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歌劇院歌劇《江姐》，光是上半場，作曲家羊鳴已經掉淚了四次，“年輕演員們能勝任，角色立得住！”在現場重新聽到自己寫的音樂，87歲的羊鳴瞬間回想起了近六十年前的創作情景，“沒想到‘江姐’傳到第六代了，感人，真是感人！”

4月30日至5月1日，上海歌劇院新制保留歌劇《江姐》登陸國家大劇院，首度亮相北京，歌劇《江姐》作曲之一羊鳴、原空政文工團第二代“江姐”孫少蘭也坐進了觀眾席，動情溫故《紅梅贊》。

《江姐》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創排，1964年轟動首演后引發全國各地文藝院團的學習熱潮，上海歌劇院便是其中之一。

“1965年至今，上海歌劇院登舞臺、進校園、入社區，堅持排演《江姐》近六十年，在超過五百場大大小小的演出中，將這部歌劇由第一代‘江姐’任桂珍傳到了第六代‘江姐’何曉楠、周琛。”在上海歌劇院院長許忠帶隊下，年輕的主創團隊和演員帶著《江姐》來到首演地，接受北京觀眾的檢驗，緬懷先烈的同時，希望將“三九嚴寒何所懼 ，一片丹心向陽開 ”的紅巖精神傳承下去。

《江姐》演出現場

第六代“江姐”： 心里相信這個人，才能打動觀眾

“第一次去任桂珍老師家求教，剛進門她就問我，曉楠，你相不相信江姐這個人真實存在？我說我相信。老師說，那我們正式開始。”

作為上海歌劇院第六代“江姐”，何曉楠的一腔一勢、眼神身段都曾蒙任桂珍口傳心授，但最開始，任老師并沒有教她舞臺上的走位、手勢，而是從江姐“繡紅旗”的故事講起，這也是她多年來感悟的寶貴經驗：真實是從內心里相信，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故事，演員在舞臺上傳達出來的眼神、唱段、臺詞才是真實的，才能打動觀眾。

“觀眾會認為，這就是江姐，而不會說：她演得挺像的。”何曉楠認為，演好江姐的關鍵是“真實”，同時要會“共情”。2013年以來排演了那么多次江姐，有時候，她甚至覺得挺傷的。

“因為江姐經歷了太多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特別是第二場戲，江姐抱著熱切的期盼去見丈夫和戰友，卻在路上聽聞丈夫犧牲的噩耗，很難接受。這對演員的唱功和表演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排這場戲時，何曉楠常常哭得不能自已，哭得唱不下去，“我不得不感慨江姐的偉大，她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個母親，是一個妻子，也是一個革命者，正是因為這樣多重的身份，她不能讓私人情感影響革命工作。”

受江姐影響，何曉楠勉勵自己，不要將生活中的負面情緒帶到工作中，同時，要不懼困難，“任老師的膝蓋、頭部都做過手術，但她不會讓你感覺到身體不舒服，永遠給你積極向上的感覺。她身體力行告訴你，如何在生活中做江姐，進而在臺上演江姐，這個過程是無縫銜接的，而不是臺上江姐，臺下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何曉楠在北京首演的《江姐》誕生于今年4月。舞美設計師韓生20年后再度和上海歌劇院的年輕設計團隊合作，保持老版精髓的同時，根據當代審美作出調整：保留了依據山城重慶特點而設的高低不平的空間結構，用臺階為合唱團提供演出支點；舞臺由彩色變黑白，以素描手筆、版畫風格勾勒山城的風貌，讓人眼前一亮。

南北兩代“江姐”共唱《紅梅贊》，左起：周琛、孫少蘭、何曉楠

第二代“江姐”：這么大的戲交給你，你不能丟臉

作為原空政文工團的第二代“江姐”，孫少蘭一直陪伴這部歌劇走到1991年。時隔30年再看《江姐》，音樂一起，64歲的孫少蘭倏忽間被卷進了舊時光，“上海歌劇院的年輕演員能把這么重的戲擔下來，很不容易！”

