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周口店猿人頭蓋骨的發現，可謂震驚世界。一般稍有了解的讀者可能會記住兩個中國人的名字，即發現第一個完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的裴文中，以及此后連續發現三具猿人頭蓋骨化石的賈蘭坡。這也是國內學術界所津津樂道的，他們日后也不負重望，成為國內古生物學與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權威。然而，“北京人”發掘的背后，其實還有很多故事。

周口店石頭秘密無人解

        昔日的周口店，畢竟屬于荒郊野外。在現代學術體制還未全面引進國內、對自然科學所知有限的狀況下，我們很難想象有學者真會對一堆石頭感興趣。當時的大眾與學界，絕少有人關注這里。有例為證。據裴文中介紹，當年的周口店出產石灰與煤，人們常可見成隊的駱駝與騾子馱著石灰運往琉璃河，再上船去天津。于是在這里工作的工人常露出兩種面孔——挖石灰的是白面，如老嫗擦了粉；挖煤的則是黑的，只有說話或笑的時候露出白白的牙齒。大眾對這里的印象大概只是有礦產而已。

        考古學在當時仍屬草創階段。1927年中外學者參與的西北科學考察團與李濟主持的殷墟發掘大約與此時間相當；而與周口店發掘密切相關的地質學，在當時也是知者寥寥。無怪乎有學者指出，“在民元以前國人幾不知道地質為何物，調查地質為何事。”“在民國以前，中國行政界還未曾見過地質兩個字”，所以民國元年在實業部設置地質科也呼吁成為“中國地質學界一個新紀元”。（章鴻釗：《中國地質學發展小史》）

        再從學科建制來看，雖然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在1909年開辦了地質學門，但1913年畢業之際只有3名學生，其中一名還未畢業即遠赴德國留學，另外兩人也未從事與地質學相關的工作。地質學的發展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有起色。（王鴻禎：《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即使親身參與發掘的裴文中事后回憶也覺得自己當年甚為懵懂：“我本來是一個很隨便而遇事無可無不可的人，凡事多不欲認真，讀書亦多不求甚解：自覺很不適宜于擔任科學上的工作和科學上的研究；但是不知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學的理科，又不知為什么而入了地質系——其實那時我自己的興趣，卻在辦黨和新聞事業。”直到授命參與發掘，他也老實承認：“我在未赴周口店之前，有脊椎動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無所知，差不多何謂有脊椎動物是什么，都不曉得。”（裴文中：《周口店發掘記》）因此，“北京人”的發現似乎有些偶然的成分在。

三位海歸學者嗅覺敏銳

        也是歷史的風云際會，民國一批率先走出國門接受歐風美雨熏陶的學者嗅覺畢竟更為敏銳，周口店的發掘與近代地質學的發展息息相關。這里可以提到幾個人：章鴻釗、丁文江與翁文灝。相對于后兩位，知道章鴻釗的人可能不多。這位在東京帝國大學地質系畢業的高材生，頗有科學眼光，回國之后于1912年擔任了南京臨時政府礦物司地質科的科長。他任職當年即發表《中華地質調查私議》一文，“痛陳中國調查地質之重要，并建議調查著手之計劃，以備在鼎革之初，隨著新興的國運即開始工作”。這也成為后來丁文江力主成立地質調查專門機構之濫觴。

        丁文江可謂是中國近代地質事業的奠基人，也是中國科技事業近代化方面的重要推手。在他去世的193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撰文紀念，聲稱“他在中國建設出地質學，至少是他創造了一個可以使地質學在中國發達的環境，已可謂功在國家。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在提倡科學研究上比得上他”。他最終在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任上因煤氣中毒而倒在了考察湖南煤礦的現場。

        翁文灝則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主持創辦了清華大學地學系。他本人也以“燕山運動”理論等學術成就，成為近代中國最具國際聲譽的自然科學家之一。當然，翁氏后來“學而優則仕”，成為蔣介石的重要閣僚，曾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與首任行政院長。這是后話。從后來的發展來看，基本上可以說，沒有上述三位的篳路藍縷之功，中國地質學絕不會取得如此大的進展；而沒有丁、翁二人的大力支持，也就沒有后來周口店的發現。

