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阮儀三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上海，同樣遠非一時之功，需要不斷的蛻變和更新。

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88歲的阮儀三教授認為，留住鄉愁、注重歷史文化保護的城市更新，才是好的城市更新。

阮儀三1956年考入同濟大學，先后師從園林大師陳從周，中國大城市第一部現代總體規劃的編制參與者、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首任院長李德華，《城市規劃學刊》主編及《中國城市建設史》作者、中國建筑學會城市規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董鑒泓等。

阮儀三本人曾參與制定1990年代外灘保護規劃、南京路規劃和城隍廟規劃，而他的學生中，有同濟大學副校長、主持世博規劃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吳志強，有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主持多個城市及城市群發展規劃的李曉江。這些前赴后繼的同濟學人，連綴成建筑規劃在上海乃至中國大地上的發展史，記錄著上海如何在專業嚴謹的目光下一次次蛻變生長，讓世人明白在中國乃至全球大城市中，上海為何如此與眾不同。

上海“城市文脈的守護者”

羅馬的建筑可以看到兩千年脈絡，而在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城市，幾乎看不到兩千年前的痕跡。

1950年代，在建筑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為拯救北京城墻奔走的時候，24歲的蘇州青年阮儀三目睹了擁有2500年歷史的蘇州城墻被拆除，只有胥門、盤門、金門及部分城墻保留作為歷史遺跡供參觀研究。

那是1958年，阮儀三在同濟大學建筑系讀二年級，一年前剛剛跟著陳從周到蘇州、揚州進行古建筑測繪，幾年后，他又跟著董鑒泓赴全國各地調查古建筑的保護情況，編寫《中國城市建筑史》。1962年，站在唐朝大明宮遺址的夯土臺上，阮儀三與老師董鑒泓興奮地齊聲誦念王維的《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云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翻閱大量縣志，用腳步丈量一座座城市，讓阮儀三了解了歷史在中國大地上的一顆顆遺珠，并因一次次“刀下留城”而被稱作“古城衛士”——從1980年帶領吳志強、李曉江等12名學生保下平遙古城開始，阮儀三又成為麗江古城、周莊、乃至福州三坊七巷的保護者，首批“全國十大歷史文化名鎮”中有五個鎮的保護規劃出自他的手筆。

阮儀三，這位“歷史文化名城的衛士”，同時也是上海的“城市文脈的守護者”，他一再聲明“舊城不是包袱不是破爛”，留住鄉愁、注重歷史文化保護的城市更新，才是好的城市更新。

從外灘天際線到城隍廟的四個“小”

舊金山、西雅圖、溫哥華、悉尼、奧克蘭、香港、孟買……維多利亞時代的矜重漂洋過海，在一座座城市落地生根，其中最豐盛最茂密的建筑群位于上海外灘，這片新月形的狹長地帶在一百多年的時光中歷經三次改造，方才出落為明信片般壯麗的城市景象。

1980年代，時任上海市長汪道涵曾帶領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到上海大廈俯瞰外灘，德斯坦表示外灘保護得很好，全世界少有這么美好的景色。當時，上海還沒有相應的保護規劃，汪道涵事后致電阮儀三詢問保護規劃事宜。在阮儀三努力下，1991年，《上海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出臺，阮儀三和他的團隊分析上海作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特色要素，兩年后，他制定的《上海外灘及老城隍廟地段保護規劃》獲得了上海市科技進步獎。

“外灘合理開發的前提是保護。為此，我們定出了三條鐵律：第一，外灘天際線不再提高；第二，建筑的形式要考慮到左鄰右舍和當時的特點；第三，必須是名師大作。”

阮儀三表示，外灘在1990年前后及世博會之前的兩次重大改造中，都踐行了這三條鐵律，一線25幢優秀歷史建筑被完整保護下來，數十年來，面朝黃浦江的“萬國建筑群”只新增了一座大樓——被業內稱作外灘“鑲牙工程”的外灘15-1號。主持這一工程的建筑師是同樣畢業于同濟大學的鄭時齡，阮儀三形容這座建筑“謙遜地融入到周圍環境中”，而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鄭時齡，也完美契合“名師大作”這條鐵律。

2017年底，上海黃浦江兩岸45公里岸線的公共空間正式全線貫通，被問及如今的外灘乃至浦江兩岸是否符合他當年的預期，阮儀三回答：“超出預期。”

以隔江相望的外灘和陸家嘴為例，這種新與舊的對話構成了上海獨有的交響，也呼應著陳從周四十多年前交代給他的那句原則：“古的古到家，新的新到底，新舊要分開，保護古城，發展新城。”

陳從周從1956年起歷時30多年對豫園進行修復，做老城隍廟地段保護規劃時，阮儀三向老師請教，陳從周給了他4個字的意見——第一個字，小；第二個字，小；第三個字，小；第四個字，小。

