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與端木露西是民國史上的一對佳偶，也是一對怨偶。兩人的故事，戴晴、章詒和、蔡登山都曾講過，卻無人講得清楚。儲安平的情況已廣為人知，在此著重介紹端木露西。

光華大學，才子花后

        端木露西，原名新民，蘇州人。早年就讀于蘇州振華、惠靈女中，后隨父北上天津，進入南開附中及大學預科。1930年夏，其父調任上海電話局局長，露西又隨之南下。9月，進入上海光華大學，就讀于文學院一年級。

        露西屬于智商較高但成績較差的學生。她曾自述：“我一向不是一個好學生，我慣會忘記許多老師指定要我念的書，我老愛取巧看一些，反正我對于考A考B都不大有趣味，我的只記著一個C。”查她的成績單，英文、國文、體操、社會學成績都是C，衛生演講是D，可知此語并非自謙。露西在學校是“花后”，精于舞蹈，長于交際。

        當時的儲安平，就讀于光華政治系三年級，在校內玩劇團、辦校刊、搞文學會，在校外發表文章，是有名的才子。才子和花后相識，遂迅速建立戀愛關系。儲安平曾在小說中隱晦提到兩人確立戀愛的過程。兩人原本曖昧，隨集體出游，在私家名勝“汪園”劃艇、拍照并甜蜜說笑，心照不宣地靠近。歸去的晚風中，她說冷，他膽怯地將手放到她的肩上，她沒有拒絕。最后互相擁抱……此時兩人相識不過三十余天。

        然而，露西在光華的時間極為短暫。從成績單看只有一個學期。1931年春，她退學回到蘇州。儲安平非常消極，她經常寫信或回校探望。然而，每次露西離去，留給儲安平的只是無盡的悵惘：“前幾天，像一陣清風地來的她，也終于又像一陣清風地去了。沒有收到她的好處，卻受到了更苦惱的折磨。那自然也因為天下雨，她又是那樣的忙，我不該有一絲怨恨……她走了，走了，她在我夢里走了。”

家國情懷，情感危機

        儲安平愛露西，但更愛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上海民間組織各種義勇軍，擬赴東北前線抗日，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青年援馬（占山）團”。儲安平隱姓埋名加入其中，與全體團員一起戎裝草鞋在抬棺游行，以示抗日決心。12月6日，該團準備登車北上，鐵路局不予配合，團員臥軌威脅未遂，被迫改為步行。

        由于事出倉促，儲安平這次北上，沒有征得露西的同意，只寄了一個紙條。恰好援馬團改為步行路過蘇州，兩人遂在蘇州相見。露西有些悲哀，但“她的悲哀拉不回他的決心”。離開蘇州時，他給她寫了一封信：“我愛我的國家，正如我愛我的LOVER一樣。”他認為，一個男子，有比戀愛更重要的責任。不能為了愛一個女子，便拋下國家。

        援馬團在北平被政府攔下，馬占山也不同意學生出關殺敵。1932年春，儲安平返回上海。次年夏，他進入《中央日報》擔任編輯。此時的露西在北平燕京大學做旁聽生，并兼任小學教師。

        《中央日報》時代，兩人的感情一度出現危機。根據儲安平的《再論幻滅》一文，似乎端木露西認為，儲安平對她不再有以前那種熱愛之情，她有一種失落和幻滅之感。儲安平認為，要求戀愛穩定時仍保持初戀的新鮮是不合常理的。現實的戀愛應該是，雙方都接受愛情會逐漸趨于平淡的事實。然而，儲安平未必真正理解露西的情緒。愛情會趨于平淡雖是事實，但不能以“必然”為借口，忽視對方的感受。尤其像露西這樣出身富家、生活洋化的女性，一味令其安于現狀，顯然不能滿足她的要求。