        1913年，丁文江力主創辦地質調查所，成立調查所的當年就開始招生，總算為中國地質事業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初步的基礎。1916年，丁文江正式擔任所長，在今西城區豐盛胡同北面的兵馬司胡同9號辦公。當年設立的機構是地質股、礦產股與編譯股，開始的研究重心也是在地質與礦產。這一局面隨著幾位外國學者的到來而被打破，原來不受重視的古生物學與化學等開始進入學者們的視野。這也就拉開了周口店發掘的序幕。

動物化石最初只作中藥

       原來，中國發現哺乳動物化石的時間雖早，但從未將其作為動物骨骼化石看待，而是作為一味中藥——“龍骨”為人治病。

       早在1903年，德國慕尼黑大學古生物學教授施洛塞（Max Schlosser）從北京的藥鋪里買到一批龍骨，經分析研究，他發現其中有一枚人類的臼齒，但由于材料不足，他只給其一個“人？”或“類人猿？”的名稱，問號表示其不敢肯定。而真正在中國進行哺乳動物化石考古發掘的人，則是經丁文江介紹，于1914—1924年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顧問的瑞典人安特生。1918年，時在北大任教的化學家麥格雷戈·吉布（McGregor Gibb）從北京郊區周口店鎮雞骨山采集到一包化石，將其轉交給安特生。安特生對此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循此線索最終找到了那個紅色的土柱，周圍的石灰巖被工人剝去燒成了石灰，而那些紅色土層中含有很多小動物骨骼，當地人稱其地為“雞骨山”。1921年，安特生再次帶領澳大利亞古脊椎動物學家師丹斯基與美國古脊椎動物學家葛利普前往雞骨山采集化石。這次經開礦工人引領，見到了另一個巨大的化石地點，當地人稱為“龍骨山”，可能是出產龍骨的緣故。在這里發現了大量動物化石，包括鹿下牙床等。后來這里一直吸引著師丹斯基等人的目光，直到1926年當他再次整理標本時才確認其中一顆牙齒化石為人牙。

（左起）1928年裴文中、王恒升、王恭睦、楊鐘健、步林、步達生、德日進、巴爾博在周口店遺址合影。

加拿大醫生命名“北京人”

        機緣巧合。周口店的發現也引起另一位學者的高度關注，他就是時任協和醫學院解剖學系主任的加拿大人步達生。據裴文中回憶，他1928年在周口店第一次見到步達生，“他給我的印象是瘦小的面龐，脊背稍微彎曲，精神充足，知識淵博。并且對于后進的人們，更多方指導。關于周口店中國猿人的研究，皆為步先生所擔任。”（裴文中：《周口店發掘記》）步達生認為周口店“龍骨”的發現十分重要，雖然國外很多學者對此頗不以為然。他在1927年公開發表的論文中將其命名為“北京中國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向全世界宣告了“北京人”的存在。

        步達生為了與中國合作，于1926年10月致函翁文灝，協議共同開展周口店發掘并籌建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機構。（李學通：《翁文灝年譜》），而在丁文江的極力斡旋之下，地質調查所與協和醫學院正式合作。步達生還同北京協和醫學院行政委員會負責人胡恒德建議，爭取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周口店的發掘予以資助。很快，洛克菲勒基金會批準了此次計劃。除此之外，步達生還力邀瑞典哺乳動物學家步林參與此事，同時加入的還有從德國留學歸來的動物學家楊鐘健。不久，對周口店的發掘正式開始，獲取了大量動物化石。1929年，步林辭職，楊鐘健前往西北考察，裴文中可謂孤軍奮戰。本來打算在當年11月底停工，裴文中決定再堅持一段，不想無意中于當年的12月2日下午，發現了一個完整的頭蓋骨化石，轟動了整個學術界。裴文中由此一舉成名。