“小街、小巷、小商品、小尺度，這個就是上海城隍廟的特點，也是全國唯一。這是明代留下來的鄉土風情。”阮儀三領會了老師的精神，并將這4個字貫徹在他的保護規劃之中。

百年專業規劃，是上海城市更新的底蘊

在一些講座中，阮儀三曾經展示過巴黎的照片，這座城市嚴格遵守著奧斯曼改造時對老城區的保護，一百多年來幾乎沒有打破過限高令。奧斯曼巴黎城市規劃被視作城市規劃的范本，在一百多年前步入現代化建設的上海，是否也經過專業規劃，是否也像巴黎一樣具有被保護的底蘊？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上海市政府為指導戰后城市建設組織編制《大上海都市計劃》，這是上海結束租界歷史之后，首次編制的完整的城市總體規劃，也是中國編制的第一部現代總體規劃，我的老師李德華，就是這個計劃的參與者之一。”

阮儀三表示，1946年是中國城市規劃界值得紀念的年份。這一年，畢業于倫敦英國建筑學會建筑學院的陸謙受（上海中國銀行大廈設計者）、畢業于包豪斯的鮑立克（德國）、畢業于康乃爾大學的施孔懷、畢業于伊利諾大學的莊俊、畢業于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的金經昌等充滿理性與激情的專家被召集在一起，為上海的未來規劃發展描繪新的藍圖——大上海都市計劃。

很多先進思想和理念被傾注到這部70多年前的都市規劃中，包括：有機疏解理念；功能分區和區劃管理；浦東開發和陸家嘴商業布局；市區工業的郊遷和設立郊區新計劃區和工業區；在市域范圍內統籌多個分工不同的機場，以及港口、鐵路、城市道路等多種類型交通設施……

倘若再向前追溯，一百多年前（1900年前后），以奧斯曼改造為核心的巴黎城市改造，對當時的上海法租界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如：“巴黎美化原則”、規范街道景觀，1924年法租界公董局規定，公館馬路兩邊之業主，在重建新屋時，須備拱廊，內設人行道，并對其寬度詳細規定。

前法租界的規劃被認為是歐洲精英知識分子“田園都市”理論在遠東的實踐，基于此，1999年思南路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與利用工程啟動，阮儀三的學生、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邵甬在參與這一工程時，除了對建筑精心修繕，在規劃中，街巷、圍墻乃至每一棵樹都有編號——街巷、梧桐樹，都是歷史環境的一部分。從單一的歷史建筑擴展到整個街區的歷史，這是觀念上的轉折，也是百年專業規劃賦予上海的歷史底蘊。

人是歷史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力量

作為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儀三一直不遺余力地呼吁石庫門申遺。

步入新世紀，出現了一系列針對石庫門的舊城改造項目，新天地、田子坊經過改造一躍成為上海的城市名片和旅游打卡地。阮儀三并不贊同改變石庫門居住功能、遷走居民的改造模式，“民居留存著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傳統的鄰里關系，是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留存。讓住在石庫門里面的人，特別是與石庫門有‘血緣’關系的人留下來，才能將石庫門的文化更好地留存下來。”

阮儀三認為，居住其中的上海人家才是石庫門房子真正的靈魂，被問及百年前的建筑如何滿足現代生活的需求，他表示，“對舊民居建筑群的更新保護應以修繕為主，通過改善生活環境、提高居住質量，疏解居住人口，來給石庫門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在周莊、西塘等江南六大水鄉古鎮的改造中，阮儀三就是在保留“小橋流水人家”的基礎上實現了七線入地等現代化改造。在告別倒馬桶的廚衛改造基礎上，破壞古鎮風貌的架空線路及桿塔也由空中“挪”到了地下，由于江南水鄉街道狹窄難以入地施工，阮儀三團隊通過抽干河水將電線、網線、天然氣管道等“七線”埋入河道，保護古鎮風貌的同時，實現了宜居。

2020年8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辦公廳印發通知要求，指出“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切實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堅決制止破壞行為”。被問及如何處理城市更新與歷史文化保護的關系，阮儀三認為，首先是理念的轉變，其次是人民的力量。

他認為，古建筑、古街、古鎮與博物館等公共文化場所一樣，有專門的資金維護，成為城市居民共享的文化空間。與此同時，阮儀三也不贊成束之高閣式的保護，他舉了德國馬克思故居的例子，“里面是住人的，燈亮了就可以進去看看。住在里面的是位老太太，自稱燕妮的后人。這個地方是國家要求他們保護的，國家提供補貼。我去參觀莎士比亞的故居，那里也是一樣。”

在國內，很多房子一旦變成名人故居，沒有人的氣息，也就失去了活力。

蘇州、揚州等古城在歷史文化保護中充分調動民間的力量，得到阮儀三的贊許。一方面，蘇州市積極鼓勵具備開放條件的私家園林開園迎客，制定出臺了《蘇州園林保護資金使用辦法》，以政府財政資金對園林古建筑修繕、管理優秀單位及園林開放等進行補貼、獎勵和補助。另一方面，蘇州市世界文化遺產古典園林保護監管中心面向社會招募蘇州園林保護志愿者，為私有園林“量身定制”科普、監測、園林管理等服務。

“人是城市的一部分，是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力量。”阮儀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