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1860-1938）是清末民初政壇上的一個重量級人物。他是中國最早一批官費留美的學生之一，回國后歷任侍郎、尚書、巡撫和對外交涉大臣等要職，是袁世凱建立的北洋權力中的重要角色。辛亥革命時期，他代表袁世凱參加南北議和，并出任民國第一任總理，旋即被迫下野，并與袁氏割席，分道揚鑣。

        此后，南北間爆發的多次政治紛爭，無論是二次革命、護法運動還是北伐運動，唐紹儀均曾直接或間接參與過。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更是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爭奪和拉攏的對象，1938年9月，在上海寓所被軍統特務刺殺身亡。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唐紹儀一直受到各方關注，學界出版過不少研究論文和論著，并召開過多次學術研討會，對他的評價也更趨客觀。

        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唐紹儀檔案中，不乏未曾公開披露的信件、檔案、照片等內容，對研究唐紹儀其人及清末民初的政壇，不乏文獻價值。唐紹儀本人酷愛照相，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歷史照片，大部分都未曾披露過，且尺寸碩大。這些照片不僅涉及到唐氏的政治活動，也從一個側面讓我們了解到他的家庭生活。有些照片上還有他本人的親筆題跋，往往在寥寥數語間，就牽涉到民國政壇的風云人物，甚至也能讓我們從細微處了解到一些重要事件背后的故事。

        例如，一張拍攝于1920年的唐紹儀與家人的合影，就因為他的幾行題跋顯示出了特別的意義。畫面上唐紹儀與夫人吳維翹及七名子女，坐在上海寓所門前的臺階上，其樂融融，表面看來是再普通不過的家庭合影。可是，照片左上方唐紹儀的親筆題字，卻突顯出這張照片的特殊意義。“九年十一月映于申江，明早將附中國郵船‘支那’回粵，書此以作紀念。廿四晚少川。”在唐紹儀留下的照片中，簽名題跋照的數量并不太多，其中大部分是簡單的簽名或標注拍攝地點，像這樣寫下事由的就更加稀少了。

        事實上，這也的確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旅程。1920年11月25日，與唐紹儀同船回粵的還有孫中山及夫人宋慶齡、伍廷芳等民國軍政要員，此行的目的是在廣州重新建立軍政府。那么，大清王朝的和談代表、袁世凱的親信重臣怎么會和共和革命的肇始者走到一起？唐紹儀與孫中山的合作何時開始，又在哪里終結？廣州軍政府最后的命運又會如何？要回答這一系列的問題，還應當從唐紹儀與孫中山的關系開始說起。

        唐紹儀自1881年回國開始步入政壇，從協助處理朝鮮甲申政變開始嶄露頭角，到擔任專使赴美談判庚款問題，再到代表滿清政府與南方代表進行和平談判，可以說在政治上最為輝煌也最春風得意的重大事件均發生在清末民初的這段時間內。而這一切都與袁世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因為出眾的英語能力和外交才干得到袁氏的賞識，成為其在晚清對外交涉和鐵路行政等方面權益的代理人，因而唐紹儀個人在政壇上的升黜榮辱，也可以看作是以袁世凱為中心的權力集團在晚清政局中的進退變化。正是基于彼此三十年的合作與信任，袁世凱才會將與南方革命黨談判的重任交給唐紹儀。然而，也正是在這次和談中，唐紹儀與孫中山有了第一次的接觸，并最終導致他與袁世凱的分道揚鑣。

        作為北方的和談代表，唐紹儀不僅公開對南方革命派表示同情，還同意召開由各省代表組成的國民會議解決帝制或共和的國體問題，甚至規定在此之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經借到的外債，并不準再借外債。無論這個結果袁世凱是否知曉和接受，但對于清王朝來說，唐紹儀的做法已經完全背離了談判的初衷。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對于滿清政權的和平轉移以及共和民國的建立與穩固則意義非凡。唐紹儀此舉實出自對共和立憲的真心擁護，誠如他自己所言，在美國成長且接受教育的經歷，使得他比國內的大多數人都更早接觸并接受了共和思想。這也是他最終與袁世凱產生沖突，并與孫中山建立合作關系的政治基礎。

