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5日，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教授蔣昌建走在畢業晚會的紅毯上。魯海濤 澎湃資料

        

編者按：      

        蔣昌建，1965年生于廈門。11歲時，舉家搬至安徽。1993年進入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攻讀碩士學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法國政治革新基金會的監事、上海市信息化專家委的委員。1993年隨復旦大學隊遠赴新加坡參加首屆國際大專辯論賽并折桂，獲“最佳辯手”稱號。同年，獲碩士學位。1997年，獲博士學位。1998－1999年于美國耶魯大學做博士后研究，2000年后分別在比利時自由大學、巴黎政治科學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習。

       

        1993年，一場大學生電視辯論賽的成功，把他推到了大眾的焦點；2013年，他重出江湖，在電視真人秀主持人的崗位上再度走紅。這20年間，他在做什么？看似“V字型”的人生，他用什么填滿中間的這段歲月？

　　又到人間四月天，春雨淅淅瀝瀝，浸潤著校園。午后的復旦，自行車棚被洗刷得濕漉漉，各色折傘衣以花朵之姿，倚靠在教學樓的走廊邊。

        文科樓的6、7層都屬于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蔣昌建的辦公室在11層，是系里老師中的唯一一個。       

        這學期，周一的晚6點，文科樓6層的一間會議室被用做教室，有一節蔣昌建的課——大眾傳媒與外交。       

        準點，穿高領暗條紋毛衣的蔣昌建抱著一疊書，走了進來。一頭灰白的發先映入眼簾，身形格外消瘦。       

        講課時，他放松地坐在椅子上，不停有手勢動作。他會隨意在教室走動，喜歡目光如炬地追著學生的眼神。偶爾，托著腮仔細聽學生的發言，不時拋出個問題。可能是成長在南方的關系，蔣昌建的平翹舌音不是太準，但磁性的音色加上抑揚頓挫的語調仍能牢牢抓住學生的注意力。       

        關于他的嗓音，王滬寧記錄了一段回憶。時為辯論賽的顧問，他和隊員第一次到新加坡廣播局試音，“蔣昌建一開口，那特有的男中音和有魅力的嗓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廣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意思是你們的隊員不錯。”

激情燃燒的“蔣四辯”                               

        問起蔣昌建的名字，學院里的學生說，外面提到政治系，第一反應是辯論賽，然后就是蔣昌建。       

        20年前，蔣昌建是“獅城舌戰最佳辯手”，《聯合早報》對他的評語是：詞鋒銳利，反應敏捷。時年28歲的“蔣四辯”留在了一代人的集體回憶里。       

        一位70后感慨，當年蔣昌建一臉清瘦，精力充沛，最傳神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咄咄逼人。做為主攻辯手和總結陳詞者，哲辯有之，幽默有之，引經據典，窮古博今。幾場辯論下來，不僅折服了對手，折服了評委，更折服了我等坐在17寸電視面前的一群毛頭小子。       

        不用回看視頻，那些場景“蔣四辯”也依舊歷歷在目。

        

        上世紀90年代，不少外來思潮在高校激蕩，意氣風發的天之驕子如饑似渴地汲取營養。大學生們通過演講、討論，甚至是辯論的方式營造出廣開言路、求同存異的改革開放的氛圍。       

        作為其中的一員，那時蔣昌建也有許多激情、單純卻偉大的想法。“想要用青春去引領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呈現出高亢、沒有太多顧慮的，對人類命運、民族發展的一種鐵肩擔道義的情懷。”       

        一戰成名之后，“蔣四辯”標簽式的的固化既給他帶來了榮耀的光環，也伴隨不少無奈的困擾。他認識到，通過電視媒體的宣傳，在大眾的印象里，他作為辯手身份的太為深刻，那可能是一生再也無法到達的高度。       

        在3、4年中，他拉開和辯論的距離，試圖回避和革除標簽帶來的影響，但事與愿違。于是，他安慰自己，一輩子難成幾件讓人記住的事，實際上，要感恩。

 “當老師的，我培養拳打腳踢的人”                       

        林尚立老師曾說，隊員在1993年辯論的最大收獲是一種“高峰體驗”。那是一種當事人在并無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被拉近聚光燈的短暫體驗。       

