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清代樸學興盛之際，西方古典學也在醞釀發展。對于古代典籍以及古典文明的研究，雖有中西之別，而無學理之異。“學無古今，學無中外，學無有用無用”，人文學術研究的特點正在于此。一直以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堅持“基于文字、回歸文本、考信文獻”的研究理念，秉持實事求是、考文責實之學術態度，希望能夠與學界同仁一起為中國古典學研究乃至世界古典學研究作出真貢獻。有鑒于此，2021年4月23日至24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古代中國與絲路文明研究中心聯合無錫馮其庸學術館，于無錫舉辦了第二屆“文獻·文本·文字：中西古典學研究的路徑與方法”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上海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國家圖書館、上海博物館、鳳凰出版社等諸多高校和科研機構近四十位專家學者參與了本次會議。

在會議的開幕致辭中，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常務副院長烏云畢力格教授開宗明義指出：“人文學科的學問，離不開文獻、文本、文字這‘三文’的研究。以精煉的文字學、語言學功夫，準確和正確地解讀不同語境下的相互關聯的不同文本的原本含義；通過對不同文獻，包括不同語言的多語種文獻的綜合的精致的研究，精準地理解和復原歷史及其傳統，這就是‘三文’研究的方法與原則，也就是西方所說的‘philology’，即‘語文學’。”他還對當前學術界的浮躁表示了擔憂，烏云畢力格說：“我們經常討論當下的學術浮躁現象及其產生的學術‘垃圾’”，這些“歸根到底都是因為放棄了以‘三文’研究為基礎的學術道路、學術理念、學術基本功和學術研究方法。”

烏云畢力格教授還特別強調：“人文學科的研究并非一項特殊工程，它的學術原理和其他學科是一樣的。比如說，人們不能栽無根之樹以造林，哪怕是為了應景也不能這樣；人們不可能建造空中樓閣，那只是幻想和騙局。我們不必否認古代羅馬文化或古埃及的金字塔，我們自己的文明足夠早，也足夠燦爛；我們不必否認荷馬史詩的存在，我們自己的文獻足夠古老，也足夠豐富。只要我們以足夠的文化自信，以科學的態度去探索，我們會發現我們自己更多的，讓國人乃至世界人民感嘆和仰慕的文化成就。我們不必逼鄭和的英靈說謊他發現了美洲大陸；也不必編造英語起源于中國某地之假說。我們應該‘動手動腳’，去浩如煙海的中國和世界文獻中，發現我們偉大的古典文明和偉大的文化傳統，在實實在在的真實的歷史基礎上，樹立我們民族的文化自信。我們必須構建我們的學術話語系統，掌握中國學術話語權，但這同樣應該以令人信服的基礎研究為前提。對此，‘三文’研究大有用武之地。希望我們大家精誠團結，緊密合作，爭取更大的成就，為國家文化和學術建設之繁榮，為實現中國夢做出更大的貢獻。”

烏云畢力格教授開幕式致辭

接著，清華大學中文系沈衛榮教授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十五年來的實踐進行了討論，他認為延續至今的“國學熱”，更多的是社會的狂歡而不是學術和教育的進步。為了使“國學”研究能夠得到持續深入的良性發展，我們必須落實到學術中，通過學術將之深化和推廣，并形成一種體制化的學術和教學機制。長期以來，“國學”在很多地方被局限為以儒家或者儒學為主題的傳統文化，對于儒家或者儒學的研究當然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內容，但是過分強調儒學并不利于客觀全面地看待源遠流長、豐富深刻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學術遺產。沈衛榮對于馮其庸先生所提出的“大國學”理念表示支持，也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十五年來秉承“大國學”理念所進行的教學科研實踐和設立“中國古典學院”的嘗試表示充分肯定。他認為，人大國學院這種使用傳統漢學、藏學、蒙古學等學科所采用的語文學方法，對中國各民族語言、歷史和文化進行研究的做法，真正體現了學科交融的特色，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對學術和教育的進步起到了極為積極的促進作用。

沈衛榮教授發言

隨后，浙江大學中西學院教授劉迎勝、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陳崗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程浩分別從各自專業領域出發闡釋了“中西古典學研究的路徑與方法”這一主題。

