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高考已經落幕。教育部統計，今年共有5.6萬名隨遷子女在居住地參加高考。這是教育部官方首次公布“異地高考”報名人數。

        截至2013年底，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民工隨遷子女達1277萬人，占到義務教育學生總數的9.3%。其中，進入公辦學校就學的學生比例達80.4%。

        異地高考難以全面放開，使得農民工子女無法享受與城市戶籍同齡人平等的教育機會。而且，問題不止這一個，農民工子女報考什么學校，學什么專業？他們的父母能否負擔昂貴的學費？今天的大學生早已不是天之驕子，考上大學是否能真正改變農民工子女的命運？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熊易寒曾對在S市居住的農民工子女的生存狀況做過深入調研，他把這些孩子稱為城市化的孩子——新一代的城市“移民”。那么這些“城市化的孩子”是否真正“城市化”了呢？他們在城市中是否享有了教育公平？在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四十五期“復興論壇”上，熊易寒從生活環境，教育和價值取向等方面分享他的調研結果。        

        以下是澎湃記者對講座所做的摘錄：

 城市化的孩子

        “城市化的孩子”，主要有幾個含義：第一個，他是跟中國的半城市化道路聯系在一起的。什么叫半城市化道路？一方面我們需要農民工，我們更多的是把他作為一個生產要素，或者一個經濟要素。但我們卻同時忽略他們作為人，作為公民的那些角度。作為一個公民，他需要權利，需要去參與城市生活，參與城市運作。

        第二個含義就是這群人實際上他自己也在進行著城市化，這些孩子單純從衣著，或者從外面去看的話，很多人其實跟城市孩子沒有太大的分別，包括從他的價值觀、行為、思維模式等很多方面來看的話，跟城市孩子區別是很小的。只是說，他的家庭經濟社會地位比較低一些，比較貧困一些，但是他對審美的偏好，對城市的態度，價值觀等很多東西其實已經城市化了。

        在S市，我從2007年開始接觸這個群體，研究他們，像這些孩子實際上跟鄉村是沒有任何聯系的，他跟他父輩完全是不一樣的。比如現在30歲，40歲的父輩，基本上是在農村當中接受過教育，長到十七八歲，或者十五六歲，他有完整的在農村接受教育和在農村生活的經歷，他對農村生活實際上是有一定的情感，有一定的文化的紐帶的。

        而這些孩子很大一部分是出生在S市，還有很多人不出生在S市，但他有完整記憶之前已經到了S市，他們對老家是沒有親近感的，那個老家跟他父輩那個老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

身份認同的困境

        過去政策上把他們作為流動人口，他們實際上是移民。我調查的那些孩子比我來S市的時間長，很多人是80年代就已經來了，但是他們在我們治理當中不算S市人。所以對這些人來說，特別是這些孩子來說，他面臨身份認同上的一個困境，他到底屬于哪里人呢？這是講不清楚的。

        因為做研究，我原來曾經在農民工子弟學校里面當老師。有一天，我跟他們聊天，我說你是哪里人？有的人說是湖南的，江西人，安徽人……有一個小孩他就說：“我是S市人?！比缓笃渌『ⅠR上就嘲笑他，說老師他撒謊，他哪是什么S市人，他老家是黑龍江的。然后這個小孩馬上就臉紅了。

        在調查當中我們發現，農民工子女要么說他的原籍，要么說“我是外地人”?；卮鹫f我是外地人的比例是很高的，幾乎沒有人當著你面說我是S市人，因為有一個群體的壓力了，一方面他們內部這些人也認為你不是S市人，然后我們外界實際上也在給他一些壓力。“外地人”不是一個身份認同，實際上是一個否定意義上的詞匯，實際上他說的潛臺詞就是我不是本地人。

生存環境惡劣

        我調研過S市某大學附近一個聚集區里面的夜市，這里的居民基本上是在大學周邊從事黑暗料理。黑暗料理就是小攤小販，一到晚上就出來了，賣點煎餅，炒河粉之類的。有一家做肉夾饃的，他們家有三個小孩，住在木頭搭起來的房子里。

