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大的公立醫院醫師多點執業平臺——上海國際醫學中心今年4月在滬開始了自己的首航，其獨樹一幟預約式高端醫療的運作模式，成為業內備受矚目的焦點之一，唱好唱衰，各方各執一詞。私立醫院盤子太大，國際醫學中心能走多久，走多遠，無法預測。

         反倒吸引我的，是媒體大肆報道的那些奪人眼球的數據，看上去異常華麗的預約式高端醫療的代價是在300元至1200元之間的門診掛號費，一位專家1小時最多只能接待3至4位病人，醫學中心的日均門診量將不會超過3000人。這就意味著，每一名初診或復診病人將會得到院方承諾的15-30分鐘與專家們充分的溝通時間。

         “充分的溝通時間”聽上去是一個多么誘人的賣點。看病的經歷，大眾皆有。若只是不明緣由的癥狀作怪，很多時候和醫生的對話不可避免淪為一場猜謎游戲，患者的多一句，少一句都會引發雙方的不同心思。顯微鏡的發明開啟了現代醫學的時代，微觀世界的探索帶來了對疾病的顛覆性認知，人體所有疾病從此都可以在器官、細胞或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形態結構和生化代謝的特定變化，以此找到特異性的治療手段。西方醫學行至此軌跡，便顯示出了一條明顯側重于客體化的觀測操作，物化研究對象的路線，將病患當成是一個純粹的客體，進行實驗、操作、控制、解釋。所謂建立在實證建構上的“循證醫學”，既是如此。而人作為自身主體的主觀存在性和個性化經驗則被毫不留情地排斥在冰冷的現代醫學技術之外。一個個帶著故事的鮮活生命被格式化成了一份份數據報告，醫生所需要了解的關于你的一切都可以以一種可視的、數據化的方式呈現，而至于你的情緒、心理活動、精神世界則成了那不置可否、無處安放的多一句、少一句。

        西方醫學之父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曾有名言：“醫生有三大法寶：語言、藥物、手術刀”。在神醫的眼中，“語言”對于行醫者來說可是第一大利器。而斗轉星移，千年之后，西方醫學在擁有了更多的“武器裝備”之后，似乎和他們最初所追崇的“誓言”漸行漸遠。

        勢必要有人對此進行反思，其中代表便是阿瑟?克萊曼（Arthur Kleinman，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醫學人類學家，當代醫學人類學鼻祖）。在上世紀80年代，克萊曼提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敘事醫學”思想，對于現代醫學和醫患關系提出了深刻的檢討。在其著作《疾痛的故事——— 苦難、治愈與人的境況》 （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human condition）中，克萊曼講述了自己20多年來研究和治療慢性疾病的臨床經驗，最終發現可悲的是，對于疾痛經歷的解讀是一門藝術，而這門藝術卻被現代醫學的訓練體系完完全全地忽視了。而這正是一個迫切需要被意識到的，連接病患和從醫人員之間橋梁的重要載體。

        對于克萊曼而言，疾病（disease）和疾痛（illness）是兩回事情。當一個病人開始向醫生求助，他一定已經有了關于疾痛或者是不尋常的那種感覺的自身理解，這種感覺可能是概念化的，不科學的，甚至在某些文化中受到了非理性的迷思甚至是巫術的影響。所以關于這種感覺的詮釋不能是孤立的，而需意識到一系列生活事件，文化背景，意識形態等影響著這些感覺。當患者來到醫生面前，醫生受其專業訓練的熏陶，解讀病人所謂的感覺，于是“癥狀”開始突出，并逐漸和“疾病”扯上關系，這個時候“疾痛”漸漸淡去，“疾病”才慢慢進入患者的眼中。簡而言之，“疾病”是醫生所診斷的客體，而“疾痛”則是患者本身對于病痛的個體體驗。

        在克萊曼看來，賦予患者更多權利敘說他們與疾痛的故事，不僅有助于患者自身的解脫，也有助于從醫者認識到個體的經歷和內心混亂如何影響病情，而這種視角下的互動則應該成為醫師們需要掌握的“手藝”。

        在書中，克萊曼描述了一個46歲美國白人女性愛麗絲（化名）的故事。從10歲開始被診斷出糖尿病，受加爾文主義家庭文化影響，被教育忍受這樣的痛苦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可以考驗一個人的品質，愛麗絲一生沒有停止過和疾病的斗爭，也塑造了她堅韌、獨立的性格。然而縱使如何積極面對，愛麗絲的人生就猶如“建造在活火山腳下的意式花園”，疾痛的暗流如火山一般，不會離開。它威懾，爆發，不受控制，接二連三。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和心絞痛，以及后來的壞疽性潰瘍，不僅嚴重影響了愛麗絲的正常生活，也最終帶走了愛麗絲的腳趾，又帶走了她的腿。愛麗絲的心理防線一再被打垮。從因為疾病而放棄擁有更多的孩子的權利開始，到自己非常不情愿地被截肢，愛麗絲經歷了太多的喪失，這讓她憤怒，無助，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從童年起仔細管理飲食、注射胰島素、檢測血糖和尿糖都沒有能阻止這些生命中的重大喪失。最終在截肢手術的恢復期，克萊曼作為愛麗絲的精神狀態評估師，介入了她的治療。在克萊曼的眼里，雖然愛麗絲的癥狀可以被看成是重度抑郁，不想見任何人，不想說任何話，而她的憤怒，絕望，萎靡不振和精神疾病卻并無直接關聯，更多的是她對她常年和糖尿病抗爭的一種反應。當愛麗絲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決定不再放棄，再次適應新的疾痛，她的西班牙裔主治醫生也開始改變了自己對于新英格蘭北方佬冷酷和無情的種族偏見，他開始意識到他的這種成見潛意識里是為了避免自己為愛麗絲的境遇而悲傷。

        而克萊曼作為一個精神科醫生，也承認自己必須要去克服，雖然現實呈現了相反的證據，自己卻堅持想要將愛麗絲診斷成可治療的精神疾病（重度抑郁）的傾向，以及希望給愛麗絲處方抗抑郁藥物并幻想藥物治療最終會治愈她的情緒。

        克萊曼曾經在中國的農村做過大量關于精神疾病的研究，這些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對于疾病有不同的解讀。神經衰弱可以是一種常見的內科疾病，但在特殊時期的中國，它同時還是其他一些隱性問題的載體，一個文革時期遭受到嚴重政治打擊和家庭危機而留下巨大心理創傷的病人，被不斷地扣上“神經衰弱”的帽子，以至于背后真正的根本原因被無情地擠壓到了暗處，而在那個避而不能談及政治的時代，無處伸張。我想，極具人文關懷的克萊曼，引進“敘事醫學”，也是試圖去糾正和彌補病了的現代科技和病了的社會把人帶入的歧途吧。

        回到文章的開頭，上海國際醫學中心所要宣傳的賣點之一：和專家的充分溝通時間，或許是現代醫學的一個新的出路。但愿在那高價的20分鐘時間內，醫生能夠撇開那些化驗單子，看看眼前的病人，聊聊他們和疾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