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樓夢》第五十回中有這么一個場景：這年冬日，李紈因賈母讓他們制燈謎，對園中姐妹說了自己編的兩個謎語，一個是“觀音未有世家傳”，一個是“一池青草草何名”。兩個謎語的謎底都在《四書》之中。最終，林黛玉猜中了第一個，謎底是“雖善無征”；史湘云猜中了第二個，謎底是“蒲蘆也”。

        倘若不熟悉《四書》，其實猜中這兩個謎語是頗有難度的。第一個謎底出自《中庸》，“征”是“證”意，全句意為先王之禮雖好，可是無從證實。而同時“征”也有“納征”之意，是古代婚禮的“六禮”之一。最具善名的觀音，因無人向其納征而沒有子孫后代——謎面謎底正相吻合。第二個謎底也出自《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蒲蘆，即蒲葦。此句是說以合適的人立政，正如以地種樹，政治就像蒲葦那樣，易生易成。所以“一池青草草何名”之問句，射“蒲蘆也”之答句，內(nèi)容與形式完美相符。

        大觀園中李紈、黛玉、湘云等皆熟習《四書》，以之猜謎射覆，自然在雅致的生活中平添了幾分情趣。不過，我們也可從下文薛寶釵的言語中得知，這些謎語并非“淺近的物兒”，因而不能“雅俗共賞”。

        以經(jīng)書文句猜謎射覆，在中國古人那里，自是常見之事。中國古代的學士大夫，甚至包括出自名門的許多閨秀，在幼年時大都經(jīng)歷過諷誦經(jīng)書的階段。先將經(jīng)書熟爛于心，然后思考體認，是中國古代讀書人所遵循的一般徑路。在這一徑路下，許多人對諸多典籍都能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謎底范圍已經(jīng)設定的幾個謎語自然是難不倒大觀園中聰慧的女兒們的。

        經(jīng)書與古人的生活本就是一體的，許多學士大夫常在生活中與經(jīng)書為伴，而周圍之婢女奴仆也都盡受濡染。最有名的故事莫過于東漢鄭玄家中的兩個婢女的對答。當時鄭玄懲罰一位做事不稱心的婢女，叫人將之拖到泥中，恰逢另一位婢女走來，問道“胡為乎泥中”（《詩經(jīng)·邶風·式微》），被懲罰的婢女答言“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詩經(jīng)·邶風·柏舟》）。經(jīng)學大師鄭玄的家中，連婢女之間的對答都這么浪漫詼諧，恰如其分，讓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高雅的生活情趣與語言藝術(shù)。

        這種在日常對話中引經(jīng)據(jù)典的例子，其實并不罕見，尤其是宋代以后，文義相對淺近的《四書》系統(tǒng)取代了《五經(jīng)》系統(tǒng)，更在讀書人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印跡。明清的絕大部分讀書人并不會深入研究《四書》，然而盡管這樣，自少苦吟暗誦的經(jīng)歷已經(jīng)足以讓他們在生活中自如地引經(jīng)據(jù)典。

        明代的大學士李東陽是一雅愛戲謔之人。據(jù)《皇明世說新語》記載，他曾在京城中設宴款待會試貢士，酒過數(shù)巡之后，諸人起身告辭，此時李東陽嚴肅地說有一道試題希望相商：“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人面面相覷，不知何意，李東陽在一片寂然中說出了四字——“只是待湯”。原來李東陽挽留諸人的原因，乃是只飲了酒，尚未喝湯水。然而李東陽卻借用了《孟子》中儒家圣王“商湯”的故事來表達如此生活化的意思，難怪在場諸人皆為捧腹。

        清朝的同治帝在少年就傅之時，喜愛嬉戲。“傅諫不聽，繼之以哭”，沒想到同治帝取《論語》中“君子不器”一語，用手指掩住下面的兩個“口”字，“使傅讀之”，后者遵命照辦，于是不得不破涕為笑。

        明清以降，社會上一般的讀書人及其家人其實也常常在生活中自如地運用《四書》，下面所引《清稗類抄》中的一則故事頗可以反映這樣的現(xiàn)象：

        某學究年假歸，以所得束修陳于幾，驕其妻曰：“此乃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來者。”妻聞言，亦從柜中出錢若干陳于幾，與之相炫。學究見妻之所陳，較己束修多十倍，問所從來。妻曰：“此乃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者。”學究大怒，與其妻爭。其父在門外聞之，乃曰：“此細事，何必爭，‘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一場兒子、兒媳與父親之間的對話，各自運用《論語》表達了自己的意思，雖然與鄭玄家婢的對話相比，言語稱不上高雅，然而也可從中窺探《論語》文句使用的生活化。類似如此的記載，甚至難登大雅之堂者，在《清稗類抄》中所在多有。從這些記載可以得知，《四書》其實在相當程度上進入了一般人的生活，援引《四書》以恰切地表達感情、態(tài)度與思想，明清以來是頗為常見的一種現(xiàn)象。不論是皇帝、士大夫還是一般讀書人，對待圣賢教訓，其實并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嚴肅端方，他們完全可以以之戲謔，以之調(diào)侃。

        不過，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有一些人認為圣經(jīng)賢傳不可侮弄。晚清宗室盛昱曾延請的一位塾師，便是這樣一類人。盛昱是肅武親王豪格的七世孫，是一喜好清談雅謔之人，一次宴請賓客，他在席間添酒之時，漫引《中庸》“其至矣乎”，卻故意讀為“豈止一壺”，引得那位塾師神情莊重地避席，指出這是在“侮圣人之言”。一時之間，四座愕然，面對塾師的義正詞嚴，身為宗室的盛昱亦不知如何是好。

        上述數(shù)例，展現(xiàn)了古人閱讀、運用《四書》的一個側(cè)面。不論對《四書》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在生活中以之戲謔、猜謎也好，或者堅定地維護其神圣性也好，其實都可以反映出《四書》與明清時期人們?nèi)粘Ｉ钪g的關(guān)聯(lián)。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古人生活在經(jīng)典之中，經(jīng)典對于他們正如水對于魚，而我們今天的人們似乎不是這樣。

        倘若我們連理解古人生活中的猜謎射覆、幽默詼諧，也就是達到古人“常識”水平還有點難度的話，那么回歸經(jīng)典的路似乎還有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