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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壇一周︱19世紀倫敦牛奶摻假


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劉金源、駱慶在《世界歷史》2014年第1期發表論文指出,19世紀的倫敦,隨著奶源市場的變化,牛奶的質量安全開始受到社會關注,牛奶的脫脂、摻水、染色、添加防腐劑等現象愈演愈烈,對公眾健康形成威脅。文章認為,倫敦市場上牛奶摻假現象的蔓延與商販對豐厚利潤的追求、牛奶質量檢測體系的滯后、政府的立法缺失和監管不力等因素有關。19世紀后半葉,隨著國家干預的增強,英國先后頒布一系列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加強了對牛奶等食品安全的監管力度,牛奶摻假之風由此逐步得到遏制。

《近代史資料》總130號刊發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整理的傅斯年六篇佚文(其中一篇為譯文)。這些作品不僅為已出版的《傅斯年全集》(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0版、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所未收,而且在各種有關傅斯年的文獻或研究中亦少見甚至未見提及。佚文的內容涉及傅斯年對“清黨”的態度等,內容頗為珍貴,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愛爾蘭嬰兒“萬人坑”震驚世界
歷史學家 Catherine Corless近日調查了愛爾蘭1925年至1961年間的非婚生兒童墓冢,事件的真相發表在《福布斯》和《紐約時報》上。在愛爾蘭戈爾韋郡的蒂厄姆,796具兒童和嬰兒的尸體在一個廢棄的“母嬰之家”化糞池中被發現,這個機構是由天主教修女們在1925至1961年管理。對此,愛爾蘭官方的回應緩慢且低調。愛爾蘭總理命令大臣為死去的兒童傳喚多個部門的高級官員共同處理這一事件。
直到1990年代,愛爾蘭仍然通過政府資助的監禁手段去對待那些非婚生的母子,教堂管理的機構被稱為“母嬰之家”或“抹大拉的瑪麗亞洗衣店”(Magdalene laundries)。這些機構為教堂盈利,同時接受來自愛爾蘭政府的人頭稅;身在其中的婦女被視為“墮落的女人”。據收養權利聯盟組織說,未婚母親的孩子會被看作“非正常人”,那些在“母嬰之家”里的孩子經常死于“完全可以預防的疾病”——最壞的情況就是殺嬰或棄養。
北京大學出版社5月推出“國內第一本羅馬史研究指南”。該書作者劉津瑜是哥倫比亞大學羅馬史博士,曾任美國德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古典系教授、系主任,現為上海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作者在“自己的園地”博客中說,這本書的緣起可回溯到2006年“歷史學研究入門”叢書主編陳恒教授和北大出版社的邀請?!斑@本書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部新的羅馬通史,而是為對古羅馬歷史與文化有興趣的同學和同仁提供一個門徑。本書的重點不在于講述羅馬史上發生過什么事,而在于介紹羅馬研究中所用的重要史料、所提出的主要問題和主要學說、所用的分析角度、近期研究動向以及研究資源。”
作者還表示:“由于我個人的學術訓練主要集中在羅馬社會史和拉丁銘文學方面,所以這本書的一個特色是社會史的內容(比如“釋奴”)以及對各種非文本資料的介紹占了較大的比重。族譜學、姓名學、銘文學、錢幣學、紙草文書學等在傳統史學中(特別是在國內羅馬史研究中)處于邊緣地帶的輔助學科或研究手法在本書中都有專節介紹?!?nbsp;
王賡武舊著五十年后首次引進出版
中西書局于2014年4月出版了王賡武The Structure of the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一書的中譯本——《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譯者胡耀飛、尹承。
該書系1957年作者在英國倫敦大學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1963年這一研究出版時被評為“西文學界第一次系統地對唐宋變革期的五代歷史進行研究的著作”(芮沃壽),其考證之詳細“能滿足專門治此段歷史的學者”(魯惟一),“附注中也常有精彩的見解”(邢義田),是西方唐五代史研究的經典。中文學界雖有重視,但限于條件,利用不多,此次五十年后首次翻譯成中文,其價值依然不可磨滅。
王賡武先生因有感于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給國家帶來的深重災難而開始關注五代史。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中國的統一為常態,分裂為畸態,大多數中國史家對于分裂時期的不耐煩與歐洲史家贊美差異的傾向形成鮮明對比。王著在對分裂亂局的研究背后有一以貫之的問題與關懷:何以統一能夠在分裂之后實現?該書認為,在10世紀的北方中國,文、武系統都是以終結分裂為目標來重構的,且這種重構在邊鎮地區相對成功,并促使這些北方王朝向中央集權努力。
這本書著眼于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變遷,從黃巢失敗之后,河南朱溫和河東李克用父子之間的權力爭衡開始,通過分析中央與地方的政治與軍事結構,展現到后漢時期為止的權力變遷。在中央,藩鎮體系奪取中央政權后,日漸重視藩鎮舊人所代表的內朝體系,并直接控制和擴編禁軍;在地方,通過安插中央人物,頻繁更換節度使,收回刺史任命權,從而取得對地方的控制。最后,地方分裂趨勢受到控制,國家漸趨統一。
該書寫作之時,農民起義及封建論模式正成為學界研究的新正統,王著則繞開這種模式,從文化和軍事上重新檢討中國最為分裂的時代再統一的方式和手段,試圖理解分裂時代所發生的、促使中央集權得以恢復常態的事件。
“公眾歷史”使歷史學科更民主和多元
6月13日,臺灣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恒安在“歷史學柑仔店”博客上發表了一篇會議講稿《如何借普及歷史知識以強化歷史學者社會參與?》。講稿中回顧了美、英與德國歷史學界對于“公眾歷史”的理解異同。
美英學界在理論上大致抱持“從下而上”的歷史寫作信念,接受歷史并非只有學術歷史這種標準類型的說法,也主張歷史并非學院歷史學者的特權。而德國對“公眾歷史”的討論則源于歷史教學場域。1970年代,德國歷史教育學界發展出“歷史意識”這樣的概念,這個概念后來受胡賽爾等人現象學的啟發,特別強調歷史是發生在“生活世界”中。
美英與德國對于“公眾歷史”理解的相似處主要表現在兩者都不再強調如何研究或撰寫過去,而聚焦在公眾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有用的以及重要的過去。雖然“公眾歷史”會促使歷史學科更民主,更多元,但他最后仍強調“承認與尊重多元并不代表必須撤守學術歷史所發展出來的原則。學術原則仍值得參考。只不過,未來的歷史知識不會再以宣示、背書與撰述美好未來的許諾形式出現,而是不斷的相互撞擊、激發對話進而產生各種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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