        唐紹儀與孫中山的交往也始于南北和談的這段時期，在孫的介紹與袁世凱的首肯下，唐紹儀甚至加入了同盟會。隨著南北和談的深入，唐紹儀“名為清廷代表，實則事事為革命軍設計”的作法，自然令袁世凱相當不滿。尤其是1911年12月29日，南方17省舉行代表大會，推選剛從國外回來的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更加令袁氏惱怒萬分，次日便指令唐紹儀推翻此前會議上已經達成協議的相關內容。進退兩難的唐紹儀，最終選擇在民國元年的元旦，提出辭呈。此后，唐依舊掌握著北方的電信往來，并以私人身份調停溝通南北方的談判。也正是在滬上逗留的這段時間里，唐紹儀與孫中山、黃興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系。

        唐紹儀與孫中山是同鄉，年齡相差不大，可謂一見如故。孫中山對唐紹儀也相當尊重，并未將其視作敵軍的代表。對于像南北統一、清廷退位這樣的重大事項，均與唐互相商討切磋。同樣，唐紹儀也十分重視南方革命黨的意見，始終堅持共和的主張。南北雙方在經過數月的協商之后，終于達成一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凱公開贊成共和并如愿當上了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孫中山踐諾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卻也時刻擔心著袁世凱會危害中華民國、違反臨時約法。清帝退位當日，唐紹儀便應邀赴南京與孫中山會談，其核心議題也關乎于此。在上海圖書館唐紹儀檔案中，有一封孫中山致唐紹儀信函，足以佐證此事。這封信函寫于民國元年二月十六日，信末有中山先生特有的大一號簽名“孫文叩”。信中一方面對清帝遜位，民國大定的現狀感到滿意，同時也擔心全國統一的各項手續并未完全，所以他拜托即將北行迎接袁世凱的唐紹儀，作為外交全權代表，參與和各國外國公使的交涉，并在信末鄭重寫下“大局安全系于先生此行”的誠摯囑托。就這樣，北方和談的罷職代表成為中山先生的特別密使。

        辭職后的唐紹儀只在天津短暫停留后，便移居上海，但并未脫離政壇，并很快與孫中山站在了一起。1912年8月，他加入了由同盟會、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等5個黨派組成的國民黨。1915年的護國運動中，他與孫中山共同反對袁世凱稱帝，作為上海反帝派的中心人物，付出了相當的努力。袁世凱死后，他又和孫中山并肩作戰，共同反對皖系軍閥操控北京政府。1919年第二次南北和議時，唐紹儀擔綱重任，作為南方議和總代表，在一年多的艱苦談判中，始終高舉護法大旗，并在次年應孫中山之命，成為二次護法運動的四總裁之一。

        唐紹儀的這張題跋照片，正是拍攝于討伐桂系軍閥勝利后，孫中山等人前往廣州重組軍政府的前夜。對此，顯然唐紹儀的心情是相當激動，且對這一次的回粵旅程充滿期待，才會特地拍照留念并親自題跋。然而，具有嘲諷意味的是，唐紹儀與孫中山十年間在政治上的合作，卻也就此走到了盡頭。

        從1920年年底軍政府重新建立，到1921年5月中華民國正式政府成立半年的時間里，唐紹儀與孫中山的政治分歧日益凸顯。唐紹儀企圖組合穩健派的大政黨，而孫中山三卻提倡建立新的革命黨。唐紹儀始終希望通過調和、平衡和協商的辦法來解決南北對峙這樣的重大問題，孫中山則毫不遲疑地堅持革命斗爭的道路。

        更為重要的是，在對待國會的問題上，兩人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面對護法運動未能達成的目標，孫中山主張采用激進的手段建立革命政權，武力北伐，統一中國。唐紹儀則力主召集正式國會，通過“政黨政治”與北洋軍閥平分政權。徐世昌出任北京政府大總統后，孫中山立即召開非常國會，選舉非常大總統，出兵北伐。唐紹儀卻依舊堅持只有聯省自治才能獲得全國統一，對于廣州政府財政總長的任命，他稱病拒不履職，并攜帶家眷返回唐家灣。唐紹儀與孫中山十年政治上的合作，終究因為彼此的政治理想不同而告終結。此后，兩人依然保持著私人友誼，并未因此而致反目，可謂君子之交。

        上圖收藏的這一件檔案和一張照片，恰巧一頭一尾見證了唐紹儀與孫中山第一次合作和最后一次合作，殊為特別。有人評價說，唐紹儀與孫中山的最終分離是因為受過西方教育，而又脫胎于舊體制的唐氏已經跟不上時代了。倒不如說，孫唐兩人在生活經歷、政治觀念上本來就存有相當大的區別。縱觀唐紹儀一生在政治上的幾次重要抉擇，無論是早期與袁世凱的決裂，或是和孫中山的合作、再到兩人最終分開，所秉持的原則均無礙于私人情感而與只關乎政治理想，即對“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