劉迎勝教授作了題為“12-15世紀內亞研究使用審音勘同法的語料庫問題”的演講。劉教授指出，在古代漢文文獻中有一部分非漢語詞匯，如何找到這些詞匯的詞源并確定其在上下文中之義與它原有之義是解讀古代文獻所面臨的困難之一。接著，劉教授提出解決這個困難的方法是使用審音勘同和傳統音韻學相結合的方法，并建立起相關語料庫。劉教授從直接語料庫、間接語料庫、漢語音韻學資料和間接語料庫的繼續等四個方面介紹了語料庫的種類。他最后總結到，在處理文獻里的非漢語詞匯時首先應該盡量使用本民族的雙語直接語料，其次是使用本民族的間接語料，再次可以利用同時期其他民族的語料來盡可能佐證其詞源及詞義。最后他強調這是一個艱苦的工作，但是非常重要，也希望能夠培養更多的年輕學者在更加廣闊的學術視野中繼續將這一工作推進下去。

劉迎勝教授發言

陳崗龍教授以“談哈斯寶《新譯紅樓夢》的評點和回批”為題，介紹了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斯寶把120回本《紅樓夢》節譯成40回蒙古文譯本，并撰寫回評，流傳至今，在紅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哈斯寶也因此成為舊紅學評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哈斯寶在《新譯紅樓夢》的“讀法”中說：“這部書里，凡是寓意深邃、原有來由的話，我都旁加了圈；中等的佳處，旁加了點；歹人秘語，則劃線標識。” 但是流傳到今天的六個抄本中都不見哈斯寶的文中加批，那么哈斯寶原來做的加批都到哪里去了？實際上答案就在每回的“回批”里。哈斯寶的“回批”內容，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敘事線索，一個是對具體文字內容的字里行間的評論。這兩個內容也可以分成兩大塊，一個是哈斯寶對《紅樓夢》敘事學層面的提綱式把握，一個是哈斯寶對具體文字的評點。尤其是對具體人物和具體情節的點評，與《紅樓夢》其他評點學家的點評有異曲同工之妙。陳崗龍教授推測，哈斯寶“讀法”中所做的“旁加圈點劃線”的加批和評點后來被他統一寫進每回“回批”的內容中了，于是后來的抄本正文中就都沒有了“評點”或者加批。其主要出發點可能就是把零散的個人式的閱讀體會重新組織成首尾一貫的評論文字，以便蒙古族讀者宏觀上把握《紅樓夢》全書的思想。

陳崗龍教授發言

最后程浩作了題為“《老子》中的‘妙‘與‘徼‘”的演講。程浩認為《老子》中出現四次的“妙”，均應根據北大簡本與帛書本解作“眇”，意為精微渺小。第十五章“古之善為道者，微眇玄通，深不可識”，體現的就是《老子》所反復強調的“謙退”“隱匿”精神。“徼”則應視為“要”的通假，在第一章與第二十七章中都用為與“眇”對立的概念，可解釋為貪求。“故常無欲，以觀其眇；常有欲，以觀其要”，是將“眇”與“要”視作“無欲”與“有欲”兩種狀態下的終極追求。至于“眾眇”，即“大小”“多少”，“眾眇之門”可理解為“多”與“少”的對立統一規律。