        這種“高峰體驗”讓蔣昌建清晰感受到外界對他成長的期許。當時，他有豐富的，甚至是超出預期的職業選擇機會。然而，出人意料的，他堅持了內心的節奏，按照既定的規劃，最終回到校園，訥言為師。       

        “做能力范圍以內的事，這點很重要。”以隨遇而安、順水推舟為人生哲學，蔣昌建認為，對于跟自己的性格、素質、能力有相當差距的東西，盡管外界期待，但不一定非要執著。       

        身在校園，擁有自由支配的時間；同時，享有思想自由、觀點分享自由的空間；況且，面對充滿朝氣的學生，心態也自然年輕和簡單。這三點，是蔣昌建歡喜的。       

        用選擇職業的方式讓時間盡可能地慢跑。在近半百的年華里，卻因為沉浸著校園的純粹和養分，“一直在春天里”的蔣昌建依然青春勃發。       

        而外表上，歲月的痕跡難以拒絕，這也是他沒有染發的原因。說起這頭華發，倒是有個挺有意思的緣由。       

        不是沒有染過頭發，有一次，在電梯里，蔣昌建突然被學生問及，“蔣老師你頭發是染的吧。”他回，“你什么意思啊。”這學生說，“你這個白染得真好，挑染的，很均勻”。走出電梯，蔣昌建有全身釋然之感，從那以后，再不染發。       

        蔣昌建朗聲笑道，“我原本是這個樣子，不企圖去改變了，關鍵是心態不能跟形象差太遠。”因此，平日里，他很注重在興趣愛好、心態情緒、知識更新的頻度上與年輕人相吻合，以防出現和學生笑點不一致的狀況。       

        教學相長，蔣昌建把與學生的關系定義為追求知識的伙伴。一位系里大三的學生這樣形容他，“思維敏捷、風趣幽默、上課放得開，有感染力，也很有親和力。”新浪微博名“蔣大哥”就是被學生喊出來的。       

        求知欲是每一屆學生眼中始終不變的東西。課堂上，蔣昌建會呈現出對問題的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來啟發學生。“老師不是百科全書，而是引路人”，他常說，“通過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在特定領域里為學生打開一扇窗，最終學生要靠自己去開啟對事物認識的大門。”       

        選蔣老師的課，要拿A檔的高分不那么容易。在學術素養方面，蔣昌建保有較為嚴格的要求。他希望學生在課堂上能多幾本讀書。“不是說學生都要當外交家、學者、官員、企業家，不一定。當老師的，我培養拳打腳踢的人，走出校園后如果他們能拳打腳踢出一片天地，那就是我的成就感。”       

        他口中“拳打腳踢”的理論正是來自于王滬寧。而現在，蔣昌建體會到的成就感正越來越濃。

半個“媒體人”                       

        曾經辯論隊中，蔣昌建的綽號是“老頭子”，意為想法高深，有幽默感，平時懶散，關鍵時大放異彩。一貫的沉穩篤定、慢條斯理是蔣昌建的一大特征。無論上課，走路、打電話，還是在受訪的過程中，他始終沒有太緊繃的狀態。       

        初中時，班主任曾在評語中用“松軟”一詞評價他。蔣昌建覺得很到位。“不是說松懈，懈怠。松軟可能是不追求上進，不特別追趕，這個我承認。”      

        不喜歡挑戰，但也不懼怕挑戰。由著這樣的性格，蔣昌建也少有發火、憤怒，或是情緒上的大波動。雖少不了一些糾結，可不會去裝，“一般來說在朋友、學生、陌生人面前都一樣。裝了太累。”說到底，怕也是“松軟”所致。       

        2013年年底，久違的蔣昌建以主持人的身份加盟一檔國外引進的大型科學真人秀節目，重回大眾視野。起初，只是好奇擁有超強腦力的選手而答應做嘉賓，沒想到節目組找上了全國主持人的大名單之外的自己。       

        主持大型電視季播節目對他來說是全新的工作。他尤其看重觀眾的評論。雖然，一些主持人素養，包括臺詞、形體功底、舞臺經驗的訓練不能立即在節目里呈現效果，但根據意見，蔣昌建盡量在普通話、肢體手勢、情緒、口令控制等各方面做到更好。       

