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是基督徒嗎？

        陳垣（1880—1971）先后擔任過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校長，是中國宗教史研究杰出的奠基者。關于陳垣本人的研究非常多，但長期以來陳垣是不是一名基督徒，卻一直是個存疑的問題。他當了天主教的輔仁大學幾十年的校長，說他是基督徒好像也不是空穴來風，但終究沒有人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不過，劉賢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與信仰：宗教史家陳垣研究》終于把這些問題說明白了，而且揭示出了民初以來中國主流知識分子與基督教的關系從熱烈歸于平淡的來龍去脈。

        劉著首先考證陳的基督徒身份問題，說最早想弄明白陳垣基督徒身份的是謝扶雅。謝扶雅（1892—1991），著名基督教學者、翻譯家，曾任嶺南大學教授。上世紀60年代，他為幫助原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編輯《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基督教業績》時，需要編一本《中國基督徒名錄》，這就碰到了陳垣的教籍問題。為此他曾“訪尋搜索歷經三年之久”。最后在1973年他致信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涇波詢問此事。傅答曰：“陳援庵確于一九一九冬與一九二〇春之間，在西四牌樓缸瓦市倫敦會，由老師司徒雷登施洗入教，其時有寶廣林及先父在座。”傅氏此說時間地點人物都全了，但他不是目擊證人，而且這是半個世紀以后的回憶了。因此，劉著還要找到當年的證據，最終發現兩條材料。

        第一條是吳雷川（1870－1944）的記載。1926年，吳在《真理與生命》上發表了《述所得于北京平民中學的感想敬告全國基督教會書》，其中說到：“北京平民中學，在四年前，由陳援庵先生創辦。援庵先生是一位有學識的基督徒，久為全國學界所仰望。”吳系清末進士，1915年受洗入基督教。民國初，吳雷川和陳垣曾經共同在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任職，又同在燕京大學任教。自1922年起陳吳二人至少已過從四年，對老友的宗教身份，吳氏當年此說比較可靠。

        第二條是倫敦會華北區代表伍英貞（Mary Myfanwy Wood）1925年7月30日寫給倫敦會總部的信件，其中提到當年5月倫敦會和北京缸瓦市教會要為北京教會女校成立一個校董會，其中當地教會出四位董事:“教會委任的四位都是著名人物，都是基督徒……陳援庵，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兩位陳君都是缸瓦市的教友。”伍英貞在信中兩次對陳垣的宗教身份作了兩方面的確認，既是“基督徒”，而且是“缸瓦市的教友”。

        不僅如此，劉著還提出新的旁證。1961年3月11日胡適對助手胡頌平談到當年陳垣和一位美國傳教士請胡擔任輔仁大學校董時說：“陳垣是個基督教徒，他們（輔仁）已用新教的教徒來作舊教大學的校長了。那時，三十年前，天主教的工作雖已深入民間，實在拿不出一個可做大學校長的人來。在南方，馬相伯當了震旦大學校長了，北方沒有人，只好請新教的陳垣來當校長了。”陳胡至少有三十年之友誼。胡適以當事人身份再次印證了陳垣的基督徒身份。

陳垣是怎么成為基督徒的？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像陳垣這樣的自幼受儒學熏陶的知識分子是怎樣接觸基督教，并成為基督徒的？對此，劉著認為，陳垣最初實際上是被新教傳教士的社會事業所吸引。這一批傳教士在中國辦了最早的醫院和西式學堂。陳垣對基督教的好感就是因為傳教士醫生治好了他父親的結石病。接著，1907年陳垣入讀教會主辦的博濟醫學堂。在這個學堂陳垣肯定有機會接觸到基督教，并且陳自己表明，至晚在1915年曾認真研讀《圣經》，嘗試以“乾嘉諸儒治史之法，治舊新約，有所獲輒隨手記錄”，如此“八年以來，遂積巨帙”。

        陳垣有沒有過類似“圣靈感動”的宗教經驗？1917年陳垣發表《元代也里可溫考》，一舉成名。在此文的結尾，陳垣發出了“謂非上主呵護之靈俟時而 發曷克臻此”的感嘆，意謂文章的寫成靠的是圣靈的呵護。謝扶雅曾評論“此末尾的三句，非有虔信圣靈時予以感迪的人不能走筆”。這是說陳已經受到圣靈的啟示 了，至少這些話表明了陳當時確實有些宗教激情的。

        從1918年開始，陳垣開始校勘整理明清基督教舊籍，他校勘的第一部書是明末天主教徒韓霖用明太祖圣諭宣講基督教義理的著作《鐸書》。在12月撰寫的《重刊鐸書序》中，他說，“邇年以來、余篤信敬天愛人之學、以為非此不足以救世”。“敬 天愛人之學”即指基督教。陳垣評價《鐸書》：“于敬天愛人之旨，獨標新義。掃除一切迂腐庸熟之談，其真切感人，能令讀者竟忘其循例宣講之書。淵然以思，蘧然以覺，泰然以安，而凡與生俱來及習俗熏染之種種惡德，如驕、如傲、如忿、如妬、如吝、如怠、如餮、如淫等，均將飄然遠飏，不敢為崇，而其人乃可以見上 帝，是真救世之奇書也。”陳垣認為該書以新的方式闡述了基督教的道理，讀過之后可去除不良道德，甚至脫去舊人成為“可見上帝”的新人。陳垣感到讀該書可以突然覺悟，并達到身心泰然的平安感覺。