程浩副教授做主題發言

次日，共進行了四場學術論壇。上午的論壇分上下兩場，共有七位學者進行了主題發言。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李若暉的發言題目是“《老子》八十一章原始”。他認為《老子》八十一章本作為《老子》的標準本，對《老子》的文本形成與思想定型起到了巨大作用。近年關于八十一章本的形成，產生了若干焦點與爭議。李若暉認為，漢代《老子》諸本章數是以“神秘數字”為基數進行計算所顯示的絕對必然性作為對于天道的真切把握。北大漢簡七十七章本到河上公八十一章本的重要中介是《淮南子》所引據之《老子》。通過對《淮南子》引《老子》的分章分析，可知該本《道經》部分同于（或近于）河上公八十一章本，《德經》部分同于（或近于）北大漢簡七十七章本。與這一特征相符的最可能是《老子傅氏經說》，即將該本理解為僅編成了《道經》三十七章（篇）。至于宋人所引劉歆《七略》劉向定著《老子》語，當出偽造。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是近些年公布的研究秦漢史的新材料，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楊小亮針對這些新材料做了題為“對五一簡中一份完整‘解書’的解讀”的發言。他指出，周海峰曾根據內容、形制和字體風格將五一簡第二卷的四枚木兩行復原為一份題為《廣亭長暉言傅任將殺人賊由併、盜由肉等妻歸部考實解書》的完整冊書，但未說明冊書編聯的具體情況和內容。在這一基礎上，楊小亮通過對文書結構、套語及版面格式的分析梳理出了案件的基本內容，即永元十六年六月（公元104年），廣亭長毛暉向臨湘縣廷報告考實殺人犯由併和盜賊由肉兄弟二人案情的進展情況，表示已將二人的妻子由孨、由妃帶回廣亭部審問，待考實后，將繼續上報。在梳理案情之余，楊小亮又對冊數中所涉及的幾處字詞進行了進一步考證，認為“士食湘中”的“士”當通“事”，“事食”即佃種別人的土地；“具任五人”則指五位擔保人，反映了東漢的候審擔保制度；“證左”指證人，“具位”指徒具其位，“考實殺人小盜具位證左”一句中，“殺人”“小盜”當為“具位證左”的定語；“解書”之“解”即為“釋”，當為下級官吏對上級官吏就行政或法律事務進行辯解或解釋的實用文體。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華建光結合漢語史文獻和現代吳閩方言材料，討論了六朝吳歌“儂”的性質。他在主題為“六朝吳歌‘儂’是第一人稱代詞嗎？”的發言中指出吳歌中的“儂”不是第一人稱代詞，而是表示“人、別人”的旁指代詞，與普通話“人家”的功能相近。它可轉用于指稱說者和聽者，表親近、謙卑等語體功能，與閩語表謙稱的“儂”一脈相承，而吳語第一人稱代詞“儂”是“我儂”的變體，與之沒有直接聯系。此外，華建光還認為六朝吳語的第一人稱代詞也是“我”，建康一帶用“阿”字記錄，可能與“我”鼻音聲母的脫落有關。因此，從六朝吳語到現代吳閩方言，可能并不存在一個由“我”替換“儂”的過程。

垣曲北白鵝墓地是最近山西考古的新發現，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張明東在“北白鵝奪簋的人與事”發言中，對垣曲北白鵝墓地M3出土的奪簋進行了討論。他指出奪簋屬于前代遺物，鑄有94字長篇冊命銘文。他通過器型對比、系聯銘文等方法，判斷奪簋為厲王時期銅器。銘文中的井叔不僅管理成周訟事，又是殷八師首領，與禹鼎之禹、曶鼎之井叔大概是同一人。在平定鄂侯及淮夷叛亂后，井叔逐漸成為王室執政卿，全面管理成周地區的民事與軍事。張明東還指出，奪不是M3的墓主，奪簋葬于墓中，不能排除器物易主的可能性。厲宣、幽平之際的社會動蕩及王室東遷，是理解垣曲北白鵝墓地形成的關鍵背景。至于北白鵝墓地本身所屬的家族，很有可能不是召氏，而是與殷商和戎狄關系密切的南燕，匽氏不應為留守京師的召氏大族，而當為在周氏東遷過程中興起的姞姓南燕。

