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近世著名學人、詞家冒鶴亭及其家族三代的文化傳承，經由《冒懷濱、冒懷科談如皋冒家》這篇訪談（載2014年5月25日《上海書評》），從淵遠流長到開枝散葉，細說從頭，原原本本，使人讀罷了然于心。懷濱先生、懷科女史受訪時述及，冒鶴亭望重士林，交游廣闊，不光和學術、書畫和戲曲界人士往來頗多，與一些政界人物也有交誼，提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上海市長陳毅禮聘他為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周恩來總理也曾拜訪他，但不知為何遺漏了祖父與毛澤東主席的一次不尋常的會見，局外人不便妄加猜測，卻有美中不足之感，因為無論陳毅的結交還是周恩來的造訪，與后來冒、毛會見有著間接或直接的關聯。  

        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版）1957年“6月30日”條下所記，當晚，毛澤東與數位中央領導人及有關部分負責人開會議事；又記：“同日，九時二十分，會見冒鶴亭。”簡短一句，語焉不詳，恍若無足輕重的事情。實際上，此次會見的來龍去脈及其意涵，是很值得補敘的。

        1957年初春，冒鶴亭由滬進京探望兒子舒諲，即訪談中提到的五叔景琦，又名效庸。居停期間，獲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舊識陳毅之邀，參觀故宮博物院并在御花園品茗。交談中，冒表示擁護共產黨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陳毅對其態度和見地非常贊佩，建議他寫篇文章發表。6月6日，冒撰寫的《對目前整風的一點意見》在《人民日報》發表，結尾說：“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行年八十五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黨內外人站在一條戰線上，把壞的風氣移去，好的風聲樹起來。這才叫做整風，不是整人。這才做到批評的結果是更加團結。”隨后，該報女記者傅冬上門采訪，寫下專訪《八五老人一席話——訪冒廣生先生》在報上登載。他不僅歷數滿清王朝和民國政府的腐敗，而且稱贊“共產黨把國家治得這樣好，應該說，這是歷史上的奇跡!”又說：“黨這次整風歡迎黨外人士參加。這是廣開言路，博采眾議，訴諸公論，大公無私的英明措施。共產黨既開誠布公，我們也應以至誠相見，盡到諍友的責任，而不應挾私嫌逞意氣，置大局于不顧。”冒的文章和記者專訪，引發了毛澤東的注意和好評。不久后一天下午，周恩來親自前來看望，先以六叔父周嵩堯和冒鶴亭為晚清內閣上下級關系續緣，又閑談文史掌故，最后說明是毛主席委托他捎個口信，想見面談談，請他在京多住幾天。于是，就發生了6月30日夜晚毛澤東派車接冒鶴亭進中南海會晤之事。   

        隔日，冒鶴亭有家書寄滬告知與毛澤東會見經過：“……我攜琦同去，他獨自吃晚飯，（菜極簡單，以一碗清蒸青魚中段為頭菜，余兩小碗、兩碟。）斟葡萄酒與我及琦各一杯。……他看過了傅冬訪問記，說我研究盧梭民權，是老造反的，他是新造反的，他同老先生一個路線。我一面說話，他叫胡喬木記下來。其時李維漢、吳冷西、朱德先生到來。我因他們要開會，辭去，他送我上車，拿手遮住我頭，怕我撞到車頂。臨開車時，我說有一句臨別贈言，共產黨是獅子，不可自己生虱。他說是咬人的虱子嗎？我說是的，他拱手說：謝謝。到家十點半了。”  

        對于這次會見，陪父親同去的舒諲于1986年撰有回憶文章《1957年夏季我又見到了毛主席》，記述更為詳盡。文中寫道：毛主席早已等在書房門前，見接冒氏父子的車到游泳池邊，忙趨步向前迎接，握手問好。進入書房，二人敘談良久。談到時局時，毛主席說：“你們過去提倡革新，我們后來號召革命，大家都是為了救中國，是一條道路上的人。”冒鶴亭如沐春風。又談到詩詞，冒以自己的著作《疚齋詞論》《宋曲章句》《四聲鉤沉》《傾杯考》相贈，毛澤東十分高興。

        令人回味再三的是如下一幕：談話結束，毛澤東送別冒鶴亭時還問：“老先生有何臨別贈言?”冒坦言說：“現在黨內正在整風，我是經歷過幾個朝代的人，共產黨能把中國搞得這樣強大，佛經上說過，譬如一頭雄獅，身上也不免長幾只虱子。古人云：蟣虱雖小，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澤東表情嚴肅，右手搭著胸口說：“講得好，講得好！我一定牢記在心上。”

        舒諲后來另外撰文解讀這段對話的意涵，稱冒鶴亭所言佛經是《仁王經》和《蓮花經》，里面都有獅子與虱蟲的比喻。近年有人將冒鶴亭這段話譽為“獅虱諫”，與早年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談論民主的“窯洞對”相提并論，確實不無道理。證諸執政黨大力反腐的現實，更是發人深省！

        冒鶴亭與毛澤東這次會見之所以不尋常，還因為當中的一個細節。據舒諲的文章回憶，在會見中，毛澤東講到當時的整風運動，稱贊冒鶴亭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老先生講得好啊！你講，如果說共產黨沒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風？批評是幫助黨員糾正錯誤。我們這次整風，正如你所說的，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冒自稱行年八十又五，經歷幾個朝代，從未見過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賢，誰能無過？共產黨員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圣人吧？毛不住頷首傾聽。冒又稱對“雙百”方針起初懷疑會不會把思想搞亂，后來一想，各人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強人以茍同。國家無道，則庶人不議。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為忤。只要以國家為前提，而不是以個人為目的，那就叫“爭鳴”也可，叫“和鳴”也可。毛澤東以堅定的語氣宣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就在這時，舒諲無意中望見鄰座的胡喬木手里握著一束文稿，露出的題目是《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這正是毛澤東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于7月1日見了報，字字千鈞，將高潮之中的執政黨整風運動導向劍拔弩張的全國“反右”斗爭。

        舒諲是位多產的劇作家，1938年曾赴延安訪問獲毛澤東接見和宴請。所以，那篇《1957年夏季我又見到了毛主席》的題目里有個“又”字。他和父親冒鶴亭都不會想到，就在聆聽毛澤東談話的那一年，他自己在整風中提了點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從北京發配山東，當了一名燒瓦工，直到二十年后改正。這一不堪回首的往事，懷濱、懷科兄妹的口述也未涉及。舒諲那篇回憶長文于1986年夏天完稿后，因內容較為敏感，投給北京的幾家報刊都不獲刊用。無奈之下，他把稿件寄給曾被打成“大右派”的原《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煩請他幫助在該報發表。徐先生收到該文次日，我正好有事登門，他給我看了文稿及附函，說內容很重要也很精彩，考慮推薦給《文匯月刊》主編梅朵。他是《文匯報》的老人，曾被打成“右派”流放外地多年。果然，文章在那年《文匯月刊》9月號上登出了，隨后被《新華文摘》及港刊轉載。由此，保存了一份珍貴的史料，正可彌補正史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