        1919年，陳垣為金陵神學院教授、《神學志》主編陳金鏞之《罪言》作序，一 步步闡明基督教“罪”的道理。陳垣說初讀《罪言》感到自己渾身都是罪，因此非常不安拘束、不敢有一絲放縱。再讀《罪言》才認識到自己雖然有很多罪，但是憑 借神的力量可以驅除，既而感到安慰，最終達到平安。陳垣反復強調人之罪“神知而已”，也非常慶幸借助“神之力”可以除罪滌罪，也正預示著他要接受“神”（God）作為自己的“救主”。

        這一年也是陳垣寫作有關基督教的文章數量最多的一年，他繼續校刊了一些明清耶穌會士和著名天主教徒的名篇，并寫出多篇序言或識記。陳垣以基督教著作起家，這方面的文章著作共有三十多篇（部），僅1919年一年就有九篇，占三分之一強，而此前1918年僅作兩篇，此后的1920和1921年未有基督教著述發表，再以后其研究興趣擴展，就再沒有集中撰寫過基督教方面的文章。1919年可謂是陳垣基督教研究的豐收年，也是他對基督教興趣最濃或許也是他宗教激情達到最高點的時候，結合這年他發表的信仰告白，正好印證了傅涇波回憶的陳垣受洗時間很可能就在1919年左右。

        劉著還證明了在上世紀20年代，陳垣還是北平缸瓦市教會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對教會事務有一定參與。在基督教界他對中國基督教教會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關注，他很少直接參與教會中國化和本土化的改造和建設工作，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授課或者演講，通過影響學生或者聽眾間接地參與中國教會的建設。在北京基督教界，陳垣只是一個學者身份的平信徒而已。

陳垣的基督徒身份何以成為問題？

        顯然，在1920年前后，陳垣的基督徒身份是沒有問題的。為什么在這之后就成了一個問題呢？劉著有個重要發現，陳垣的基督教信仰在達到高點之后似乎迅速地下滑。1917年陳垣在《元代也里可溫考》結尾提到“上帝呵護之靈”一句在1920年以后各個版本中均被刪去了。與此同時，他在公開場合開始回避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以至于到1927年，陳垣的私淑弟子方豪曾寫信詢問陳垣是否基督教徒，曰：“晚自聞先生名，即思先生或已同為教友。今嘉興有來自蘇北之修士，道先生為耶穌教教友，其然？豈其然乎？”陳垣卻回答說：“承詢予是否為耶穌教教友，亦應有一問。余數月前，曾演講回回教入中國歷史，人多疑余為回回教徒。近為輔仁大學校長，人又疑我為天主教徒。不知我實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稱某某教徒也。”此處，陳垣應該是回避了事實，間接否定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劉著認為陳垣隱晦自己基督教身份首先有多方面的的原因：第一，陳垣沒有履行一夫一妻制，入教前有個時期陳垣曾同時有三位夫人，入教后也還同時有兩位夫人。這與基督教規定相悖。盡管缸瓦市教會允許其受洗入教，但這可能就是陳垣說自己不配“某某教徒”的原因。第二，他是可能擔心這種表露會影響文章的學術性和客觀性而被人詬病。陳垣寫作《元也里可溫考》時，已經對基督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可以說陳垣的第一篇史學學術論文，是以一個基督教徒的身份來作的。而此后他的學術之路越走越寬，從基督教邁向佛教、道教，諸教兼治的情況之下，“上主呵護之靈”顯然與他的學者身份不相稱。第三，則與政治大環境有關。1922年非基督教運動之后，基督教在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話語中總是與文化侵略如影隨形，致使中國學者多數與其保持一定距離，即使是信徒也諱言自己的宗教身份。而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陳氏的后人學生也都多少諱言陳垣的基督教身份，致使陳氏的基督徒身份遂成后人之謎。

        劉著破解了陳垣的基督徒身份之謎，對陳垣基督教關系從熱到冷給予了合理的解釋。該書還對陳垣 的信仰與宗教研究的相關性進行了頗為全面的討論，確實是近年以來在歷史與宗教的跨學科領域一部很見功力的著作。不過，在筆者看來，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 即陳垣在外在形式上，顯然是否定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那么在其內心深處，又是怎么從信仰上看基督教的？從陳垣接觸基督教的經歷看，他的接受基督教受“上主 呵護之靈”的宗教啟示非常少，而以“乾嘉諸儒治史之法，治舊新約”的儒家理性精神探求的成分卻相當多。而按宗教學家所說，理性是不可能引導人們到信仰的。這也意味著陳垣的信仰基礎是非常脆弱的。但是問題還有另一面，陳垣在抗戰中的家書中對親人還在說“禱求主祝福各位而已”，似乎信仰還在心中。因此，陳垣以及他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曾有過的對基督教信仰從熱烈歸于平淡，甚至徹底冷淡的經歷和原委，是值得歷史學和宗教學研究者進一步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