        原來大學周邊農村的農民，地被大學征過去以后，這個農民工就開始到大學后勤里面做點事情。他們就在自己原來的一小塊三角地里面蓋了很多私房，然后隔成很多間，每間房子大概是6到8個平方，租給這些農民工，大概月租金三四百塊錢，但條件非常差，沒有洗手間，垃圾到處倒的，聚集區的盡頭就是一個垃圾的填埋廠。

        這家在我所調查的農民工子女當中還算是比較好的，布置的還有點溫馨感。

        另外一個家里面條件更差一點，有一個電視，沒有桌子，吃飯都不用桌子，就是蹲著吃的。這家的小孩是我當時在農民工子弟學校教的一個學生，這個小孩是趴在床上寫作業的。

        那里是農民工的聚集區，大概有2000多人的規模，一下雨，不穿雨靴是沒有辦法進去的，泥特別深，也沒有公共廁所，必須跑到小區外面的公廁。

        但是我們也不要認為這個小區里面就是沒有秩序的，實際上，這個小區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一個村莊，保留著很多村莊里面守望相助的一些東西。因為每家特別小，每家每戶互相都聯系很緊密。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在這樣一個地方，他們的父輩社會經濟地位是比較低的，很多的父母從事的工作讓他們沒有太多時間去照顧孩子。像這個社區里面主要是從事黑暗料理，基本上到了晚上5點鐘之后才去工作，這是什么概念？他跟孩子是不太見面的，因為孩子是早上出去的，到下午4點鐘開始放學回到家里面，回到家父母就出去了。第一，這些小孩跟父母之間的親子交流是很少的。

        第二，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比較低。大多數人都希望孩子上大學，哪怕再苦再累也要讓他上大學，因為我要讓他擺脫我的這種狀況，不要讓他再重復我的人生軌跡，甚至有的說讀碩士，讀博士。另一方面，大多數家庭也承認我們中國講的“龍生龍”法則。中國俗話叫做“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這一點他們父輩是很清楚的。我們去跟那些父母談的時候，很多父母就會在孩子不在的時候跟我們講：“熊老師我是跟你說實話，我們小孩真要考上大學是很難的，我現在當著他面是跟他說一定要考大學，我鼓勵他，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現在我們這一片2000多號人，我們這個小片里面小孩上了正規本科的二本以上學校的鳳毛麟角，根本沒幾個人。我們孩子要想考上大學太難了，他們即使考上大學又能怎么樣？”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蟻族”，很多考上大學之后在城市里面還是底層，像我當時調查這個社區里面，就有一個投親靠友的一個小伙，他當時從安徽的二本，一個比較差的地方性的院校畢業后來S市打工，他當時找的一份工作就只有2000多塊錢一個月，他就投奔了親友，到這個小區里面來的。所以，一方面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是有一種很實際的認識。所以他們對子女的教育當中也是有選擇性，有一些策略的。

        比如他們對兒子的期望會更高，因為農民養兒防老的觀念是很強的。剛才提到的家庭，有三個小孩，第三個孩子是兒子。他們對小兒子的期望值更高一點。大女兒、二女兒都在S市接受中等職業教育，就是進技校的，但是小兒子初二結束之后就要送到老家去念高中，因為希望他考上大學。女孩子一般的結果是這樣的，如果是長女幼子，或者長女，二女，幼子的話，這種情況下女兒會更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另外，比如孩子在城市里面成績不怎么樣，他們也會選擇讓他進入技校，如果成績確實非常優秀他才會把孩子送回老家。送回老家當然成本會增加，因為老家沒有人照看，要寄居在親戚家里面，或者寄居在學校，那么經濟成本會增加，同時有一個情感上的分離。

        另外還有很多技術上的一些考慮，比如像教材不配套，教學方式不一樣，這個都會額外增加他的成本。

        另外就是家庭教育方式，如果拿他們跟城市里面的中產階級去比的話，區別還是蠻明顯的。我們調查下來發現兩種極端特別多：一種是放任不管，有的孩子去外面網吧過夜父母也不太清楚，因為父母工作特別累，特別辛苦，可能也不是太上心。還有就是特別粗暴，一旦發現孩子在學校里面逃學或者翹課，回來后對孩子的家暴行為是蠻多見的，輕則打耳光，重的是拿棍棒去打，拿皮鞭去抽，我們都碰到過，還有跪玻璃瓶子的。