接下來，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趙令志做了主題為“滿文檔案所載乾隆二十一年土爾扈特熬茶使團初探”的報告，他在報告中首先介紹了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土爾扈特熬茶使團的任務與行程。熬茶是藏傳佛教中一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包含禮佛祈福、布顏諷經、超度亡靈等內容，蒙古部族首領遣使赴藏熬茶多有叩拜達賴喇嘛，并向其求取封號的意愿。土爾扈特東歸之前，曾多次遣使赴藏熬茶，而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這次由敦多卜達什等派遣的吹扎布使團，則是其東歸前遣往清朝的最后一個使團。在宗教活動之余，本次熬茶還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一方面，在乾隆朝認知土爾扈特方面，吹扎布向清朝表明土爾扈特并未歸降俄羅斯；另一方面，在土爾扈特部認知清朝方面，吹扎布使團見識了清朝的國力和官員的作風，也理解了清朝“闡揚黃教，安逸眾生”的宗教政策。此外，使團成員在熱河見識了滿蒙聯盟，得悉西北局勢，對其歷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烏云畢力格的發言題目為“蒙古語‘歷史’的歷史——兼談《白史》的‘伏藏’文獻性質”。烏云畢力格梳理了現代蒙古語詞匯 ?????（音“圖克”，意為“歷史”，形寫TAOKA，音寫：teüke）的演變歷史和蒙古文文獻《白史》的文獻性質。16世紀后半期成書的蒙古文獻《白史》書名叫做arban buyan-tu nom-un ?aγan tegüge，意為“十善法正集”。書名中的最后一個詞tegüge 具有“文集、集子”之意，由西藏“伏藏文獻”《瑪尼全集》（Ma ni bkav vbum）的書名翻譯而來，或是作者從中受到啟發而譯用。隨著時間的推移，tegüge（集子）一詞在蒙古語元音弱化、逆同化的影響下發生音變，又隨音變而改變了書寫形式，從語音到詞形都變成了teüke（歷史）。直至今日，人們不再知道teüke一詞的來歷，卻賦予了它“歷史”術語的新含義。對《白史》書名的重新解讀，不僅弄清了蒙古語“歷史”一詞的來歷，而且還進一步說明了《白史》一書深受西藏“伏藏文獻”影響的創作背景。

最后，來自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青年學者馬子木做了主題為“明季浙黨考”的發言。馬子木認為，在晚明清初漸次形成的親近東林的歷史敘事中，由沈一貫及其羽翼構成的“浙黨”是東林的主要對立者，浙黨與東林的競爭也成為解讀晚明政局演進的主要線索。通過對文獻和文本的仔細考察，馬子木指出晚明所謂的“浙黨”只是在萬歷三十五、三十六年（公元1607、1608年）前后，圍繞科道考選與閣臣人事之爭逐漸被建構出的，用以打擊政敵的話語，而非邊際分明的官僚士大夫集團。“浙黨”最初與東林并無明顯關聯，亦非某一特定派系的發明。萬歷三十年代后期，“反浙黨”成為詞林與言路中超越派系的普遍共識與立場。辛亥京察后，東林與反東林方漸次成為黨爭話語的主流，浙黨更是成為雙方共同排擊的對象。就此，馬子木指出，走出東林史學，動態考察晚明政治身份的演進，是晚明政治史研究應需關注的議題。

上午的發言結束后，下午的兩個論壇分為兩個會場，共有二十位學者進行了發言。

第一分會場共有十二位學者參加，他們圍繞出土文獻、傳世文獻、秦漢歷史和思想史、歷史地理、古代輿圖、古代文學等主題進行了發言和討論。

鳳凰出版社的張沫的發言題目為“從字詞角度分析文本異文及其產生原因——以《老子》‘萬物并作，吾以觀復’為例”。《老子》“萬物并作，吾以觀復”一句在郭店簡本中作“萬勿方作，居以須復也”，在馬王堆甲乙本中作“萬物旁作，吾以觀其復也”，在北大本中則作“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萬物并作”句的爭議在“方、旁、并”三字之間的關系及所記錄的詞義。“吾以觀復”句的爭議在“須”字的隸定。張沫從字詞角度出發，利用文獻詞例，對異文中的關鍵詞重加分析。認為方、旁、并在表示普遍義時，存在歷時的詞形更替。旁可以借為方表方始義。萬物方始而作、旁邪而作、萬物遍作，都不與老子的思想相違背。須復即等待歸復之義。從居到吾，從須到觀，反映了人之主觀力量的增強。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吳洋在“讀安大簡《詩經》札記二”的發言中對于新發現的安大簡《詩經》再次進行了討論。他主要談到四個問題：第一，傳世《詩經·周南·卷耳》“維以不永懷（傷）”二句在安大簡《詩經》中均脫“不”字，然而句意并未發生變化，可見，“不”字有一個比較靈活的語氣詞的用法，其對于句意沒有影響，意義只在于在修辭層面調節語氣和節奏。第二，安大簡《詩經》中“之子于歸”均作“寺子于歸”，這一特殊用法顯示出“之子于歸”在《詩經》確實是僅指代女子出嫁的專門用語，之所以用“寺”字，或許與“婦寺”之用法相關，當讀為“侍”。第三，《魏風·碩鼠》“爰得我直”在安大簡中作“爰得我惪”，“惪”與“特”相通，或可取“特”的匹配之義為訓，則此句可以理解為去到與我匹配的地方。第四，安大簡《詩經》中的虛詞異文展現出更加清晰的語法意義，此外安大簡《詩經》中完全沒有“乎”這個虛詞，這說明起碼在安大簡《詩經》抄寫的戰國早中期，“乎”字依然沒有被普遍用為語氣詞。今傳本《詩經》中的語氣詞“乎”，看起來應該是后世學者在傳承過程中為了誦讀的語氣和節奏所增加。

