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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宇翔

編輯 | 王迪

1

過了四年，即將大學畢業的鄭嵐依然對剛入校時豐富的生活記憶猶新。

大一上學期，鄭嵐憑著興趣選了許多現在看來“莫名其妙”的課，也加入了許多社團和學生組織，每周末都會去看電影或是看展。在這種輕松的狀態下，即便是考試周，她也不會熬夜復習。

在學期結束后，鄭嵐的績點僅有3.5，在班里排到中等，而她的好朋友都在3.7左右。收到成績單時，她突然覺得，自己蠻普通的。

不盡人意的成績放大了鄭嵐心中隱藏的焦慮。高考那年，復旦大學在福建省錄取的文科生中，她是最后一名。雖然她安慰自己高考不能說明什么，但現實是，英語課上，“很多同學都能說一口流利的美音，我的口音就很塑料”。

她還記得一門考試，老師提前給了題目，現場抽兩道題寫500-1000字。鄭嵐準備的每一題的答案都控制在九百九十字左右，進考場直接默寫，四十分鐘內她就交卷了，最后僅拿到了“B+”。后來一位績點3.7的同學告訴鄭嵐，她在寫完兩道題后，又額外默寫了一題，另一位同學也向她分享了得分秘訣，“寫老師規定的字數的兩倍”。

競爭的激烈使鄭嵐日益認識到績點的重要性，留學、獎學金、更好的學校……績點和鄭嵐想要的每一樣東西都緊緊地綁定在一起。

之后的三年多里，鄭嵐開始緊盯住績點不放。老師要求5000字的論文，她會寫到8000字，老師要求8000字，她就會寫到10000字。一位學姐曾告訴她，有的老師前一天收論文，第二天就公布分數，并不是因為看論文的速度快，而是簡單地將20000字的論文評為A，而7000字評為B+。雖然鄭嵐相信老師會認真看作業，但還是擔心不可控的風險，“即使非常認真的老師，也有走神的時候。別人字數水了那么多，廢話中說不定也有兩句是有用的……畢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為了應對考試，鄭嵐曾經多次連續幾天凌晨十二點睡，兩點起，一直復習到早上八點，走進考場在睡眼朦朧中開始答題。為了留出更多的復習時間，她在期末季甚至“戒掉了”早飯，“因為在這么趕的情況下，你吃完早飯會想睡覺。太飽的時候真的會想睡覺，期末季我中午飯吃完會忍不住睡一個小時。”

全身心地投入到刷績點以后，鄭嵐再沒拿過A檔以外的成績。

2

與鄭嵐不同，數學系的高健周很早就意識到績點的重要性，從大一開始，他的所有選擇都在為績點服務。

在藥學院的通識課上，高健周會搶占最后一排用來寫作業和補覺。他選擇了一門英語口譯課——不是為了學英語，而是因為“去的時候會什么，回來的時候也會什么”，不需要消耗太多時間。

高中時，高健周覺得自己對很多領域都感興趣，也讀了很多雜書，但在大學里，他很少再和別人提起自己曾經的興趣，“如果我聲稱我對歷史感興趣，然后過了一年我一本書都沒讀的話，我沒有臉面聲稱自己對歷史感興趣。”

“偷跑”是數學系學生的黑話，指自學還沒有講的課程，高健周說自己“偷跑像喝水一樣平常”。即便是放假，他也沒有喘息的空隙，幾乎每天都會去圖書館“偷跑”，在一個假期里他曾經“跑”完了下學期一半的內容，做完了兩本教材的課后習題。

上學時，高健周無時無刻不被績點追著“跑”。除了宿舍，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圖書館，每晚11點是他生物鐘里獨特的時間，因為“太熟悉閉館鈴聲了”。

高健周每天晚上12點睡，早上6點起，一周中只有周日用來休息。而他的室友7天中只會給自己留半天時間洗衣服，偶爾出門買一杯奶茶。休息時，他們會一起報復性地打4個小時“星際爭霸”，有時甚至打一整天，然后第二天醒來繼續刷題。高健周的宿舍開始變得雜亂無章，桌邊堆起了很多紙箱子，他覺得自己沒有空閑的時間扔垃圾。

大一下學期，他專業課平均績點約為3.7。這個不錯的績點，沒有帶給他喜悅，反而使他更加失落。他對于室友討論的專業問題并不感興趣，每天吃飯的時候總是逼問自己為什么要做這些事。另一方面，他害怕有一天不“偷跑”便不能領先時，剩下的只有挫敗感。

那時他還不明白，沒有人可以像機器一樣永遠緊繃。

大二上學期，他計劃用一周時間復習《數學分析III》（下文簡稱“數分”）。執行計劃的第二天晚上，他拖著疲憊的身體從圖書館回到宿舍，打開一款休閑的種地游戲，想讓自己放松一下。

