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發之后，公眾對生命健康關注度的進一步驟增正在給這一領域帶來新的機遇，同時也在考驗著投資機構的“眼光”。日前，澎湃新聞記者走進國投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國投創業”），國投創業總經理高愛民闡述了他們對這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行業的理解以及投資理念。

過去的2020年，國投創業投資的榮昌生物正式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以39.9億港元創下2020年全球生物技術IPO募資最高紀錄；領投了開發創新mRNA藥物和傳染病疫苗的艾博生物，該公司研制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實現了我國 mRNA 疫苗“零的突破”……

此前的2016年，為更好探索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加速推動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成果轉化，科技部與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國投集團”）發起并聯合社會各方，設立了我國首支聚焦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成果轉化的基金。國投創業是國投集團按照市場化方式專門成立的管理人，自此開啟科技成果轉化基金投資的探索實踐。

目前，國投創業管理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成果轉化基金（下稱“重大專項基金”）、國投京津冀科技成果轉化創業投資基金（下稱“京津冀基金”）、國投高新（深圳）創業投資基金（下稱“深圳基金”）、國投（寧波）科技成果轉化創業投資基金（下稱“寧波基金”）、國投（廣東）科技成果轉化創業投資基金（下稱“廣東基金”）等基金，管理規模超過220億元。

據介紹，截至2020年底，重大專項基金、京津冀基金、深圳基金等3支基金均已完成募資和投資任務，全面進入投后管理和退出期。

高愛民指出，國投創業科技成果轉化投資始終踐行“投早、投創新、投團隊”的方法論。

“投早，是指投在新技術出現新應用的早期、項目成長階段的早期、技術市場化的早期、政策風口到來的早期，陪伴項目較長時間和較大幅度地成長。投創新，是指投科技創新、投技術創新、投產業創新，注重投資模式和資本運作創新。投團隊，是指既投具有經營能力的優秀科學家，也投能夠容納科學家的優秀管理者，尋找具有產業抱負的優秀企業家。”高愛民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專訪時說，這背后既有基金投資科技成果轉化環節的天然使命，也有大勢使然，“否則可能就跟不上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這也是在倒逼我們的團隊。”

基礎成果轉化環節“缺位”與“補位”

在生命科學發展第三次革命的大背景下，事關人類健康的醫藥創新正迎來前所未有的驅動力和多元化。

在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此前參加的一場研討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重大新藥創制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技術副總師陳凱先提到，“精準醫學和個性化藥物的開發、基因編輯技術、腫瘤免疫治療、CAR-T為代表的細胞治療、生物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再生醫學與干細胞技術、抗體偶聯藥物開發、新藥發現的很多新策略和新技術”，這些都是當下全球的生物醫藥、科技創新涌現出的前沿研發熱點。

全球化的創新氛圍也正在深刻改變中國醫藥產業發展的格局。“過去近20年，可以講中國生物醫藥產業不斷用創新來驅動、崛起的一個時期。”陳凱先如此表示。

這個時期前所未有。中國目前在前端的研究方面已今非昔比，高校、研究機構現在已經在CNS等頂刊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一旦產品較為成熟，國內市場也已經不缺資本推動，甚至出現扎堆投資同質化靶點的情況。

我們缺的是什么？“研發和產業化之間的轉化環節，這是目前科技創新的薄弱環節。專注‘缺位’的轉化環節，及時‘補位’，正是國投創業的使命和方向。”高愛民說。

在國投創業過往的投資案例中，重大專項基金投資的榮昌生物是一則典型。2017年6月，榮昌生物尚未從榮昌制藥分拆，地處山東煙臺，而榮昌制藥早期在治痔領域被人熟知。彼時，榮昌生物承擔了十余項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任務旗下同時有十余個生物創新藥在研，正進入臨床試驗關鍵階段，亟需大量的研發資金，國投創業生物醫藥團隊項目負責人回憶，“當時他們選了一條最難的路，就是做1.1類原研創新藥，最困難的時候市場上所有的知名機構基本上都把它看了一遍，但有勇氣投資的寥寥無幾。”國投創業及時出手并帶動多家私募股權基金共同出資，支持榮昌生物10億元融資需求，此輪融資對榮昌生物來說顯然是“及時雨”。2020年3月，國投創業繼續出資參與榮昌生物新一輪增資，加速推進新藥臨床試驗。2020年11月9日，榮昌生物正式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以39.9億港元創下2020年全球生物技術IPO募資最高紀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3月12日，榮昌生物宣布，全球首個用于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SLE）的“雙靶”一類生物新藥——泰它西普（RC18，商品名：泰愛?）獲得國家藥監局上市批準。這也標志著我國在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新藥研發領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高愛民認為，在生物醫藥火熱發展的同時必須冷靜地看到，創新藥的開發漫長且充滿挑戰，“一個新藥從開發到上市往往需要10-15年的時間，不間斷的資金支持是確保初創新藥企業不斷前進的核心要素”。