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的付佳做了主題為“‘泮宮’小考”的發言，她指出“泮宮”一詞，出《詩經·魯頌·泮水》，傳統注解一般遵循毛《傳》之說釋為學宮之名，沿用至今。然《泮水》詩文，并不涉及教化、學習之內容，其他先秦典籍中也無于泮宮從事教學活動的記載，泮宮是否為學宮值得懷疑。關于泮宮之屬性，自漢代許慎便提出了非學宮之說，宋以后更是歧說層出。付佳認為，王夫之于《詩經稗疏》中所論泮宮為澤宮的觀點較為可信。泮宮應是《周禮》《禮記》中所載之澤宮，主要功能是用于天子（諸侯）郊祭之前的習射、擇士、受諫、誓命等。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把夢陽的報告題目為“從‘暴秦’到‘霸道’——論‘王霸之辯’對西漢‘過秦’敘述的重塑”。他在報告中提出，漢初學者“過秦”之論的重點，多集中于檢討秦政苛暴之歷史事實，并據此形成秦為“兇暴”之政的歷史定位。伴隨漢代經學的發展，儒者參與政治的熱情日益高漲，而漢帝國皇權專制也日益強化。因此，在“王霸之辯”思維的影響下，儒者仍常以“過秦”為論，但其論述重點則由漢初檢討秦政，逐漸轉變為論證秦與“霸道”的歷史關聯；其目的亦隨之由總結“亡秦之鑒”，轉為宣傳儒家王道政治，進而實現對西漢政治文化與君臣權力關系結構的重塑與改造。從學術史的角度亦可看出，戰國諸子之學對漢代學者的影響力亦伴隨西漢儒家政治學說的發展而退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的董家寧則對秦始皇的“祠鄒嶧山”的歷史進行了探索，她在“秦始皇‘祠鄒嶧山’的歷史定位考察”中談到，作為秦始皇東巡的首個地點，鄒嶧山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秦始皇“祠鄒嶧山”史事的歷史定位也比較模糊。通過將之與秦始皇泰山封禪進行綜合考察，則可以發見“祠鄒嶧山”作為封禪的前期鋪墊和準備的特殊意義。泰山刻石可以視作封禪的紀念碑，嶧山刻石與泰山刻石銘文中文治、武功的配合關系，可以作為另一重證據。秦始皇通過巡游過程中的祠祀行動，將東方各自不同的地域信仰悉數納入大一統帝國秩序之中，從而構建起真正意義上的“天下”。“祠鄒嶧山”作為一切的開端，其意義應該加以重視。

國家圖書館的吳寒在“清代北京八旗地圖之版本源流考略——兼談古文獻研究的圖像視域”的發言中揭示了中外北京城地圖中所發現的問題，她指出，在《北京內外城全圖》等清代地圖中，鑲藍旗和鑲紅旗的方位與官方規定的八旗方位相反，也與“首善全圖”“八旗通志”等圖系的表現不同，這被學者稱為一個“未解之謎”。吳寒認為，“南北對調”的背后是“內外調整”，即鑲藍旗占據了離紫禁城和皇城較近的區域，而鑲紅旗被排除在較遠的區域。這說明，八旗制度的實際運作并不像官方文獻的記載那么簡單，其中牽涉了復雜的權力關系。