首演前，在北京見面會上，南北兩代“江姐”還實現了歷史性的首次同臺——孫少蘭與何曉楠、周琛共唱《紅梅贊》，讓臺下人又感動又唏噓。

“我們是踩著第一代人的肩膀往上走的。”1977年，空政復排《江姐》,因各方面條件突出,來自云南的孫少蘭從多個備選演員中脫穎而出。當時，孫少蘭剛滿20歲，團里的江姐基本都轉業了，只剩下反派角色，沒有樣板可依，她只能搜腸刮肚，尋找腦中的英雄形象，從小說《紅巖》和電影《在烈火中永生》中汲取經驗。

孫少蘭還絞盡腦汁為人物寫自傳，劇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不知不覺間加深了角色的信念感，“我肯定得下功夫啊！當初從云南以白丁身份過來，這么大的戲交給你，你不能在北京丟臉。固然有眾人捧柴，但自己不努力，柴也燒不起來。”

孫少蘭的父母都是老共產黨員，從小接受紅色教育，“所以我很容易接近英雄，我心底里是有根的。”在她看來，這部戲是典型的“戲包人”，演員基本可以立起來，但若想角色豐滿，還需做足功夫，填入自己的理解。

相對第一代“江姐”，孫少蘭個子算高的，沒機會做新衣服，只能將就著把自己塞進旗袍里，沒想到還能穿。在北展劇場，她一演就好幾個月，很多觀眾通宵排隊買票，“2毛錢一張票，北展劇場多大啊，場場滿！”孫少蘭還和來京交流的任桂珍有過照面，“我是新人嘛，向她請教在上海演出的感覺，任老師非常謙虛，說我們要互相切磋。”

“演革命英雄，做革命人。”孫少蘭始終將這句話銘記在心，約束一言一行，至于年輕人為什么還要看《江姐》，她認為，“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英雄主義精神，尤其是年輕人。我們現在的好生活，是千萬英雄嘔心瀝血、不惜犧牲生命換來的，我們絕不能忘記，一定要珍惜。”

歌劇《江姐》作曲之一羊鳴（中）和上海歌劇院主創團隊對談

原版作曲：炊事員哼《紅梅贊》，主題歌有希望了

“歌劇《江姐》是我從事60年創作生涯中，最使我難忘，也最使我動情的一項工作。”在北京見面會上，歌劇《江姐》作曲之一羊鳴說。

1962年的夏天，閻肅只用18天便完成了《江姐》的劇本初稿，但羊鳴、姜春陽、金砂這三位年輕作曲家創作的音樂初稿，卻未被采用。幾位年輕人并未灰心，從北京一路采訪到四川、重慶，把江姐的同事都拜訪了一遍，了解她的為人、理想、信念，一步步夯實創作基礎。

羊鳴當時28歲，采訪一圈下來最感動的是，“江姐去世時29歲，受訪者的年紀都比她大，但不管是誰，大家都喊她江姐，追憶時眼里都含著淚。”

“很多戲里的英雄是武裝斗爭者，江姐是一個知識分子，這是一部寫共產黨員‘氣節’的戲。”羊鳴感慨，“江姐這個人，可愛、可信、真誠，個子小小的、瘦瘦的，心地很純，工作很細。她深深地感動了我們，我們共同起誓，一定要寫好音樂，一定要讓人信服，要對得起江姐。”

三位作曲家廣泛吸取川劇、婺劇、越劇、杭灘、京劇、四川清音等音樂語匯，融會貫通，寫了五十多個唱段，強烈的戲劇性和鮮明的民族風格讓人過耳難忘。

羊鳴印象最深的是槍斃數次后誕生的主題歌《紅梅贊》，“快要公演了，領導問，你們的主題歌能不能流傳？我們不敢保證呀！不久，我們聽到大院里的炊事員邊切菜邊哼《紅梅贊》，突然覺得有希望了，因為我們老在排練，他都會唱了！”

從南方出差一趟回來，羊鳴發現，小孩跳皮筋都唱《紅梅贊》。到了上海，羊鳴目力所及都是江姐的印記，不僅暖瓶上印有江姐像，理發店為了招攬顧客，還會打出“專剪江姐發型”的招牌，女孩們爭相剪江姐的短發，戴江姐的白圍巾，穿江姐的紅毛衣，“上海排的《江姐》也地道，任桂珍的第一任‘江姐’我看過，大家很認真，帶著真情在演戲。所以我對上海有特殊的感情。”

羊鳴認為，唱好江姐的關鍵是動情，“不要做表面文章，要深入角色，深入研究江姐這個知識分子的心靈，要動情，不能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