總結目前的生物醫藥投資版圖，高愛民細數，新藥創制、安全性評價、模式動物、臨床設計、工藝放大等整個藥物研發的產業鏈已均有涉及，他認為串聯整個產業鏈有兩個好處。“第一，投資后可以借助產業平臺為提供增值服務，為企業賦能；第二，這也有助于我們判斷早期項目的可行性，大幅度地降低風險。”

全球角度下看中國的本土創新

生物醫藥領域的投資是充滿不確定性的。顛覆式創新層出不窮，如何把握住浪潮？

高愛民認為，國投創業生物醫藥投資要擁有全球視野，一只眼睛盯著全球各個大實驗室的源頭創新；另一只眼睛要盯著產業，著眼于產業整合，幫助已投企業做大做強，并積極探索國際市場的開拓和合作機會。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現階段在醫藥創新方面仍主要為模仿創新。陳凱先在前述研討會上談及，“建國以來，第一個階段可以講是跟蹤仿制階段，建國初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基本上是依靠仿制藥，生物藥則基本為零；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面臨一個重大轉折，推進新藥創新體系，這是模仿創新的階段。”

尤其要提到的是中國于2008年啟動實施的重大新藥創制專項。該專項旨在使中國從以仿制為主逐漸轉變為以創制為主，實現從醫藥大國到醫藥科技強國的歷史性轉變。專項啟動以來，截至2020年底，中國誕生了68個I類創新藥，新藥創制速度明顯加快。

“重大專項是一座‘投資富礦’和‘金字招牌’。國投創業投資生物醫藥項目中，直接承擔重大專項研發任務的項目數量比重超過三分之一，投資金額接近一半，并圍繞為國家重大新藥創制提供支撐的企業展開全面投資布局。”高愛民表示。

陳凱先稱重大新藥創制專項為“成績斐然”。但他同時提醒，“藥是新藥，化學結構是新的，有我們自己的知識產權，不侵犯人家的專利，但是它所依據的靶點、依據的作用機制還是人家先發現的，所以說從這一點來講是模仿的創新。”這也就是國內熟悉的“fast follow”。“未來希望能做到‘first in class’，由中國人先研發研制。”陳凱先表示。

尤其在過去的4年時間里，中國創新藥的實力“有了顯著提升。”這背后有重大新藥創制專項支持、大批科學家回國創業、藥物監管工作改革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貢獻。

據統計，2007-2017年中國創新藥“licence-out”數量總共19個，2018年9個，2019年9個。而2020年截至11月底，中國創新藥“licence-out”數量已超過17個。

尤其引發業界震撼的是，2020年9月，美國生物制藥巨頭艾伯維公司（AbbVie）與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天境生物達成授權協議，跨國藥企首次以近30億美元的高價授權購買了中國自主創新的生物藥產品，刷新了中國創新生物藥的對外交易紀錄。國投創業投資的藥捷安康與LG Chem達成3.5億美元合作，位列2020年中國企業對外license-out的前十大交易。

國投創業團隊總結道，過去5年來，我國本土生物醫藥創新無論臨床數量還是新藥獲批，都呈穩步上市趨勢。而新冠疫情發生后，全球生物科技研發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競爭的層面，資本加快流入，進一步加快了我國醫療健康產業創新創業的步伐。

他們同時提到，未來中國的生物醫藥投資將向價值投資進一步回歸，“只有真正具有臨床意義和價值創造的企業才能維持產品價格體系。”而對于投資機構而言，則需不斷增強自身的專業素養，依靠認知的理性找到具有稀缺性的創新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