上海博物館敏求圖書館陳才以“上海博物館藏上海方志漫談”為題，指出上海地區方志有區域志、專志、雜志等，數量較多，質量較高。修纂者對方志體例作出了積極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自清嘉慶起，上海方志調查、 整理、編目、撰寫提要等工作就逐步開展起來。近年來，上海方志的影印、整理工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上海方志的理論研究工作也在穩步推進。上海博物館收藏了不少上海方志，不乏孤本，頗具特色，亦有文獻價值與學術價值，但一直缺乏系統的梳理與研究，既有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處。陳才對上海博物館藏上海方志進行了系統的梳理，逐書規范著錄版本，撰寫更為詳細的敘錄，并配以圖片，纂成《上海博物館藏上海方志敘錄》一編。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陳偉文的發言題目為“杜弼《為東魏檄梁文》非偽作考”。他在發言中指出，《文苑英華》卷六四五所載杜弼《為東魏檄梁文》，《藝文類聚》卷五八節引其文，卻題作者為魏收。而且，此文與《魏書》卷九八《蕭衍傳》所載魏收的另一篇檄梁文的雷同文句竟多達數百字。關于這兩篇檄梁文的作者及其相互關系，學者眾說紛紜，迄無定論。最近莊蕓《<文苑英華>收杜弼<為東魏檄梁文>辨偽》又另立新說，認為杜弼《為東魏檄梁文》作者既非杜弼，亦非魏收，而是杜臺卿偽托其父杜弼所撰。實際上，莊蕓提出的幾個論據皆不能成立。杜弼《為東魏檄梁文》對侯景入梁以后局勢的預測，并不是全部符合后來的歷史事實；其部分符合，只是在常理范圍內的巧合，并非事后的追述，因而不足為偽證。杜臺卿《齊記》成書時間并非隋朝，而是北齊武平中。其時離侯景叛亂僅二十余年，當事人尚多在世，杜臺卿不可能憑空偽造檄文而載之當代國史《齊記》中。此外，王仲鏞、何德章以為《為東魏檄梁文》為魏收作，論據亦不足。《玉海》所載《梁書》佚文可與《資治通鑒》、《文苑英華》相互印證，證明《為東魏檄梁文》的著作權仍當歸于杜弼為宜。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劉新光在“《史記》‘金城河西’解”中對讀了《史記》《漢書》有關“金城河西”記載及今人點校差異，結合《通鑒》胡注及《水經注》，劉新光認為：“金城河西”不應斷為“金城，河西”，“金城河西西并南山”的第二個“西”也非衍文。“金城”在這里既非金城郡，也不應是金城河。闞骃所說“隨地而名”的“金城河”極有可能是金城縣（郡）出現之后后出之名。“金城河西”與“河西”在地域空間上關系密切又存在差異。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謝霞做了題為“漢唐正史帝后死亡婉辭的書法義例”的報告，她在報告中指出，死亡婉辭即死亡的委婉指稱語。一般而言，帝后死亡應當根據慣例寫作“崩”。但漢唐正史中卻頻繁出現慣例之外的婉辭，究其原因，是受到了史家觀念和史料來源的雙重影響。南朝時期，“殂”產生了新的含義，并影響了隋唐以來的史書。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辛曉娟的發言題目為“兩都陳事空間說——‘憶昔’類歌行的敘事結構及空間書寫”，她指出“憶昔”類歌行指通過對都城形象的書寫與想象，抒發盛衰之感的作品。其特點為以“憶昔”“憶昨”“疇昔”等標志性語匯引起回憶，在都城景觀中展開情節，末尾處回到現實，以當下蕭瑟衰朽對比回憶中的盛景，以見感慨。這類作品源頭可追述至鮑照、沈炯、駱賓王、宋之問等作，至杜甫《哀江頭》《憶昔》初步定型，中晚唐諸家踵事增華，歷宋元明清而不衰。這類詩歌不限于對具體古跡的詠嘆，而是通過回憶與想象，重構出復雜宏大的盛世圖景，同時具備詩史性、傳奇性、自傳性的特點。辛曉娟以唐人“憶昔”歌行為中心，梳理了其誕生過程及在后世的演變，并探索其敘事結構及空間書寫模式，闡釋了其對后世同類作品的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郭文儀的發言題目為“體認·建構·想象：晚清文人的中唐情結與文化想象”。她在發言中談到，自道咸至民初，數代文士論著都表現出對以貞元、元和為代表的“中唐”學術與士風的認同。梳理文本可知，晚清士人對“中唐”體認可大致表現為：對貞元、元和士人士氣昌昌的社會責任感的認同，對貞元、元和士人所處變革時代的無奈掙扎和政局多變的體認，以及對貞元、元和士人所經歷的時代悲劇和個人命運悲劇有了相同的感傷。郭文儀認為晚清士人以宋學為紐帶，重新認識并建構了“中唐”的形象與學術價值 ，聯系自己的現實語境與感情投射，使得“中唐”成為晚清士人話語中的一種術語與情結。

