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韋萬澤，廣西藤縣人，1912年出生，今年101歲。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我和妻子都還在學校讀書。我們從報紙上得知，日寇已經借機侵占了我們的東三省，燒殺、奸淫我們的同胞，掠奪我們的資源和財產，并野心勃勃地叫囂要滅亡中國。

        對日寇的兇殘侵略，我和全國四萬萬同胞一樣，十分憤慨，積極參加游行示威，抗議日寇侵略中國的行為。回家后，我便和太公（祖父）說：“如今日寇占領了東三省，野心很大，看樣子要南下滅亡中國，為了不當亡國奴，我身為一個青年，準備響應政府號召去當兵，拿起武器，驅除日寇，保國衛家。”

        我太公也是行伍出身，深明事理，便說：“外虜入侵，國家有難，沒有國就沒有家，青年人應該承擔起責任，去吧，趕走日寇再回來。”由于父親外出做生意不在家，我拜別了母親、弟妹，新婚妻子也含淚說：“你放心去吧，我在家照顧幾個老人，早日勝利歸來，我在家等你”。

        我隨身帶著一包米飯，從家鄉藤縣步行十幾華里來到梧州，在大南酒家的征兵站報了名。和我同來的七、八個人，只有我和另外一人通過了面試考核，隨后便被集中送到廣西柳州航空學校，分在高射炮隊培訓學習。

        一年后，我被提升為班長，三年畢業時晉升排長，分配在云益山原廣西大學附近駐防。第二年，日軍九架飛機來轟炸梧州時，遇到我軍的猛烈炮火攔截。

        我負責指揮陣地防守的四門高射炮，每門炮七個士兵，日寇飛機先是試探偵察投彈，見我們不開火，以為我們不敢打，誰知我們采取高不打、遠不打的戰術，沉著應戰，等日機進入有效射程內，炮手一開炮“砰、砰、砰”幾下就命中日機，它拖著一屁股的黑煙往廣東肇慶方向墜毀了。

        戰斗中，山頭的松林幾乎被炸斷炸翻，士兵被炸得血肉橫飛，幾十個人傷亡慘重，損失大半，高射炮也被炸壞了兩門，我頭部也被彈片所傷，血流滿面，但仍然堅持指揮剩下的兩門炮，又擊落一架日機后，我昏倒在陣地上。

        戰斗結束后，我得到上級的獎章和獎金。頭部傷好后第二年，我被送入黃埔軍校武崗二分校五大隊（營建制）全面學習政治文化、戰術指揮、密位測繪理論、騎兵訓練以及偵緝、捕俘等十多門課程，三年多軍校學習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廣西三十一軍一三一師直屬搜索營任連長，前往湖南偵察日軍動向和兵力情況。

        1944年中秋節后，我又調到一三一師三九二團任代營長，帶兵往桂林市郊的粑粑廠、靈川等地，專門襲擊日軍的防地，以及對付日軍的偵察，用無線電訊號指揮美國飛虎隊轟炸日軍的陣地。

        10月底，桂林保衛戰開始后，我帶200多士兵的加強連，防守桂林火車北站，士兵高喊：“兄弟，來世再見！”先后擊退十多次日軍瘋狂進攻，隆冬臘月的桂林又下著毛毛細雨，氣溫只有幾度，守軍雖然身穿棉衣，但都全身濕透，瑟瑟發抖，始終堅守在陣地上。大家吃炒米，用帽子接雨水喝，沒有一個士兵退縮，直到上級通知突圍時，我連剩下不到10個士兵了，突圍之后就剩我自己和兩把駁殼槍了。

        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當年桂軍兄弟與日寇頑強奮戰的情景仍猶如昨天。我們的后代務必要居安思危，不忘歷史，時刻保持警惕，隨時準備殲滅敢于入侵之敵，這才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兒女。

        （摘自《黃埔》，韋萬澤口述 韋肇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