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初，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夜馳 200 英里，奔往美國駐四川省會成都的總領館尋求庇護。王的逃逸揭開了一個陰暗劇情的一角，涉及謀殺、金錢、權力、私情、拳斗、汽車追逐和真相掩蓋。事件引發了川渝兩地的緊張關系，也幾乎將美國卷入一場中國內部政治危機的中心，并最終導致了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倒臺。

        在長達 18 個月的時間里，世界一直被這一聳人聽聞的故事所吸引，但很少人注意到其中一個不同尋常的細節。重慶是一個省級直轄市，擁有3000萬人口，是中國最大的城市。這一內陸城市人口與加拿大相當，面積相當于南卡羅來納州。如果作為一個國家，重慶在世界上排第 41 位；換言之，有150 多個國家比它小。重慶有數十家美國企業，年出口產值約 70 億美元。但是重慶沒有美國外交代表處。因此王立軍不得不驅車數小時以找到一名美國外交官。

重慶人口約3000萬，長江、嘉陵江在此交匯。

       我們再將視線移到喜馬拉雅山的另一側，在重慶 2000 英里外的印度古吉拉特邦。該邦首席部長（相當于州長）為納倫德拉?莫迪。盡管已執政十年，莫迪的仕途仍冉冉上升。在他的領導下，古吉拉特邦已成為印度制造與出口業的先鋒。由于其營造的良好的商業環境，國內外企業蜂擁而入。9月初，他被印度人民黨推選為總理候選人。

        莫迪也不乏批評者。由于美國一項禁止外國官員“在任何時候直接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法律規定，他被吊銷了美國簽證。其原因是他默許了 2002 年一起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暴力行為，上千人在該起暴亂中死亡，其中3／4是穆斯林。但即便美國國務院撤銷對他的禁令，莫迪想要訪美的話，也得到300英里之外的孟買美國領事館才能拿到簽證。

        莫迪治下有超過6000萬古吉拉特人。如果古吉拉特邦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按規模來算它將排名第 23 位，僅略小于法國，而在法國除位于巴黎的美國大使館外，其他城市尚有7個美國領事館。

        而薄熙來和莫迪只是構成中國和印度的 60 余個省、邦、領土和其他主要行政區的眾多領導人物中的兩個。為直觀了解這涉及多少人，我們可以加上美國和墨西哥以及所有其他北美和南美洲國家總人口，外加 5 億生活在歐盟的人口，所有這些人加在一起約 13 億，僅與中國一國的人口相當。而印度只比中國略小，有 12.4 億人口。

        換句話說，像薄熙來和莫迪這樣的地方領導人治理著規模相當于主要國家的行政區域，其言行風格構成他們各自國家日常運作的重要部分，并投射在廣闊的國際舞臺之上。但這樣的人物卻被隔離于西方權力中心的視角之外——薄熙來和莫迪獲得國際知名度實屬例外，因為外界傾向于只關注北京和新德里的政治人物。來自使領館的報告固然重要，但對于中國和印度正在發生的事情，它們所提供的只是一個局部的、甚至失真的圖景。

        中國的省與印度的邦各自如何運作？它們的領導人如何平衡地方和中央不同的政治重心和價值體系？它們的領導人和民眾如何看待各種全球議題？ 帶著問題，2012 年初我攜家人進行了一次為期 5 個月的長途旅行，訪問了中印這兩個亞洲巨人的 20 個省或邦。

中國：鄧小平的試驗在繼續

        中國實行的政治體制高度強調團結。目前其最高領導層是由7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負責確定國家的戰略重心。但政治局常委會并不親自管理 23 個省、4 個直轄市以及 5 個自治區或特別行政區。地方權力歸各省省委和政府，它們獲權各自根據當地實情來執行中央的決策。而在省之下的市、縣和區的層次，對中央政策及工作重心的解讀則更為分散。

        當然，各省委書記和省長的任命必須經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批準。

        近幾十年來，中央對地方的指示可簡單概括為：經濟增長壓倒一切。為實現增長，地方政府擁有相當高的自由度，只要它們確保政治穩定，且至少在表面上遵循來自北京的方針。因此，在某些地區，地方官員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而中央政府各部的職權則大體限于監督經濟產出，以及提供資源供地方修路、建橋和建設其他關鍵基礎設施。這也是為什么北京試圖遏制腐敗卻始終疲于應對的一個原因。