        而中產階級父母對孩子的教育特別注重語言，注重情感。我要讓你自己意識到你的錯誤，我會跟你講道理，讓你跟我來承認，說你錯在什么地方。在農民工群體里面，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比較低，他比較容易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另外他也沒有掌握很精細的道理，他的受教育程度讓他沒有辦法做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和教育工作。

農民工子弟學校存在一種“反學校”文化

        大家最關注的可能就是農民工子女在學校當中受教育的狀況，我當時在S室Y區最大的一個農民工子弟學校教過一段時間書，總體來說，從硬件和師資上來講是比較差的，有很多老師是沒有教師資格證的，有的本身在城市里面打工，他可能上過高中，有的是一些鄉村的民辦教師。極少數是該市公辦學校里的退休教師，這些老師算是他們里面比較好的老師，還有一部分是我們大學里面的志愿者。

        這些學校整體來講紀律很糟糕，我當時是希望做一個參與性的研究，學校說你來給我們上英語課好了。所有的老師在課堂當中大概有1/3的精力是用來維持紀律的，班主任會好一點，這些孩子也是分得很清楚的，他知道班主任可以開除學生的，所以他對班主任的態度會比較順從一點。

        在這個學校里面我們還發現存在一種“反學校”文化。就是這些孩子通常會認為學校所傳授的這些知識大多是無用的，他覺得我學不學也沒有太大區別。這個在低年級不明顯，但是到了畢業班這種情緒特別嚴重，他們認為學校里面老師所講的東西很多是廢話，或者是沒有用的，這些孩子認為學校的這種教育是沒有辦法改變他們的處境的。

        學校里面有一幅標語我記得印象很深刻，叫做“讓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有的學生就用圓珠筆在上面寫“狗屁”，他們認為這都是無稽之談。所以混日子，早戀，打架斗毆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大家認為是酷的表現，是好的。在學校里面染個黃頭發，或者紋身，就變成很時髦的一件事情。他們會給老師起外號。校長在他們看來就是一個老板，他們私底下都是叫校長“老板”的。

        學校里面，學生通過否定學校的價值觀，否定學校和老師的權威，一方面他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更早地獲得獨立。在這個農民工子弟學校里面有一個很明顯的地方，跟公辦學校農民工子弟相比，他們認為早一點打工或者從事體力勞動并不是很可恥的，或很失敗的，很多孩子非常渴望能夠去打工，因為出去之后就賺錢了，賺了錢就意味著可以擺脫父母的控制。正是因為他們心甘情愿比較早的進入這種次級勞動力市場，就是又臟又累又低報酬的工作，所以加速了他們那種階級再生產的過程，就是他們更早的從事體力勞動，這樣使他們更加不利。

        一方面，我們可以把他們這種反學校文化是理解為一種反抗。他實際上是看到了這種不公正的東西，他希望反抗這些東西，但是這種反抗會加劇他們的不利地位，使他們更加沒有辦法去跟同齡人競爭。所以他們更早地進入了他們父母所從事的那些行業，比如做廚師，做黑暗料理，或者進入工廠。

        我當時研究的一個公辦學校，他們年級當中有五個班，農民工子女是一個單獨的班，那個班大概在這五個班中排在第二和第三，并不差，但到了初三之后就倒數第一。

        因為到初三之后，出現了現實的門檻，就是他們不能在S市參加高考。那要成績干嘛呢？再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他們到了初三之后就開始不太愛學習了。他們也可以在S市參加中考的，但是那個中考是一個單列的中考，不能進入高中的，只能在S市進入三校——中專、職校、技校，但是不能進入高中。進入這些學校他們中考就更加容易一些。比如他們物理和化學是不用考的，所以有的老師講課的時候就會講反正這個你們也不用考，這個我就不教了，這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傷害。

        還有專業上的限制，比如S市本地小孩喜歡念的專業，培養空勤、空姐的，還有一些藝術設計的專業，他們就不能念的。最初向他們開放的幾個專業很有意思，一個是烹飪，一個是酒店管理，還有一個叫數控機床，學這三個專業，你看跟他父母從事的專業是不是很像？——廚師、酒店里面的服務員、車間里面的工人。

