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戰略悖論相類似的是，伊拉克的發展趨勢與整個中東地區的節奏也并不合拍。2011年前，中東地區的局面就是美國與以沙特、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為代表的盟友們一起處置伊拉克、防備伊朗。而在2011年后卻突然風云突變，不論是美國的敵人還是盟友，一大批國家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盟國內部也圍繞著穆斯林兄弟會等議題展開了尖銳對立。直到2013年7月埃及政變一錘定音，整個中東地區才重新開始回歸“舊秩序”：不惟海灣君主國不再動蕩不定，埃及重建威權，就連敘利亞也將“逃過一劫”，美國幾乎肯定要會讓其內戰放任自流，即使巴沙爾取勝也不過是用對待朝鮮般的“不理睬”政策再次如法炮制。所以說，所謂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實際上是當今中東地區的一股逆流，與其把它的成立看成是中東地區動蕩升級的標志，不如視之為從較量主戰場出逃的殘兵，而碰巧這個因為美國才得以存在的政權又是既反美且無能，美國國會甚至比總統奧巴馬更不愿意對其施以援手。

        當今世中對于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可謂是眾口悠悠，而其證據不過一是從伊拉克撤軍，二是不在利比亞挑頭、不在敘利亞動武。然而，即使在伊拉克“駐軍一百年”，該國仍可能一邊吃美援一邊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例如美國在阿富汗待得更久，那里的卡爾扎伊政權卻一點也沒有更親近的意思。而諸如利比亞、敘利亞之類，美國雖然沒無所得但也難說有何損失。總而言之，若是說美國在“進”“出”中東，那絕對是不妥當的：以色列依然是美國的支點、美國在海灣君主國的各基地里也沒有撤出原本就不多的軍隊、無人機仍然從那里出發在索馬里和也門進行打擊，對各盟國進行軍事援助的“規定動作”也不會中止。美國在中東的力量并沒有因為從伊拉克撤出了負責維持治安的軍隊就受到了削弱，美國喪失的不是能力，而是有限的意愿。布什在中東堪稱“主動”，希望按照政策的規劃一步步地來有所作為；而奧巴馬極其“被動”，既然美國的真正“紅線”從來沒有受到威脅，那就隨它去吧，執行的是一種除了底線什么都沒有準備，單靠隨機應變的“政策”，而這按照美國的說法就是“沒有政策”。

        對于伊拉克一地來說，美軍是否駐扎下去確實決定了是否會出現這么個“恐怖分子的國度”，然而對于整個中東而言，美國就顯得有些無能為力了。畢竟，美國的航母不能阻止突尼斯的城管毆打小販，美國的外交官也沒有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執掌大權。面對阿拉伯之春在2011年的勃發和在2013年的退潮，“從沒離開過中東”的美國和遠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國一樣沒什么辦法，唯一的區別可能就在于在“靜觀其變”的時候美國人的座位看上去離舞臺更近一些。一言以蔽之，奧巴馬政府的戰略固然“消極”，然而對于中東亂局而言就是稱之為有影響的“變量”都有些牽強，更遑論“關鍵因素”了。在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擊垮薩達姆政權雖然破壞了中東地區的國家力量平衡，但是其造成的影響是有限的，只不過是進一步地惡化了沙特、以色列等盟國與伊朗的關系，使它們之間的對抗因為缺少緩沖地帶而更加直接。而回顧冷戰時期的歷史，也可以看出在美國和蘇聯更多是被動地被牽扯到阿以矛盾中來，難以將這一地區看作是兩大意識形態或者陣營的對壘。可以說，中東這一地區本身矛盾錯綜復雜，其戰爭與動蕩很難用區域外大國間的競爭或是霸權國的進入和退出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