        端木露西在《女人宣言》中說：“我恨做女人！做女人的難真不是女人以外的任何人所能意想的。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子，盡管別人壓迫、欺侮和當她不如一匹牛馬，她也不敢公開抱怨什么。她的一生可以永遠呼吸不到一些快樂的甘露。誰對他憐惜呢？一些男子覺得女子是應該遭受這一切的”。儲安平在這篇文章后面加了按語：“一個男子并不需要一個妻子有四只手。只要一個妻子有兩只手，能將所謂芝麻大的家務整理得清清楚楚，一個做丈夫的已是非常感激了。假如做妻子的連一只手也沒有，則男子這份厭惡女子的心，也許真會永遠不會短少。”從中不難看出兩人對愛情或婚姻的理解頗有分歧。

        盡管如此，業已交往了四年，婚事必須提上日程。1934年春，兩人在北平完婚。婚后兩個兒子望英、望德相繼出生，露西成了全職主婦，偶爾在儲安平主編的副刊中發表一些抒情的散文和游記。1935年4月，《中央日報》籌設《婦女周刊》。端木露西被社長程滄波選為兼職編輯。這并非報社的正式在編人員，但露西明顯對這份工作懷有極大興趣。

新婚燕爾，共游英倫

        儲安平和端木露西新婚燕爾，只是在思想和理念上面存在分歧，在生活中尚屬融洽。不過，儲安平在生活方面過于節約，明顯不夠浪漫。比如他提到，看電影只是偶爾幾次，且屬于“無謂的消耗”。他過于精打細算，為了省錢，不肯購買家具。他不讓露西管錢，據戴晴講，“給太太的菜金，便是每個角子都要計較的”。他的編輯工作非常繁重，兢兢業業，幾乎將報館當成第二個家，使家庭生活越來越缺少情趣。

        端木露西曾寫過名為“海上雜憶”的系列散文，從中可見，她喜歡摩登上海的光影聲色，對上海的跑狗場、回力球場、跳舞場、美容院、城隍廟、麗娃栗妲、甚至賭場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儲安平生于小縣，自幼失怙，生活也只能是衣食無憂，對娛樂完全不懂。兩人即使能在文學、藝術方面唱和，但生活方面的興趣未必一致。若長期生活在一起，不能對另一半的愛好、品味、生活習慣予以回應，天長日久，必將產生情感裂痕。這種性格和愛好上的分歧，埋下了未來兩人分道揚鑣的種子。

        另一個影響兩人關系的原因是儲安平的留學夢。儲安平有雄心壯志。《中央日報》的編輯，發展空間畢竟有限，不足以真正施展才華。他不怕吃苦，意志堅定，希望未來能大有作為，青史留名。為此，他可以暫時離開家庭，海外求學。尤其是露西被程滄波提拔為正式的編輯，收入日益穩定，免除了家庭的后顧之憂，他更要出去。

        儲安平留學英倫，先入愛丁堡大學，后因對該校不滿，于1937年春來到倫敦，在倫敦大學學院做了一名自修生。1937年1月底，露西辭去編輯職務，前往英國與儲安平會合。兩人在倫敦大學附近的三層小樓上租屋居住，經常去圖書館看書或去學校聽課。露西承擔了繁重的家務。她曾回憶：“某日，我從街上提了一大袋雜貨走回家，那是我家兩口子一星期的食糧。我當時委實要抱怨我這毫無用處的氣力，我簡直不能提著這一大袋東西而無尷尬之相。”

        這年圣誕前夕，兩人應K地洛爾夫婦的邀請，前往其家中過圣誕。兩人受到了主人無微不至的招待，他們的彬彬有禮、舉止優雅、談吐大方也給主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據露西自述，在一個公共場合，有英國人將她誤認為是日本女子，且表露出尊敬之意。當露西表明自己是中國人時，對方驚訝地說道：“你們貴國也有像你這樣的女子嗎？”