        選手闖關成功，他激動吶喊；選手失意落敗，他上前給予擁抱和安慰。“暖男”、“智慧男神”……新頭銜應運而生。觀眾留言，氣質依然儒雅卻更加沉穩，思辨依然有深度又不失激情。時隔20年，“蔣大叔”人氣再度飆升。       

        這并不讓人感到驚奇。事實上，除了教研活動，蔣昌建熱衷于不少跨界的事務。20年間，他是國際關系專業的老師、學者，也時常變身為央視時政評論員、電視訪談欄目策劃、經濟論壇主持人、財經訪談觀察員、公益項目參與者……他離媒體一直很近。       

        可是尷尬的是，課堂上出現次數再多，也抵不上一次熒屏亮相的影響力。因此蔣昌建總給人“不務正業”的印象。他澄清，跨界的事務都不會占主業的時間。五天在學校，兩天給媒體。       

        當然，蔣昌建享受著這樣身份的轉換。接觸不同的領域，吸收學習新知識，不僅提高自身生活質量，也能反哺課堂。他說，“如果解讀十八大，對經濟不了解，就不知道政府轉變工作作風的原因；談國有企業的改革，不了解民企與國企在市場中的關系現狀，就很難做出評論。有了豐富的素材和同學分享，上課就接地氣，不然會永遠停留在教科書上。”       

 “慢火燉靚湯”                       

        2010年，蔣昌建被評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20年里，也沒有做太多的工作，一個是教學，一個是科研，但都是中規中矩，”談及過往，他如是說，“我才識不夠，積累不夠，所以也沒有出產很多。”最新的一篇論文，是去年收錄在相輝講壇里的“后華盛頓共識時代的來臨？”。       

        有些人質疑，以他的能力，至今仍止步于副教授，似乎有些不思進取。對此，學生看法也不盡相同。有學生認為，蔣昌建雖不是書齋式的學者，但有能力去啟蒙社會，影響輿論，經世致用，也能對學科發展有所助益，只不過形式上不一樣；而也有的表示，社會活動勢必會牽扯到精力，蔣老師像蝙蝠俠，在學校很難找到他。       

        關于學術的成就與社會名聲間的差距，蔣昌建沒有避諱。但聊到這里，他在座椅上正了正身子，語氣略有收緊。“這個倒是有點壓力了。”      

        在蔣昌建看來，他的一些工作不是通過寫一篇學術論文或是書籍來展現，但也屬于學術成果。比如在央視發表的長篇政治評論；比如“電子政府”方面的課題形成了政策。而這些社會知曉程度并不高。       

        另一方面，自覺不是學術型學者，蔣昌建承認不夠努力，還沒有足夠的積累和覺悟。他說，慢火燉靚湯。“我特別慢，得想通了想透了才會有一種系統的表達它的愿望。先做好本分，積累夠了，再把一些有價值的思考凝結成為文字，傳播出去。”這是他心中依然還追求的方向。       

        家里的老人不在了。姐姐在老家合肥，哥哥在廈門生活。兄妹三人在三處，時常串個門。閑暇的周末，蔣昌建的時間毫無疑問地留給家庭。       

        20青春終逝去。相比站在獅城辯論席上氣勢逼人的青年，現在的蔣昌建不急不躁，多了一份柔韌度，更寬容，更容易理解。“只要我參與了任何一件事情，能夠給有關聯的人帶來價值，讓這些人享受價值，那么反過來，我就認為有價值。”       

        到了舉重若輕的年齡，蔣昌建滿意如今穩定安逸的狀態。如今，他更傾向于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他作了這樣的比喻：       

        “很多時候我可能不是在跑道上，看著終點去沖刺的那個人。我可能是在跑道外，不斷給運動員鼓掌和加油的人。甚至不是大聲喊著加油助威的人，而是默默站在旁邊，用眼光注視著向前奔跑、撞線的那個人。但我是跟整個奔跑和奮斗過程很有關的人，因為他們從我的眼光中看到一種激勵和支持，我也從他們用胸膛撞線的一剎分享了精神境界上結成果實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