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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興土木中迷失的雙廊:一個好地方怎么會慢慢“變壞”

在這個被稱為“蒼海風光第一鎮”的身上,可以看到旅游小鎮中國式發展的一些規律。度假勝地概念的熱炒、客棧爆發式發展、村里環境的商業化、原生態生活的逐漸缺失……
這里既簡單又復雜,既風雅又世俗,既安靜又躁動。這里就像一個欲望場,每個人都很得意,每個人又很失意。
從海里走到岸上的原住民
6月16日早上6點半,黃曉麗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她盡力搖醒了同是起床困難戶的同伴,“喂,快起床,我們出去兜兜吧,看看雙廊的清晨。”
前一天,她們兩人拎著行李箱逃離上海,輾轉來到雙廊,過幾天清靜舒心的日子,用她們的話說,“上海的空氣壓的讓人喘不過氣來。”
從客棧出來,她們走過雙廊鎮的主干道,向洱海邊走去。
鎮上,身著白族服裝的村民已經開始為一天的生計而忙碌著。有的支起了早餐攤,有的開著電三輪在街邊販賣自家種的新鮮蔬菜。
在海街,細微的鳥鳴聲包裹著她們。眼前的白云、藍天、蒼山、洱海是如此的靜謐。
一個村民正蹲在洱海邊用湖水洗漱。如今,像他這樣保持著這種傳統生活習慣的人已經鳳毛麟角了。
他背后的絕大部分房子都是客棧。這些集中在雙廊村和大建旁村沿海一線的客棧看上去像是三層別墅、洋房。從海邊向內地走,房子變得越來越陳舊、簡單。當地人笑稱“從海上看雙廊像歐洲,里面看像非洲”。
村民說,以前沿海一線都是灘涂,后來圍海造田才逐漸有了人過去居住。但家境不錯的都不會住在海邊,因為那里交通不便,蓋不了高層房子。客棧剛剛興起時,那里全是村民自己的二層居所,有的家景不好的,只有個一層小房。
在海邊,停靠著不下20艘粉刷過的小船。每個船艙里都放著10幾個小板凳。一個站在船上的中年男子向她們喊:“坐不坐小船?”黃曉麗低頭看了一下岸邊的一塊小黑板,“坐小船環洱海游島一圈,觀楊麗萍的太陽宮,月亮宮。看日出,觀日落。”
就在小黑板不遠的地方豎著一塊雙廊鎮政府插的牌子,“嚴禁手劃船非法載客及皮劃艇入湖”。
討價還價之后,黃曉麗以每人50塊的價格上了船。劃船的人叫金鵬,今年46歲,以前是島依旁村的漁民。
從小就在船上生活的金鵬熟練地劃著兩支船槳,他說,雙廊以前就是個偏僻的漁村,村里人生活很封閉、祥和、平靜。
在他10來歲時,村里圍海造田,政府在海灘批了塊宅基地給他們家。但全家人生活都在漁船上,跟陸地幾乎沒關系。在一條長20米,寬4、5米的船上,全家人生火、做飯、打漁、睡覺。
從15歲起,金鵬開始打漁了。每天吃完晚飯,他把漁船開到湖上,撒網,等到凌晨3、4點,再收網,然后趕到市場去賣魚。賣完魚回到船上,金鵬開始睡覺。餓了,他就蒸條魚吃,如果有客人來,還會一起吹吹牛,喝二兩酒,“一頓飯可以吃2、3個小時”。
那時候,每家人都是各打各的漁,能打多少完全靠經驗和技術。
這種無憂無慮、與世無爭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96年,在那之前的幾年,金鵬每年能有17萬元的收入。1996年,洱海爆發藍藻,大理州政府展開了“雙取消”工作,禁止下海打漁。之后,洱海每年從3月至9月有長達半年的禁捕期。
