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安全領域出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新興大國追求結伴和守成大國鞏固結盟的并行現象。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新興大國，在對外關系上沒有將結盟而是將結伴作為外交開拓的重點。

        以中國為例，自1993年中國與巴西建立首對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以來，中國目前已與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組織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未來十年，中國極有可能將合作伙伴關系國家延伸覆蓋到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國家。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執政以來，繼續不懈推進國際伙伴關系網絡建設，與過去20年有所深化的是，伙伴關系正在從雙邊國與國層次，向國與國關系中的議題伙伴關系領域在推進。

        習近平在2014年3月訪歐期間，宣布將與歐盟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深入到共同打造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四大伙伴關系。2014年5月20日，中國與俄羅斯在上海簽訂長期能源供給協定，兩國共同宣布打造中俄全面能源合作伙伴關系，成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邁向更高階段的代表。

        相對照的是，倒是美國這樣的守成大國在近年來開始強化結盟思維，美國重返亞太以來，政策上就反復暗示和宣示其在亞太盟友在其整體重返戰略中的地位。

        結伴相向而行的力量與結盟分裂對抗的力量正在成為當代國際關系變革中兩種截然不同的力量，這種現象在西方歷史上的權力轉移過程中是不曾有過的。這兩種力量的演變對國際體系改革意味著什么呢？

        新興大國結伴不結盟的現象，反映了當前國際安全的一個新潮流。基于和平發展的結伴思想與基于軍事對抗的結盟思想體現的是兩種不同的安全觀。

        前者認為大國之間的軍事對抗盡管存在可能性，但是其危害與結果對自身及其他國家都是不可承受的，大國之間在經濟以及多個領域和議題上的相互依存雖然沒有完全消滅，但是卻極大地降低了軍事對抗的必要，因而，互信的邏輯應該高于互疑的邏輯，只要大國之間始終堅持用談判和非軍事的手段處理彼此間的矛盾以及在第三地帶的摩擦，共生的要素就會壓過你死我活的要素。

        后者認為力量轉移帶來的兩極對抗不可避免，新興大國對守成大國帶來的不只是物質力量的挑戰，也是價值和意識形態的挑戰，而在物質得失和意識形態安全方面，是不存在任何調和的余地的。因而互疑的邏輯——如果沒有互疑就建構起并制造出互疑——總是支配性的。

        當前國際安全體系中的結伴體系與結盟體系并非完全對立的，兩者很大程度上呈現出混合和疊加的狀態。說新興大國踐行結伴體系，并不意味著在新興大國內部就不存在有關結盟選項的討論，但新興大國將結伴作為主導型的政策選擇，卻是不爭的事實。

        同樣，我們也發現，在美國為首的守成集團內部，也存在合作主義的和平發展的思潮，況且，在美歐之間以及美國與其非盟國之間，以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也出現較為明顯的結伴行為。國際關系在發展過程中總是充滿著各種矛盾，而矛盾經常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在共生的思維中，世界的結局不是像好萊塢電影一直宣揚的那樣，最終以善惡力量的大對決表現出來；惡的力量徹底鏟除了，善可能也不復存在。共生思維給出的答案是，善惡其實是相生的，只要善和正義的力量能夠占上風，容忍惡與邪較小的生存空間未必是件壞事。

        因此，問題關鍵在于結伴體系與結盟體系之間力量對比的消長，這既取決于結伴力量自身的發展，也取決于結盟力量內部的分化。對新興大國來說，如果掉進結盟思維思考新型大國關系的建構，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反而容易被結盟邏輯所誘導，將國際關系推回到舊國際政治的對抗循環中。當然，這并不是說新興大國完全放棄軍事力量作為維護國家重大利益的必要手段。從“以高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來講，超越結盟之道，致力于經營結伴體系，而不是與守成大國糾纏在盟友數量得失上，在道義和實踐上更能夠占據引領地位，從而將大國關系推向一個更高的體系平臺。

        實際上，以中美關系為例，和平發展的結伴實踐已經開始對美國的聯盟體系產生微妙的塑造作用，美國的盟友在中國的結伴體系和美國主導的結盟體系之間開始出現尷尬的兩難選擇。在亞太，已經出現了中國的結伴體系與美國的結盟體系在競爭中比較的問題。近年來流行的亞太國家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的現象，學術界和媒體對此主要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敘事的：第一，中國經濟上的崛起正在對東亞其他國家形成威脅，但美國仍然是亞太特別東亞許多國家安全的保護者，中國靠不住，但美國靠得住；第二，中國要將經濟優勢轉化為安全優勢，需要放棄不結盟政策，經營自己的聯盟體系，以聯盟反制美國的聯盟。

        上述思維受結盟對抗思維影響很深，并非一點道理都沒有，但若按照這個邏輯來講故事，很可能導致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也即亞太會出現中美對抗的兩極體系。但如果換個視角看這種現象，故事的敘事也許告訴我們的是另外一個場景：第一，與其說中國面對經濟安全二元結構的難題，應該學美國那樣在亞太建立自己的聯盟體系，倒不如說中國的結伴體系對美國的結盟體系形成滲透、分化或吸納作用；第二，亞太國家在結伴和結盟之間的尷尬，不是美國在安全上靠得住的證據，恰恰是一些國家開始對結盟安全的懷疑；第三，問題不是中國通過選擇結盟的方式來背道制衡美國的聯盟體系，問題是美國如果選擇結伴共生的和平發展方式與中國在亞太相向而行，如此太平洋上空則不再是陰云密布，而應是豁然開朗。從這個角度看，現在是美國改變自己，適應世界的時候了。

        “針尖對麥芒”的結盟安全思維是歷史上大國陷入沖突悲劇的根源。

        中國是國際安全體系中具有系統穩定性意義的大國。中國的選擇對天平的倒向具有決定性意義。中國是世界上最先走出冷戰思維的大國，正因為中國不以冷戰思維看世界，中國才抓住國際體系調整的機遇，享受了長期的經濟增長。美國仍然抱著結盟思維，以軍事舉措重返亞太，目前來看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在亞洲失去了很多民心。全球軍事結盟體系現在已經不是美國手中的正資產，相反正在一步步成為美國的負資產。美國國內的經濟狀況需要其更大幅度地削減軍費開支，同中國一起走和平發展道路。美國是互聯網的發源地，但其對21世紀的安全認識上，似乎并不是互聯網思維，而是對立思維。

        結伴不結盟實質就是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結伴不結盟對國際安全體系走出結盟對抗的意義不止是增量改進的效應，同時還具有推進國際安全體系升級換代效應。除了西方大國之間還存在結盟狀態以外，幾乎所有的新興大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都拒絕結盟的安全思維，從而使得北約和美國的亞洲軍事聯盟體系陷入道義上的不義境地，北約的敵人不是其外部國家，而恰恰是其自己。 （本文選自《復旦全球治理報告2014》，2014年5月28日發布。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