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脫離中國”狀況正在加速。在中國最大的國際商業都市，上海的日本人居住者數首次出現了負增長。此外，日系企業對中的貿易投資熱情也在急減。

        據日本《產經新聞》25日報道，所謂長期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就是除去旅行與出差等，在華3個月以上的日本人居住者。根據日本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近日發布的信息，上海市的日本人居住者數為4萬7700人（去年10月1日時候），跌破5萬人。相比較前年的5萬7400人，減少了9700人。自從1994年開始統計以來，在上海的日本人居住者數一直都在增加，出現減少這還是第一次。

        據統計，長期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約14萬8千人，僅次于美國的約25萬人。日系企業把上海作為貿易經營的據點，從2007年開始，日本人居住者數（除去永久居住者）就超越了紐約，成為日本以外最多的城市，并且在2010年突破了5萬人。

        然而，由于近年來中日關系的惡化，PM2.5等大氣污染問題，以及禽流感的影響，日系企業讓派駐員工和家庭回國的例子正在增加。上海日本人學校的學生人數也在減少，2012年與2013年各約3200人左右，2014年第一次減少到了約2600人。在日系工廠較多的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個省份，去年10月1日統計的日本人居住者數為1萬6500人，比前年減少了4760人。

        此外，中國商務部公布的今年1-4月日本對中直接投資額顯示，前年同比減少46.7%。其背景便是勞務費用的增長導致大型投資案件急速減少。

        除了學生的減少，還有赴華教師的請辭。去年3月的報道顯示，得到在華日本人學校內定、預定春季赴任的日籍教師接連出現請辭的情況。原因多為對中日關系惡化引發的反日情緒和空氣污染感到擔憂。學校方面在日本招聘的教師中，請辭者多達3分之1。請辭者均為20～30來歲的年輕人，雖然之后進行了補缺，但最終確定赴華就任的人員仍僅為31人。與之相對，赴其他國家就任的教師基本未出現請辭，招聘方的工作人員表示，“受到大規模反日游行、微顆粒物（PM2.5）造成的空氣污染的影響，很多人都對赴華工作感到擔憂”。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上海事務所表示：“為了削減成本并推進經營的當地化，日企減少了駐華人員也是（日本人學校在校生減少）原因之一。”據上海當地房產公司介紹，日企駐華人員回國后，越來越多的繼任者選擇不帶家屬來華。上海周邊禽流感的發生也被認為是影響原因。上海日本人學校浦東分校校長淺木賢介說：“在今年初，很多日籍駐華員工都是先看看樣子，再考慮要不要叫家屬一起過來。”

        中國的大氣污染問題也使得日本公司開始考慮向員工支付“污染津貼”。據媒體報道，松下(Panasonic)在今年3月宣布將向派往中國的員工發放津貼，以補償嚴重污染對他們的危害，成為開此先河的第一家國際公司。這家日本集團表示會將中國部分城市高水平的PM2.5值列為依據。而其他公司最近都在悄悄提高駐華外籍人員的福利，但松下是第一家公開承認這一問題的公司。

        2008年美國大使館在其駐京辦公樓的屋頂上安裝了一套污染監測系統，監測北京空氣中的PM2.5濃度，這個問題自此引起更多國際關注。直徑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顆粒物（PM2.5）能通過人的肺部進入血液，加劇哮喘、癌癥以及心臟疾病。霧霾已成了中國公眾不滿的焦點，尤其是在北京這類繁華都市，該市曾在今年2月遭遇連續一周的“有害”空氣。上海也曾在去年年底遭遇嚴重霧霾天，隨著霧霾指數“屢創新高”，空氣凈化器、防護口罩等“防霾產品”面臨大面積脫銷。

        深刻化的大氣污染問題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中國總理李克強今年3月在全國人大年會上發表講話時，宣布“向污染宣戰”。幾天后，一份涉及中國74個城市的官方空氣監測報告顯示，僅有3個城市達到了國家空氣質量標準。

        事實上，在經濟快速發展的1960年代，日本東京也曾和現在的中國一樣，被霧霾“寵幸”過。為了喚回藍天，日本也曾耗費了漫長的時間。而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對治理環境動真格，契機應該是以迅猛之勢傳遍全國的反公害市民運動。從1967年開始，“新潟水俁病”、“四日市哮喘”、“痛痛病”、“熊本水俁病”等公害訴訟接連涌現，被告企業紛紛敗訴。

        從60年代后期公害問題顯現之后，在后來的20年間，日本的工廠都在為污染對策而奔走。在那之后的另外20年，治理的對象又逐漸轉向了隨著城鎮化發展增加的汽車排放尾氣，以及氣候變暖。

        《日經商務周刊》撰文指出，在現在中日冰冷的關系之下，日本政府籠罩在“現在不便做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國際協作”氛圍之中。但是，幫助中國解決環境問題，受益的不只是中國。其中還隱藏著讓變涼的中日經濟交往轉暖，甚至隱含著穩定外交的可能性。

        環境治理任重而道遠，卻可能成為中日關系重建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