多年海上的漂泊讓金鵬漸漸患上了胃病。從2003年起,他與家人從船上走到了岸上,從此不再下海打漁。而上岸前,他們已在海灘的宅基地上蓋起了自己的房子。
錢越來越多,幸福感卻降低了
上岸后,金鵬成為了一名建筑工。他跟著本地的建筑師趙八旬蓋房子,近10年間,他參與建設的雙廊客棧有十多家。
玉幾島這個昔日的小漁村,如今只有趙福堂一戶人家還靠打漁為生了。本地人已被裹挾進躁動的新生活里。他們放下漁網,走下漁船,跑起了營運車,做起了工匠,支起了小攤,開起了客棧、小店、飯館。
3年前,金鵬也把宅基地的一部分以每年6萬多元租金租給外來人開客棧。
2個月前,金鵬發現有村民在洱海劃小船拉客,每天有幾百塊收入,于是他也加入進來。根據《洱海保護管理條例》規定,在禁捕期,漁民是不能下海打漁的。但并沒有規定不能駕駛小船在洱海穿行。對此,政府一直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大約40分鐘后,小船回到了起點。金鵬上岸后,幫著老婆把桌子和傘從家里搬出來,除了劃小船,他們還在海街擺攤賣紀念品。
6月初,城管前來下達過禁止擺攤的通知,但沒有采取強制措施。過了兩天,這些小攤點又陸續出來了。
金鵬說,如果城管強制不讓擺攤,他可以執行,但要保證其他人也不再擺攤,如果有人違法規定,政府就應該賠償他的損失。
每天中午,金鵬兩口子吃飯都很緊張,如果生意好,就只好把飯從家里拿到攤位吃。再也不能蒸條魚、喝二兩小酒了。
而每天的生意,不僅要看當天的客流量,還存在與其他村民之間的競爭。雖然,資產越來越多,但金鵬覺得幸福指數反而降低了。
從“小漁村”到“大工地”
吃完早飯,黃曉麗在一家小賣部買了一瓶“城市記憶”酸奶,價格與上海一樣都是8元。習慣了錢包里放著幾枚硬幣的她遞給老板3個一塊硬幣,老板卻說,“給我紙幣吧,我們不收硬幣。”,“為啥?”,“這里沒人花硬幣”。說著老板從柜子下面拉出一個塑料桶,里面塞滿了硬幣,“我家里有20多公斤硬幣,銀行都不給換。”
其實,這種大興土木的聲音自從2010年開始就沒有停止過。隨著本地藝術家趙青、舞蹈家楊麗萍的別墅先后在玉幾島上建成后,雙廊逐漸走入了大眾的視野。
2009年,滄海一粟、水時光、晴天等客棧沿海而起。2010 年起,更多的外地人涌入,租地、建房、開店。雙廊火起來了,開始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期,尤其是在高端客棧領域,甚至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慢慢的,前來雙廊開客棧的外地人也越來越復雜。最初像丁磊、陳陣那樣從“北上廣”逃離到雙廊的,首先是為慢生活而來,到后來投資客的比重越來越高。
玉幾島上一家臨海的客棧,老板稱2010年的租金是每年3.5萬元,而現在最起碼要每年20萬元。而在島依旁村的臨海位置,一個2011年籌建的客棧,當時租金大約每年6萬多,如今至少要16萬。
現在雙廊臨海的位置已經沒有閑置地皮可供出租開客棧。4月份,最后一塊300多平米的地也以每年22萬元的價格租出去了。熟悉雙廊的人說,這里投資回報率還是很高的,比較好賺錢。