        地方政府間自由度差異很大，這大概是鄧小平在啟動中國現代化和變革進程時的應有之意。為推動經濟發展，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地方政府被給予了很高的自由度，以加速創新，吸引外資。用鄧小平的話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

        廣東是中國沿海最大的省份，擁有 1 億人口，超過加州、德州、紐約州和佛州的人口總和。該省的出口占中國的近 40%，超過英國全國的出口總額。不論企業數量還是工業產出，廣東約一半的經濟為私有經濟。

廣東擁有1億人口，是中國第一經濟大省。

        經過30年的飛速增長，廣東開始試驗一個更開放的政治體系。在任五年的省委書記汪洋對非政府組織和獨立工會持開放態度，給予它們近乎官方的認可。在 2011 年的一次村民暴力維權事件中，他站在了村民一邊，起訴了當地腐敗官員。他甚至提出一種杰佛遜式的公共哲學，“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

        與所有地方領導人一樣，汪洋是經任命的，并服從于干部輪換制度（類似美國輪換其軍事基地司令）。2012 年 12 月汪洋任期結束時，他獲得提拔，成為中國的四位副總理之一。

        即使汪洋離任，廣東仍是鄧小平式的政治開放、私人經濟和公共治理沿海試驗的實驗室。

        與此同時，越是遠離沿海的地區，對公共事業和公共支出的依賴就越大。在這部分地區，人們期待其領導者彰顯實力、有效控制、甚至家長式的治理。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失勢之前的薄熙來。在他任下，2011 年重慶經濟激增 16.4%。這一全國最快的增速得益于薄熙來對國有企業的支持。此外，他還投入 160 億美元用來建設經濟適用房，吸引附近農村居民和在沿海工廠務工的農民工。

        但是，這一繁榮也有其代價——逼近破裂的房地產泡沫和嚴重的環境衰退。重慶的空氣對于肺和眼睛都是一種煎熬。長江上游的江水在成都西部山區時尚清澈干凈，但流至 200 英里以東的重慶時，已經變為黑色。我們的女兒對此有著形象的概括：剛到達中國時（我們剛游覽了印度），九歲的凱莉看著閃閃的高速公路和高聳的寫字樓，說：“爸爸，這里就像是美國。”但當我們結束旅程時，11 歲的安妮卡說：“印度很臟，中國污染嚴重。”

        至于薄熙來的治理模式，則全然看不到杰斐遜主義的影子。他和后來讓他隕落的公安局長王立軍發起了一場大規模、廣受歡迎的打擊犯罪和官員腐敗的運動。但許多緝捕和起訴似乎只是為他個人鞏固權力服務。簡而言之，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是中國法治的倒退。

新疆位于中國西北邊陲，面積166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最大的升級行政區。

        在中國，從沿海到快速城市化的腹地再到動蕩不安的西部內陸，北京認識到給予地方官員行動空間的必要性。但是，不論他們被允許在政治開放和改革的道路上走多遠，體制始終嚴防任何離心力量。地方官員踞地自雄是不可容忍的。這也是為什么“聯邦主義”是一個禁忌詞的原因。而官方批準的用詞——“和諧”——即暗示：無論存在什么分歧，都必須從屬于中共領導和國家統一。

        但實際情況是，各地區的工作重心及利益訴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使遵守某項全國統一的標準或規定變得越來越困難。例如，沿海地區的基層組織和管理機構正在推動更高的全國環境標準，卻面臨來自腹地和礦產豐富的西部地區領導人的共同抵制。

        這樣一來，北京就必須應對日益敢言的地方領導人。除此之外，它也面對著來自境外的呼聲。中國一直面臨要求開放的外部壓力，如外國央行行長、財長和私人投資者，他們希望與中國多接觸，卻擔心中國金融缺乏透明度、合同執行不規范，以及法治不健全。

        由于外資對中國金融的未來至關重要，中國希望調和外部的呼聲，同時堅持以自己的方式來實現，確保不削弱黨的權力。未來數年，這一復雜的過程將繼續展開。對于我們這些從外部與中國打交道的人來說，了解這一點，尤其是中國各省日益突出的重要性——不僅是其與北京的互動關系，也包括其內部的運作機制——對我們和中國都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