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跟政治關系最密切，因為你需要有空間，而空間跟政治有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這樣闡述建筑與政治的關系。

        雷頤認為，沒有政治支持，什么樣的建筑都建不起來，建筑的風格，尤其大的國家性建筑，風格都是由國家領導人確定，包括每個地方的地標性建筑都是由當?shù)氐淖罡哳I導人確定的。所以建筑、人、政治緊密的在攪合在一起的。

        以下內容摘自“理想國”舉辦的2014年新年場文化沙龍的演講：        

政治與建筑師命運緊緊相連

        梁陳（梁思成、陳占祥）方案最重要的一點是保持舊北京的狀況，建一個類似于新德里的新北京，或者新北京行政中心移到西邊，也就是現(xiàn)在的釣魚臺附近，現(xiàn)在我們覺得很近，但是在當時覺得是比較遠的地方。所以當時毛澤東很不高興，說我們好不容易進到北京城，有人要把我們趕出北京城。這是對梁陳方案的評價。

        建筑與政治有密切的聯(lián)系。1949年之后不是簡簡單單的中國傳統(tǒng)的改朝換代，是全新的政權建立。在建筑美學上，無論什么樣的代價，要有標志性的建筑。比如天安門廣場，當時一切向蘇聯(lián)學習，一邊倒的要學蘇聯(lián)，但是天安門廣場要建的比紅場還要大。因為領導人要在天安門廣場檢閱、游行、慶祝，而這種政治化的空間，要求周圍和宏大的政治敘述不符合的這些建筑都要拆掉。比如說閱兵的時候，原來從天安門東邊往西邊走，不遠就是幾座牌樓，我們的軍旗也要從牌樓下面經(jīng)過，牌樓比軍旗高，拆掉。

        政治又與這些建筑師命運緊緊相連。《梁思成與他的時代》有一段寫得挺有意思，或者說很有深度。書中談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抗美援朝發(fā)生一個運動，親美、崇美，批判西方現(xiàn)代派，政治思想改造恰恰在梁思成先生那里內在的和他的學術觀念有一種吻合，或者說他把政治性的要求和他自己理想中的中國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對火柴盒的批判，當時受到蘇聯(lián)影響，現(xiàn)在的北京展覽館就是，很復雜的風格、修飾、裝潢。對“火柴盒”的批判，跟梁思成先生某種對中國民族形式的要求、大屋頂有內在的契合，他把外在的政治性的要求和內在的學術語言融在一體，所以在他的主導下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當代建筑，這些建筑就是大屋頂?shù)慕嫛４笪蓓數(shù)慕嫾仁菑娬{了民族形式，又是對西方一種拒絕。

        他談到知識分子如何把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要求進行內在化。但是政治的變化總是變化莫測的，1953年1月斯大林逝世，我們一般談到是1956年赫魯曉夫做報告批判斯大林，實際上，去斯大林化或者對斯大林批判，不是一開始突然來一個報告，而是一點一點地。在報告前面有一個預熱，從建筑風格開始。1954年1月赫魯曉夫做報告，當時中國正好有一個建筑代表團去參加這個會，當時一切都學蘇聯(lián)，斯大林神圣不可侵犯的，突然聽了這個報告大吃一驚，回來趕緊向中央做出匯報。而在建筑理念上又符合毛澤東的觀念，毛澤東一直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民族形式，他自己寫古詩詞，對國際主義，對洋八股的東西很反對，但是建筑方面卻沒有強烈的表示。按照這本書的說法，恰恰在1955年，蘇聯(lián)批判斯大林，國內開始批判梁思成的大屋頂，這在建筑學界是非常大的運動。梁思成先生也感到莫名其妙，開始是按照你的意思，要有民族形式。突然政治風向一轉，批判他的大屋頂。從五十年代初期到1955年反胡風、批胡適，這套政治運動一直沒有停過，這些都攪合在一起，恐怕從那之后梁先生自己也覺得，我明明真誠的跟著你走，突然你又批判我，這反映出建筑的風格、建筑的風向在中國確實跟政治有密切的聯(lián)系。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

        大家會很奇怪，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應該是很成熟的學者了，那么他的學術語言、風格怎么會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我研究當代知識分子的，所以我覺得這并不為奇，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現(xiàn)象，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通過思想改造，無論馮友蘭、潘光旦，還可以舉出很多，都有思想改造的記錄。他們怎么做檢查，那些語言還是比較新舊雜陳，有一些左派學生批斗老師，老師要做檢查，一次一次過不了關，慢慢就熟悉了這套語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熟悉。我做現(xiàn)代知識分子研究，采訪過一位老延安時代的知識分子，他說我是延安的，從1947年到1950年代初期，我們隨著大軍占領一個城市，都是和地下黨會合的，地下黨在內部配合。但是一到開會就反映出，開始我們都是穿著列寧裝，解放軍裝，地下黨女的穿旗袍，男的西服，開會就換服裝了，慢慢的他們要跟我們學語言，學那套政治詞匯。他說這個轉得很快。我找了左派的報人，辦文匯報，但是1950年起他發(fā)現(xiàn)不會寫社論了，因為那個社論是全新的語言，他只好找另外的人，找共產(chǎn)黨的理論家來幫寫社論，經(jīng)過兩三年他自己就可以按照新華體寫這種社論了。這個語言的轉換，只要你思想改造了，它也是非常容易的。

        這就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他經(jīng)歷了中國近代被侵略、被屈辱的歷史，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情懷，尤其是開始的時候，他是心甘情愿為了這個國家強盛而付出，實現(xiàn)國家的工業(yè)化，尤其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多少人的夢想。梁先生之所以要做中國建筑史研究，因為他看到日本人做了，他談到知識上的承繼性。他覺得中國建筑是日本人做的，我們要加緊趕上，在這方面超過他們，這也是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

        總之，我覺得閱讀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城市、一個地方的建筑史，它背后就是一個政治史，包括某些地方，你可以看到非常惡俗的建筑，那就反映出領導人的水平、一種風格。當然一個城市的建筑史，尤其在我們這種結構之中，政治和建筑緊密相連。大家都知道在十幾年前，北京市當時的領導特別喜歡加個亭子，所有建筑師都知道，建筑師說設計到一個建筑，不論多高上面加一個亭子就可以通過。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北京西客站，一定要加亭子。所以當時市長提出要奪回首都風貌，所以別人給陳希同起外號叫陳希亭。        

        演講者簡介：

        雷頤：把歷史作為現(xiàn)實參考的著名學者。祖籍湖南長沙，現(xiàn)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取靜集》、《經(jīng)典與人文》、《被延誤的現(xiàn)代化》、《薩特》、《圖中日月》、《歷史的裂縫》、《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等，譯有《中國現(xiàn)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之間》《胡適與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