許多村民看見外地人開客棧賺錢又覺得輕松,也紛紛效仿,但卻門可羅雀。這些客棧在設計、管理、服務、營銷上都無法與外地人開的客棧相媲美。
根據鎮政府統計的數字,截止到2013年6月,登記在冊的客棧餐館為207家。而據客棧主們估算,目前雙廊客棧數量已接近300家。
客棧井噴式發展的同時帶來的是房價的節節攀升。但凡臨海的客棧基本都要每晚500元以上。有些不靠海、生意不好的客棧已經打起了價格戰,最便宜的已經低至每天50元。而像太陽宮這類高端客棧,價格從2800元至4800元不等。
當地人形容雙廊是“街道像伊拉克炸過的一樣,消費像上海一樣,房價像香港一樣”。
正是考慮到動輒每晚上千的房價,黃曉麗才沒有選擇海街一線的海景房。但吵鬧的聲音讓她們決定換到海街去住。
中午,當黃曉麗重新回到海街時,這里已經無比熱鬧。街道兩旁出現了各種小攤,賣紀念品的,賣炸魚的,賣飲料的……原本只有5米寬的路,經常會因為游人稍微多了幾個而變得堵塞。
黃曉麗匆匆從人群中穿過,尋找她們今晚的留宿之地。走進一家高大上的客棧,老板帶她們參觀了一間780元的客房。黃曉麗發現床沿有一根長頭發,這讓她有些不悅。
老板唐瑞也頗為無奈,雖然當地服務員的專業性不夠高,但還不能對當地的服務員要求太高,2000多元的月工資還是讓服務員的流動性很高。
最終,鑒于獨特的設計黃曉麗還是決定住在這里。入住前,唐瑞問她們有沒有帶牙具,“我們這里建議客人自帶牙具,店里也不用塑料袋。”環保是較早一批客棧的共性。
放下行李,她與同伴各花了50元買了一張去對岸的南詔風情島的門票。在這個所謂國家4A級景區的島上,除了在海邊拍了幾張照,黃曉麗覺得無事可做,直呼“坑爹”。
坐船回海街的時候,恰好一艘從下關開來的5層大游船經過雙廊。一聲長笛瞬間劃破了雙廊安靜的空氣。船尾甩下陣陣黑煙后,它緩緩駛離了雙廊。
寧靜夜晚之下的喧囂
黃曉麗不愿浪費這個美好安靜的夜晚。她選擇在客棧喝茶、聊天、看書。
晚上8點,滇西的太陽終于落下了山。酒吧內氛圍慢慢開始躁動起來,唐朝酒吧的駐唱歌手和伙計們開始忙碌起來。二樓的幾盞射燈開始不停地在安靜的海面和兩側的房子上掃過。遠遠望去唐朝酒吧就像不夜城,與雙廊安靜地氛圍格格不入。
黃曉麗記得前一晚經過停車場時,被酒吧的射燈照的完全睜不開眼睛。路過門口時,她看了一眼,牌子上寫著“艷遇秘訣 把自己灌醉,給別人機會”、“我在雙廊等你,不在唐朝,就在來唐朝的路上…”
當地白族村民稱,“這種惡俗的用語與白族內斂的民族性格是相沖突的。”
而透過酒吧的門窗傳出來的重重的打擊樂的聲音讓人震耳欲聾。多位當地村民于5月31日對酒吧附近的音量做了測試。分貝最高值達到了110,距離唐朝酒吧30米處的平均值也達到了109分貝。
110分貝相當于螺旋槳飛機起飛聲音,人長時間處于100 至120分貝的噪聲環境下,會難以忍受、影響健康。
根據《噪音污染防治法》的相關規定,鄉村居住環境夜間噪聲不得超過45分貝。
6月2日,村民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了上述情況。6月6日,大理市環保局回復村民已建議鎮政府和村委會約束酒吧使用射燈的亮度和時間。而針對噪音,已由環境監測站專業人員進行檢測,并責成環境監察大隊進行了處罰。
唐朝酒吧附近的一位客棧老板說,酒吧隨后調整了射燈,略微降低了噪聲。但沒過兩天射燈就又開始亂射了。