第二分會場共有八位學者參加，他們圍繞藏傳佛教、元史、蒙藏關系史、語音對堪、漢藏佛教藝術、地方志、滿文文獻等主題進行了發言和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黃維忠以“吐蕃末代贊普達磨時期的佛教——以新發現的藏文史籍《月種王統》為中心”為題，指出關于吐蕃末代贊普達磨時期的佛教整體情況，學界并沒有清楚的了解。藏文史籍一直宣揚達磨滅佛導致前宏期吐蕃佛教的衰敗，并將之塑造為“朗達瑪滅佛事件”。對此，已經有不少學者指出，該事件系佛教史家建構的結果。黃維忠以新發現的12世紀前后的藏文史籍《月種王統》（zla bavi rigs kyi rgyal rabs）為切入點，初步討論吐蕃贊普達磨時期佛教的整體情況。他指出，該書關于達磨時期佛教情況的記載不到500字，其中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一是仍沿用了敦煌藏文文獻中達磨贊普的尊號赤達磨烏東贊（khri dar ma wi dur[m] brtsan），而非“朗達瑪”這一蔑稱（朗lang，系藏語公黃牛之意）；二是王弟藏瑪系被兩位大臣流放，而非達磨贊普；三是達磨贊普系由拉隆謝吉多杰（shel gyi rdo rje）所弒殺，而非著名高僧拉隆貝吉多杰（dpal gyi rdo rje)；四是并無后期佛教史家構建的諸多滅佛內容，僅有“王行為浪蕩”“三寶被褻瀆，正法日漸衰微”這樣的表述，展示出達磨時期相對真實的佛教情況。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特木勒教授的發言題目為“說‘胡速急’ ——《元典章》之‘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篇證補 ”， 特木勒指出《元典章·刑部》卷十九所錄忽必烈圣旨《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出現“胡速急”一語，柯立夫誤校為“做速納”。他認為，“胡速急”應該就是《元典章》和《通制條格》公文書中多次出現的“喉嗉急”和“喉嗉系”，意謂自立更生，自己養活自己。“胡速急”或“喉嗉急”應該是蒙古語的漢字音寫。源自元朝皇室家族中傳承的關于祖先孛端察兒的早年經歷有關。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樹林以“藏文文獻所見蒙藏高僧師承關系史特點”為題，指出師承關系維系和發展了佛教在蒙藏地區的發展，加快印藏傳統五明學的豐富和創新發展，促進了蒙藏文化關聯。這種師徒關系，有時決定著整個佛教在蒙古地區發展的趨勢和格局。對蒙藏文化關系中的師承關系來說，最初主要表現為藏族上師和蒙古族徒弟的師承關系，后來隨著涌現出一批蒙古族高僧學者，也有了蒙古族上師和藏族徒弟的師承關系，使蒙藏文化關系更加繁榮而豐富，而且這種關系一直延續到現在。蒙藏師承關系始于元朝時期薩迦派高僧八思巴與其蒙古弟子，隨著格魯派佛教宏傳蒙古地區，得到廣泛發展，師承關系的具體內容也在佛教發展的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這些均反映在蒙藏高僧藏文文集中，主要集中在佛教史、寺廟史、傳記、詩歌、聞法錄、信函中等。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李建強的發言題目為“《大白傘蓋陀羅尼》咒語校勘研究”。《大白傘蓋陀羅尼》有諸多譯本，李建強系統梳理了這些譯本，并在此基礎上對這份咒語進行了校勘研究。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兩份于闐本（S.2529、IOL.Khot.S.46）咒語的轉寫和校勘；第二，藏文本（P.t.23、P.t.20等）的轉寫和校勘；第三，比較房山石經所收的不空譯本與普通真言藏梵本、于闐本、藏文本，推測與漢文本相契合的梵本。李建強指出，比照圖版和相關文獻，Bailey先生對于闐文轉寫，有的地方還可以再斟酌。梵文咒語，藏文本盡量用固有詞來意譯，這部分在拼寫上的差異不是太突出。漢語字音和梵音之間，有嚴格而細致的對應關系，用漢語的聲、韻、調可準確地描寫梵語的輔音、元音、音長、重音等，在一定的條件下可恢復成梵本。譯音勘同必須建立在清晰的語音對應規律基礎之上，漢語和梵語的對音規律可以作為漢語和其他語言語語音對應規律的參考。