這個念頭引發了“蝴蝶效應”，他開始沉迷游戲。考試前一天下午，他幡然醒悟時，感受到那種氛圍“像美劇《行尸走肉》一樣恐怖和悲傷”。深夜對著習題冊，他發現一大半的題都沒有思路，唯一的念頭就是想哭。

那天晚上，他感冒了。深夜，躺到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裹緊。汗很快順著發梢流了出來，意識在消退……熱醒、再睡去，循環往復。從深夜到黎明只有6個小時，但在高健周的記憶中，他掙扎了十幾個小時。醒來后他一邊擤鼻涕，一邊再次投入到與數分的戰斗中，直到走進考場。

他忘記了數分的兩個基本概念，做錯了前一天晚上復習過的題目，甚至一度看不懂題干問的是什么。數分最終的成績是B——一個在數學系可以接受的成績，但大二上學期高健周精心維護的績點土崩瓦解，他意識到，想要追上只是“做夢”。

3

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每周二的上午，高健周都會一個人走到餐廳，找到一個光線適宜的地方練習素描。晚上6:10分左右，他會戴著耳機，拿著一本786頁的《法律之門》走進法學課程的教室，在第二排右前方坐下——這是他每周的固定座位，然后拿出尺子仔細地在書上邊讀邊畫。

疫情爆發以后，閑在家中的高健周重新激發了績點以外的興趣，他接觸到了商業插畫，認真學習了兩個月后，他發現自己并非是三分鐘熱度，而是希望能夠以此謀生。 

糾結也隨之而來，如果專注繪畫，他便無法兼顧學業；如果放棄學業，將難以承擔對于家庭的責任。考慮再三，他向家人提出了退學。在父母的強烈反對下，他妥協回到學校，但每隔三五天，高健周仍要和家人對于退學展開無用的討論，父母至今都難以接受他的想法。

返校后的學期，高健周只選了10學分的課，除了2門專業課，他還選了和自己專業毫不相干的《神經倫理學》，旁聽了《人權與法》與《素描》。

學習人文學科的過程中，他認為“個性還是得到了些許伸張。”有時他后悔當初沒有選擇這類專業，也會羨慕一些依舊懷有理想主義的同學。他提到一個新聞系的同學做田野調查的事情，感嘆道：“不想去做人上人是一件令人崇敬的事。”

4

和績點搏斗了一年以后，在復旦大學就讀的陳建感嘆“不想卷了，卷不動了”。大二返校后，他將微信簽名改為“從勝負競爭中全身而退”。

陳建的專業只有18人，有5人能拿到推免研究生的資格。第五名的績點約為3.5，而第六名是3.3左右，他坦言，“繼續下去希望不大”。

陳建來自一所小縣城的高中。高中時，陳建的成績離考上復旦大學還有些距離。報志愿時，他誤打誤撞地以低于復旦在本省的普通類招生線40多分的成績被提前批專業錄取，他苦笑著說：“當時真的是隨手一填。我覺得北大醫學院絕對考不上，就填了分低一點的復旦。”

起初，在陳建眼中，室友更像是敵人。看到考同一門課的室友成績為A，他總會焦慮，因為自己總是拿到B+。他的心態從焦慮漸漸過渡到自卑，他幾乎不會和室友一起復習，因為不愿意在看到室友“輕易地超過自己”。寫數分作業時，陳建做一道題的時間，室友可以做兩道甚至三道。那時為了追趕上室友，他經常從早上八點開始自習，一直到晚上十一點教學樓關門。自習往往是約著其他專業的朋友，因為他們不會影響到自己的成績。

被績點折磨了一年多，陳建最終放棄了保研。他不再求A，而是滿足于B+。他更愿意把卷績點的時間省下來看書、追番，或是和自己喜歡的女生聊天——這些都是他以前沒有時間做的事。

陳建最近在追《總之就是非常可愛》，看到劇中男女主角青澀的戀情，也會幻想“甜甜的戀愛什么時候能輪到我”。陳建感慨，戀愛和學習唯一的相似之處是執行力的重要性，他笑著說：“最近在努力談，也許能成。”

他和室友的關系也改善了許多，幾乎每個周末他們都會約著一起外出聚餐，回宿舍后再一起打游戲。不論系里誰保研，陳建都會真誠地恭喜他，也希望深造的人能在這條路上堅持下去。

對于未來，陳建調侃道：“有好學校兜底，大不了去國考當公務員。”他也曾認真地想，畢業后可以回家鄉做一名高中教師，把新一批“小鎮做題家”送進這個“績點的戰場”。

（鄭嵐、高健周、陳建為化名。圖片為郭宇翔、陳楊攝于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