前線慷慨，后院無奈

        1938年1月，兩人回國，重回《中央日報》服務。儲安平決定，以個人行動支持抗戰。入秋，武漢會戰打響，儲安平主動代表《中央日報》去前線采訪戰地新聞。

        從理性上講，端木露西同意，儲安平作為一個男子，有上前線為祖國貢獻力量的義務。甚至她也希望能上前線，經受血與火的洗禮。但是，此時她有孕在身且產期臨近，行動不便。如果丈夫離開，母子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但是，儲安平沒有表現出一點留戀和惜別，反而為可以自由飛翔而興奮。露西這樣描寫儲安平急于離開的場景：“我那時真佩服一個男子的忍心，我突然情感涌上來了，所以你返身對我說要我回進去，我幾乎像一個孩子那樣，哇的哭了出來。”她“一個人慢慢的回進房里，我忽然討厭這間房子，它太空洞了，燈光又是那么慘淡的，整個的房間就是一個冰壕，因為沒有了你，沒有了你在一起，溫暖從我心中躲藏起來了”。

        端木露西在文中表達了對儲安平的想念和支持，卻包含著不滿情緒。此時她應該想到當年他參加援馬團路過蘇州，說愛情不是一個男子全部的話。兩個場景如此相似，她心底的凄涼可想而知。就在儲安平奔赴前線的幾個月，家庭內部出現問題，原本覬覦露西美色的程滄波乘虛而入，并與之保持著某種地下的關系。儲安平返回后，埋頭編報鼓吹抗戰，對妻子的不忠一無所知，直到1939年夏才得知真相。

        儲安平最愛惜名節，視之為奇恥大辱，決定與程滄波決裂。但他無法扳倒具有絕對權勢的程滄波，只能向一直提攜他的黨國元老吳稚暉求助。吳稚暉將此事報告給蔣介石，據說蔣介石召去程滄波一頓訓斥。隨即，程滄波離開《中央日報》。不過，程滄波的辭職，并非由于受罰，而是主動辭職。時任中宣部長的王世杰在日記中記錄，程滄波一直不愿就社長職務，曾多次請辭。于右任將程滄波調到監察院擔任秘書長，可謂不降反升。這樣的結果讓儲安平難以接受。有傳說儲安平后來辦《觀察》批國民黨，意在報當年的奪妻之仇。此種說法當然看輕儲安平希望用言論影響中國的努力。但是，當他咒罵國民黨“一團爛污”的時候，誰又能保證他的心中沒有這件事的陰影？

國仇家難，勞燕分飛

        程滄波事件之后，儲安平離開《中央日報》，轉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新聞寫作。端木露西前往成都，擔任光華大學成都分部附中英語教師。1940年11月，儲安平離開重慶，任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教授。1941年1月，露西到藍田與儲安平相聚，并在附中任教。從現存的檔案可知，露西在附中每周授課5小時，每月薪金40元，其后漲到100元。而儲安平1941年前三個月的工資分別是320、360、380元，是露西的很多倍。

        端木露西在這期間出版了第一本書，名為《海外小箋》，收錄她在倫敦時寫下的書信和散文。《海外小箋》是“袖珍綜合文庫”中的一種，出版方為“袖珍書店”。該書店是儲安平夫婦1943年創辦的。然而，好景不長，當年冬天，兩人協議離婚，書店停辦。程滄波事件發生后，兩人并未馬上離婚，而是四年之后才離異，說明當年的事件并非主要原因，更可能是多年積累的矛盾，到此時終于爆發。彼此痛下決心，給這份婚姻一個最徹底的了斷。

        最主要的應該是性格因素。實際上，露西自視甚高。她雖然在文筆和思想上不如儲安平，但也做過《中央日報》的記者、編輯，又有游學的資歷，但她只能擔任初中一年級的英語教師。其子儲望華說過，母親有擔任大學英語教師的強烈愿望，但父親只同意她教授中學課程。儲安平的做法，與他一貫對女性主內的定位有關，也害怕程滄波事件之類的事情再度發生。露西認為儲安平限制了她，對此十分不滿。