浙江大學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趙媛的發言題目為“明代河西宗喀巴圖像研究——以一幅敦煌藏經洞所處度母救八難唐卡為切入點”。趙媛以一幅明代河西綠度母救八難題材唐卡中出現的上師像為切入點，探討河西地區出現的宗喀巴圖像源流。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梳理了以甘肅炳靈寺為主的甘青其它石窟寺和國內外早期宗喀巴圖像和唐卡遺存，指出其圖像是依據大乘佛教早期《法華經》釋迦、多寶二佛對坐圖像和11世紀文殊、彌勒對坐圖演變而來。她從文獻和圖像遺存兩個方面梳理了漢藏早期遵循《法華經》圖像解釋佛教義理，并適應后弘期佛教法華信仰回歸趨勢產生圖像重構的歷史，指出15至16世紀宗喀巴圖像正是11世紀佛教圖像重構后產生的又一次重要變革，這也反映出漢藏文化藝術在漢藏邊界的交流與融合。

浙江大學漢藏佛教藝術中心苞璐爾以“一世哲布尊丹巴所建喀爾喀蒙古佛寺薩日達格寺措欽大殿佛殿配置分析”為題，指出薩哩達克寺遺址是喀爾喀蒙古一世哲布尊丹巴扎納巴扎爾在17世紀后半葉主持建成的一座寺廟，然而僅在建成兩年后就被燒毀。近些年蒙古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人員對此遺址進行挖掘后出土大量泥塑以及建筑碎片。這些寺廟殘存是研究一世哲布尊丹巴藝術生平的寶貴材料。苞璐爾對原措欽大殿后方佛殿中遺留的五方佛樣式千佛造像及其他造像碎片進行分析，還原此殿原有的圖像配置，從而解讀哲布尊丹巴扎納巴扎爾的圖式選擇及其思想來源。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張閌以“馬戛爾尼使華事件中的英吉利國滿文‘表文’探頤 ”為題，以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的一份此前未受學界關注的“滿文表文”為研究對象，張閌對這一表文進行了對勘和釋讀，指出這一表文實際上為“譯出英吉利國表文”的滿文譯本，并提出“滿文表文”的發現，為探討國書(表文) 翻譯提供了更豐富的史料和更多元的視角。在此先行研究基礎上，張閌還進一步討論了國書中文譯本、滿文譯本的幾個重要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周赫以“《錫良遺稿:奏稿》及錫良教育改革初探”為題，以《錫良遺稿:奏稿》中與教育改革有關的史料為中心，整理研究錫良任東三省總督時所施行的教育改革。提出了東三省總督錫良的教育改革作為三省教育新政改革的第二階段，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彌補了前任總督徐世昌改革上的不足，并在其基礎上有針對性的延續了近代東北教育體系的構建，符合當時國情，達到了振興東北教育的目的，培養了社會所需的人才，改變了東北地區200多年的特殊教育體系，對近代東北教育發展具有一定的導向性。 

本次會議，不同專業和領域的學者們圍繞“文獻、文本、文字”，就中西古典學研究進行了充分的互動交流和討論，涉及諸多新資料、新思路與新發現。研討會過程中，各位學者的發言精彩紛呈，亦不乏激烈交鋒。

會議結束時，烏云畢力格教授表示，希望明年能在無錫再舉盛會，繼續圍繞“文獻、文本、文字”，探討古典學視野下的國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