。十二億聰慧勤勞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聯合國中，掛掛頭牌、坐坐莊，這又算什么稀罕呢？”（五，74）這一套論調，既給了自由主義者一個可望可及的遠景，又滿足民族主義者的意淫需要，堪稱左右逢源。

        拙文僅僅是舉出甲午戰敗以后的小部分例子，若以全書計算，錯誤豈止數倍于此。史學著述自有其規范，若常識性錯誤頻頻出現，則不能算是合格的史著。名氣越大的學者，更應越加謹慎，以防誤導世人。學術界也應該檢討自身在學術成果普及方面的失職。新的學術成果若不能及時進入教科書和普及讀物，將嚴謹的研究結論向公眾廣泛傳播，“關公戰秦瓊”的笑話仍將不斷出現，又何談從歷史吸取有益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