        翁文灝與丁文江等人也倍感振奮。于是，由協和醫學院支持，地質調查所在1929年專門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步達生為研究室的榮譽主任，辦公場所設在協和醫學院解剖樓一層。步達生與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一起開始全面研究“北京人”及其大量化石。這位瘦削的加拿大人自此整日與頭蓋骨作伴，據稱他每天下午四點左右去辦公室，直到第二天早上別人開始上班才離去。1934年3月的一個清晨，他的一位同事來上班，敲門無人應，用鑰匙開門之后發現，步達生心臟病突發去世，逝前雙手還捧著頭蓋骨。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一時頗為感慨。1933年，擔任國民政府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在給裴文中所著《周口店發掘記》的序文中這樣寫道：“這冊書實是中國科學研究中極重要的一本著作，因為周口店的采掘幾乎是中國為物質科學之研究而做的采掘工作中最早與最大的一個……”在肯定裴氏成績的同時，他也坦率承認：“我因此想到中國科學事業之難，即如周口店化石先由瑞典及奧國學者用心認識，繼由美國羅氏基金會出資提倡，再由英法二國學者相助研究，費了許多經費才成區區事業。自從民國十六年以來地質調查所主持其事，于歡迎科學合作之中，力持中國主權，凡所采集不論巨細皆歸本所所有，留在中國。重要著作，皆由本所或中國地質學會出版。倘非如此開誠合作，我們豈能在短時間內成此巨功？”這幾乎可以視作對周口店與“北京人”發現的全面總結。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周口店發掘與“北京人”之發現，中國學者與研究機構固然成就卓著，但若沒有國外學者與基金會的鼎力支持，恐怕要大打折扣。由此可見翁文灝襟懷坦蕩，絕不貪功；當然我們也可感覺其底氣不足，對中國科學事業發展之焦慮，不過他的拳拳愛國之心仍然讓我們感動。而晚清民國之學術轉型與中外學界互動，于此也可見一斑。

戰爭中遺失北京人化石

        到這里，故事并未結束。“北京人”頭蓋骨發現之后，裴文中赴法留學，賈蘭坡接手發掘。于是才有了1936年連續發現三具猿人頭蓋骨的奇遇。而隨后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則讓周口店發掘工作陷于停頓。三位留守于此的工人被日軍殺害，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辦事處的房子被付之一炬，研究人員紛紛南下，后遷往重慶北碚。裴文中歷經艱險于1937年回國，在北平協和醫學院與中央地質調查所的要求下，擔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為躲避日軍騷擾，豐盛胡同地質調查所舊址插上了美國國旗，換上了“北平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接替步達生擔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是德國人類學家魏敦瑞。隨著日美關系的逐步緊張，研究室同仁也在考慮頭蓋骨的去向問題。為了不使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魏敦瑞曾設想將頭蓋骨運至重慶保存，但由于需要長途跋涉且無安全保障，只得作罷。另一設想即是將化石隱藏起來，但仍然在淪陷區，不是長久之計。他與裴文中商量后，1941年初曾到東交民巷內美國駐北平公使館尋求支持，即將化石運往美國。經過中美雙方協商，兩箱化石被運往美國公使館，然后再由公使館將其運送到秦皇島美國海軍陸戰隊，由陸戰隊撤離時帶往美國。而在這之前美國從菲律賓調了一艘船——哈里遜總統號來秦皇島撤退海軍陸戰隊，這艘船來到上海后停泊在吳淞口外，正待開往秦皇島，而此時日軍偷襲了珍珠港。此船被俘之后被日軍改作運輸船，于1944年被美國潛艇擊沉。而1941年12月美國在秦皇島的海軍陸戰隊全部成了俘虜，北京人化石也下落不明。

        震驚中外的頭蓋骨發現至此成為世紀謎案，轉眼間70多年過去了，仍不知所終，令人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