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或許是現代人最離不開的日常用品。在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看來，如同筆、寫作、文學、農業、香煙、電腦，手機也是控制、主導、決定著我們的姿勢、行為、意見和話語的“裝置”（Apparatus）之一。在裝置的作用下，我們同時被主體化和去主體化，也就是說，我們成為我們之所是，同時也喪失了我們作為主體的本質。用他的話來說：

        我將裝置稱為以某種方式捕捉、主導、決定、干涉、塑造、控制或固定活生生的存在之姿勢、行為、意見和話語的任何事物。由此，它不僅包括監獄、瘋人院、全景敞視體系、學校、懺悔、工廠、規訓、司法等（它們與權力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是自明的），它也包含筆、寫作、文學、哲學、農業、香煙、導航裝置、電腦、手機以及——為什么不呢？——語言本身，它或許是最古老的裝置了——千萬年前，靈長目動物無意中使自己被其捕獲，卻從未意識到他將要面對的后果。

        在資本主義的當前階段，定義了裝置的與其說是主體的生產，不如說是去主體化過程……被“手機”裝置捕獲的人——無論那驅動他的欲望有多么強烈——并沒有獲得新的主體性，相反，他只擁有一個號碼以便最終被控制。

        面對手機裝置的無所不在，阿甘本也曾“不止一次想過如何破壞或讓那些Telefonini（引按，意大利語中的“手機”）失靈，以及如何清除或至少懲罰和監禁那些無法停止使用它們的人，不過，我不認為這是問題正確的解決方案”。

        怎么辦？借用羅馬法和羅馬宗教中對獻祭與褻瀆的區分，阿甘本認為，我們只能褻瀆這些裝置，亦即將對這些裝置的自由使用還給人：

        如果說“獻祭”指定了物品從人類法律領域的退出（引按，即物品在神性領域的分離），那么“褻瀆”則意味著恢復人對物品的自由使用。正是因此，偉大的法學家Trebatius才能寫到，“在詞語最正確的意義上，褻瀆才是神圣的或宗教性的，它將神圣或宗教事物歸還給人類，歸還給人類的使用。”

        阿甘本認為，在當下這個去主體化已經愈演愈烈的時刻，褻瀆已變得刻不容緩：

        因此，對裝置的褻瀆——亦即，使被捕捉和分離的事物重新歸于公共使用——已變得更加緊迫。不過，要使這個問題得到確切的處理，那些和問題相關的就必須介入自身的去主體化過程，干涉他自己的裝置以便顯明那無法被統治事物（the Ungovernable），后者是任何一種政治的起點和沒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