2012年,該酒吧就曾因為在深夜播放高分貝因為遭到投訴,后被有關部門要求盡快整改。當地居民說,早在2012年唐朝開業之初,它本是靜吧,后因經濟狀況不佳才改為鬧吧。
晚上11時許,曲終人散,有的喝嗨了的男男女女們在回客棧的路上還會大吼幾句,一吐胸中不快。在回去的路上,他們只能借著客棧們的燈光前行,不熟悉路的甚至還會迷路,因為海街根本就沒有路燈,也沒有客棧方位的指示牌。
有人逃離,有人堅守
在客棧內,唐瑞與幾個朋友正在與黃曉麗她們喝茶。唐瑞說,幾年客棧做下來讓他產生了逃離雙廊的想法。2010年,剛到雙廊時,他們那批較早開客棧的外地人到雙廊是抱著對自由生活的向往。這批人喜歡雙廊,在這里生兒育女,享受這種生活,比較理想化。
唐瑞很懷念以前的生活,那時候客棧老板與老板之間經常圍爐夜談至深夜,有時候還會組織音樂晚會。2012年5月,在楊麗萍、趙八旬等人的組織下,還召開了雙廊公益論壇,探討雙廊的發展方向。而現在,這種集體活動基本消失了。
讓許多客棧老板憂慮的還有鎮政府在客棧辦證上設卡。客棧老板小路稱,在2013年底政府召集客棧老板開的一次會議上,工作人員說手續基本齊全的有30多家,差2至3個的有60多家,絕大部分都是黑戶狀態。唐瑞們擔心,如果政府強拆將如何是好?而那些辦下證來的客棧有時會面臨各種各樣的罰款。
對一些客棧主來說,這種強烈的不安全感會因為房東的毀約而加重。雖然合同簽得很明白,但現代契約精神尚未完全進入原住民的意識里。有些房東后悔將自己的房子租給外地人后居然會賣那么高的房價,而自己只拿到那么一點租金。他們或者選擇毀約或者要求漲租。就算客棧主把與房東對薄公堂,輸了官司的房東反而會時常跑到客棧干擾客人。
滿街的小攤和晚上并不寧靜的氛圍讓一些客棧主瀕臨崩潰,一場大雨帶來的片刻清靜甚至讓唐瑞感覺幸福感爆棚。
因此,越來越多的客棧主選擇轉讓或者聘請店長經營,而自己再次逃離到他處。小路不愿選擇逃避,“雖然與當初設想的生活產生了距離,但還是割舍不下,有時候只能自己安慰自己。”
迷失的雙廊人

由于以前精神生活的匱乏,當地有些男人養成了賭博的習慣。據多位雙廊本地村民介紹,一個村民把出租土地得來的5年200萬元的租金在一年半內就輸光了。還有的親情因商業利益而淡薄,兄弟兩人為了分得海邊的一塊土地而對薄公堂。
一位酒吧老板記得,曾經有一個本地的小伙子在酒吧為了泡妞開了一瓶9800元的紅酒。
而村民平時交談的內容也發生了改變,以前村民們互相問問打了多少魚,而這幾年變成了誰又把地租了,租金多少,或者就是“你那現在還有空房嗎?我這有幾個客人”。
以前的雙廊是個封閉式的漁村,小政府可以保持民間市場的活力,村民們也習慣以自治的方式維系社會的正常運轉。但是,隨著旅游熱潮的到來,自治已經不足以支撐這個洱海邊狹小地域的發展。
目前的雙廊需要政府的介入,村民和客棧主們說政府采取的是一種近乎無為而治的做法,甚至很多村民和客棧主認為當下是一種近乎“無政府主義”的狀態。澎湃記者提出就雙廊的問題與規劃采訪鎮政府相關負責人,但鎮政府拒絕接受采訪。
離開雙廊前,黃曉麗說,名聲在外的雙廊其實蠻適合睡睡覺,看看海,聽聽音樂,看看書,發發呆。在這里是度假,不是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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