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非洲有哪些投入？收效和“力度”如何？需要增加哪些“品種”？總體的布局怎樣推進？

        第一類是商務外援。

        這是中國當代對外援助里的第一大項，占到中國對外援助資源總量的八成以上。商務外援指的是向外部有關國家和地區提供的經濟貿易性質的支援，依據的多半是國際經濟合同的標準，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則和市場買賣的尺度推進，典型的如中國向非洲許多國家提供并參與建設的礦山油田、公路橋梁、學校醫院、港口碼頭等基礎設施。

        然而，在看到商務外援優點多多的同時也應當承認問題的一面。主要的問題與市場的一般困境與難題是相似的，即：商務援助計較經濟回報的同時顯得短視、過于計算和追求狹隘經濟貿易好處，它本性上不會自覺自愿地履行社會責任和國際義務（假使沒有政治要求和國際壓力的話，或者這種要求不夠高、壓力不夠大）；功能上判斷，這類援助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具體的項目操作上，卻缺乏長遠戰略的、全球總體的眼界。

        中國的開發性經貿援助一方面提供了非洲國家急需的、超過歐美傳統列強提供數額的項目，與任何其他大國相比修造了更多的橋梁公路、港口碼頭、醫院學校、工地倉庫等等，另一方面也由于它的單一性、商業特質過重而引發了一些爭議，如與國家政治目標和安全需求的相對脫節，與當地生態環境保護的聯系不緊密、與社會組織及媒體溝通的不暢等。

        第二類是戰略外援。

        這是中國對外援助的第二大項，盡管數量遠少于商務外援，但仍占有重要的比重。所謂戰略外援，包含了兩種大的范疇：其一是基于意識形態目標或政治考慮提供的援助，前者如我國“文革”時期向非洲有關國家援助的大型建設項目（最著名的如“坦贊鐵路”），后者如改革開放前向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阿爾巴尼亞、越南、朝鮮等）提供的各類經濟技術人才援助。這類援助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啟動和深化而逐漸減少。其二是基于國防軍事和國際安全考量，為周邊鄰國和國際上一些戰略合作伙伴提供的帶有軍事合作性質或安全支持色彩的戰略援助；這類援助的數量在最近幾十年間逐漸增多，尤其是新世紀以降來自各方面的需求大為增加。

        大致梳理一下，這種具有名副其實“戰略”特征的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形式與途徑：(1）根據聯合國要求派出的維持和平部隊（或軍事觀察團）。從上世紀90年代初起，迄今為止的20年間，中國政府已向全球各個地點派遣了超過20000名中國軍人和警察，非洲大陸是其中主要派出的一個方向。選擇派遣的目標國經過精心選擇，須與中國有特殊利害關系，如對有關國家及相關地區在臺灣問題上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有重要幫助，或中國在相關國家有重大能源資源投資項目，或屬于歷史上始終與中國保持友好合作關系，或有全局性戰略樞紐意義的國家，如東帝汶、海地、科索沃、剛果金、利比里亞、黎巴嫩、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等。(2）在中國舉辦的外國軍官和警官培訓項目，亞非國家的學員在里面占有較大分量。(3）中國依照國際法和軍品貿易的慣例，對非洲和周邊國家銷售的各類武器和軍事設備。

        撇開早期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內容不談，中國現在的戰略外援雖然相對有限，但都有不可輕視的積極作用。不過，也要承認，這里面存在這樣那樣的可改進之處。比方說，中國仍然沒有海外軍事基地，甚至沒有略為像樣的自有性軍事船舶補給維修設施；中國軍隊的國際法知識、外語水平和國際公關本領嚴重不足；我軍在打擊海盜及海上犯罪、撤退海外勞工方面的國際溝通與合作能力，與歐美發達國家的海軍相比略遜一籌；中國軍人雖然勤勞勇敢、不怕犧牲，卻囿于各種因素，很難派出一線作戰部隊奔赴國外前線執行任務；我們的一些軍事培訓項目完全可以在（譬如說）非洲本土開展，卻沒有確定相應的戰略支點和準盟友對象，這點與歐美國家形成鮮明反差；軍品貿易方面更多是輸出價值鏈較低端的硬件（如輕小武器及設備），而不是高附加值的軍事產品、技術、勞務及條例（知識產權）。未來中國提供的戰略外援，將在數量、質量、品種、所占比重諸方面有大的提高。

        第三類是“大外援”形式。

        這類外援構成比較復雜，至今仍缺乏共識，目前與商務外援和戰略援助的規模相差很遠，不過，從發展前景看，大有潛力可挖。所謂“大外援”，是指外交部門規劃、參與和指導下，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充分發揮政府和民間多種積極性，符合中國發展利益也具備國際主義色彩的對外援助。形式上，它很像金字塔式的結構。最上層是外交部門的角色與核心作用。在“大外援”構造的中間和基座上，包含了許多層次，且有增多和豐富的趨勢，其中，各級地方政府和企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不止完成中央和外交部交辦的任務，而且正在發展出富有各地特色的“企業公關”、“邊貿外交”、“島嶼外交”、“跨界民族聯誼協作”、“跨國水域河流合作”等次區域和功能性外交平臺；在企業和地方對外交往過程中，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和各地積極性的提高，交往過程越來越多地是中方主動做出承諾，提供更多的設備、資金或技術援助，或提供更多機會邀請對方人員來培訓和參觀。它們充分體現出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的優勢。以對非洲的開發性援助為例，浙江等沿海較發達的省份在理解國家總體外交方針的基礎上，在省內外事部門的直接協助下，做出一些有特色、有創新精神、受到非洲國家好評的“大外援”事情。比如，浙江省政府對于浙江師范大學培養非洲干部的工作給予特殊的財力和物力支持；不僅浙江師大的非洲研究院生氣勃勃，連原外交部非洲司司長、前非洲事務特使劉貴今大使也加盟到教育部對非交流的這所重點大學，并在那里新建了中非高級商學院。浙江省政府還對赴非的浙江商人給予各種扶持和引導，要求省內各級干部更多赴非考察和實施援建。

        問題的一面也不可忽略。對更多外交特使的需求，對更權威的部門協調統籌能力（類似援外總署的角色）的建設，都要求加大援外力度的同時，做出人員編制、包括外援體制上的調整。自然，這方面僅憑外交部門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需要政治高層統籌考慮和做出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