        除此之外，便是儲安平的事功心態，他對現實處境十分不滿，并厭倦于瑣碎的家庭生活。露西在離婚后發表的小說《幸福的婚姻》中，對儲安平的態度和心態有過影射。

        小說描寫了一對大學時代相戀、結婚數年的夫婦。妻子志文生于豪富之家，因“濃得化不開”的初戀，下嫁給中產階級子弟仲英。兩人在南京紫金山下一座帶花園的大房子里過著幸福的生活，育有兩子。抗戰爆發，兩人一路從長沙、武漢、宜昌逃難到重慶。仲英失業，在大學同窗擔任校長的中學勉強謀得教師的差事。可教書生涯并不如意，遭到學生全體罷課，校長令其回家暫歇。但他心懷大志，不滿足于中學教師的生活。因為工作不如意和生活壓力，兩人經常發生糾紛。仲英對婚姻有一貫的邏輯。對他而言，婚姻開始就意味著愛情的結束，他將妻子完全限定在家庭主婦的地位。同時，他又將妻子照養孩子、煮飯、收拾家務貶得一文不值，侮辱她說“女人只知道吃飯”。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國難期間，家庭、妻兒對男子來說都是連累。若沒有家庭，他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出生入死盡忠保國。因此，他偷偷離開妻子，去了前線參加抗戰。志文并不是逆來順受的傳統婦女，因深愛仲英，才屈身做了家庭主婦。隨即，她去丈夫的中學接替了他的課程。不久，第X軍團招考后方服務人員，她報名并考取，將兩個孩子送到保育院，跨出家門為國家服務。志文和仲英一樣，都決定將個人的小我奉獻給國家民族的大我，投入抗戰的洪流以尋求生命的價值。

        這篇小說講的顯然是儲安平和端木露西。

人海茫茫，余生凄凄

        與小說的情節相反，兩人的離異，很可能由端木露西主動提出。儲安平并未先行離家，反是露西私下投考了政府或軍隊的招募考試，先行離開丈夫。四個孩子中，望英、望德歸端木露西，望瑞、望華歸儲安平撫養。

        離婚后，儲安平前往桂林《力報》擔任主筆。1944年2月，再度回國立師范學院任教。不久，露西也結束服務回到學校。兩人同處一地，但已經沒有來往。4月，豫湘桂戰役爆發，6月，湘潭失陷，衡陽被圍，敵軍到達藍田東南140里的永豐鎮。學校決定于6月21日提前放假。28日，學校向藍田以西的新化縣城疏散。

        端木露西帶著病中的五歲女兒向縣城跋涉。獨身攜女，孤苦伶仃，投入陌生而又冷峻的人海之中，前路漫漫，不知何處，讓她心中畏懼。但不走卻可能是死路一條，她還不能死。她將十年來的信札和一部分日記鎖在衣箱里，留在宿舍，里面放了一封書信。信封寫：“開啟此箱者拆閱”，信中寫：“我為江蘇人，因家鄉早已淪于敵手，年來流亡在外，卜居此鄉亦已三年，現又欲去他處流浪，日后如不能攜回此箱，請先生將箱內信札和日記代為保存，探訊小女XXX之下落，將該物送交小女。伊知其母在生時之生活與思想，必可有所警惕與發奮也。或將為其母一吐終身之抑郁，則余必含笑九泉。先生大恩，來生圖報。”

        8月7日，衡陽陷落，國立師范學院遷至更偏遠的溆浦縣。逃難過程中，兩個人分別行動。

        抗戰勝利后，儲安平成為名滿天下的《觀察》主編，端木露西回上海擔任了小學校長，并改嫁一位地質學教授。建國后，儲安平應招北上，露西留在上海。據儲望華回憶，母親曾多次在子女面前歷數儲安平的缺點，父親則從未評論過母親，并挑起養育四位子女的重任。1966年，作為大右派的儲安平神秘失蹤，生死不明。當時的端木露西心態如何，只有當事人才能知曉了。

        （為閱讀方便，本文省略引用文獻。詳情可參閱筆者即將出版的《儲安平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