價值取向差異

        我在2008年做了一個調查，其中有一些數據給大家講一下，就是農民工子女的價值取向，我們用一些命題來讓他來判斷：比如說“金錢是萬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人人平均是最公平的，要窮大家一起窮，要富大家一起富”，“各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知識改變命運”，“政府是為有錢有勢人服務的”。

        在這14個命題當中，我們看到城市的孩子有11項跟我們公開宣揚的那些價值觀是最接近的，只有一項跟官方價值觀是最遠的。公辦學校里面農民工子女有三項跟官方價值觀最接近，而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他不但沒有一項跟我們主流價值觀相近，而且有九項跟官方的價值觀是相距最遠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在進入公辦學校之后確實有助于他接受主流的價值觀，但是我們也不要夸大他們之間的差距，他們總體的傾向還是一致的。比如我們官方價值和主流價值觀所公開倡導的那些東西，城市的孩子會更加堅決的支持，農民工子女也不會反對，只是他支持的力度會弱一點，而官方所公開反對的那些東西，城市的孩子會最堅決的反對，農民工子女也會反對，但是反對的強度沒有那么大，總體的傾向是一樣的。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在公辦學校里面，價值觀這套系統要更加的系統一些，比如在公辦學校里面老師是家訪的，每個孩子家里面會走一趟，但是在農民工子弟學校基本上沒有這樣的東西，而且公辦學校里面很注重成績，很注重成績會造成一個什么東西呢？如果要注重成績的話，我不但要控制你的身體，控制你的活動，我還要控制你的思想，所以我要把我那套價值觀灌輸給你，你才能夠主動的去學習，愛學習。

獨立編班還是混合編班？

        我們再來看他們進入公辦學校之后能否更好地融入我們城市社會？當時我們設計了好多問題，這里面我只列舉一個問題，就是獨立編班。你是支持把農民工子女放到一個班里面，還是插到城市里面各個班里面去，就是混合編班。那么一般來說我們習慣上大家第一直覺會認為混合編班是比較好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再去問這些孩子的時候，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如果這個孩子沒有進入公辦學校，他就是在農民工子弟學校讀書的話，他會認為獨立編班是歧視，他堅決反對這個事。但是如果已經進入了公辦學校的孩子未必了，很多孩子他進入公辦學校之后，那些混合編班的孩子反而覺得更加受歧視。

        后面通過訪談發現，我們過去太過簡單地認為跟城市孩子更多的接觸，會使他們走向融合，大家更多的了解。實際上這種接觸要看性質的，如果兩種人各種情況比較接近的話，比如成績，家庭背景比較接近，可能會消除我原來的刻板印象。但如果他的成績確實比你差，或者他的家庭背景也比你差，各方面都比你差的話，可能你接觸之后反而強化他那種印象，甚至他們發生沖突的話，他更加認為說城里人在歧視我。

        后面我們做了一些調查發現，如果是獨立編班的孩子，他通常認為我們班主任對我們挺好的，因為他那個班里面沒有什么區別，都是農民工子女，而且我們班主任很多時候都替我們說話。如果混合編班他就認為班主任對城市孩子更好一點。

        當然這里面現在情況很復雜，特別是這幾年有一個現象，因為我們現在S市有一些學校向農民工子女開放了，開放之后S市本地的孩子就跑了，只要這個學校說我們招農民工子女，家里面但凡條件好一點的孩子就轉學了。

        有的公辦學校甚至說他上下課的時間和農民工子女班的時間是錯開的，就是差10分鐘，避免他們打架，發生矛盾，也是為了讓S市家長接受。因為S市家長說我的孩子會被他們帶壞，所以最好他們不要見面。他們不在同一個教學樓里面，下課時間差10分鐘，所以他們永遠沒有機會在學校里面發生什么交流。

       （錄音整理：沈苗）

        演講人簡介:

        熊易寒: 政治學博士，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美國亞洲研究協會會員。主要研究興趣為移民政治、城市基層治理、比較政治學，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二十余篇，入選上海市晨光計劃，著有《城市化的孩子：農民工子女的身份生產與政治社會化》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