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把預測未來的事情留給別人去做，但他比起未來學家有一點優勢。即使歷史無法幫他預言未來，但至少能幫他從現在看出歷史上的新東西，并可能因此而對未來稍窺門徑。所以，我在這次節日對話中的發言就先從回顧過去開始。

不知是否還有人記得那句老話：“出門旅行的人回來有新鮮事說。”從前，旅行是很不尋常的事情。1935年，我的朋友，出色的法國希臘學家讓—比埃爾·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當時20歲， 他背著帆布背包，和兩個同伴一起第一次去希臘旅行。希臘的村民遠遠地看到這幾個陌生人的身影就敲響鐘聲，家家爭相款待他們。陌生人的到來對他們來說是新鮮事——畢竟幾乎從沒有外人來過，也是村子的榮耀。今天的情況如何呢？20世紀90年代中期，900萬~1000萬外國人到訪過希臘，這意味著假日時希臘的外國人比希臘人還多。根據官方數字，從1999年10月開始，我們的地球人口已經超過了60億。據可靠估計，1998年國內和出國旅游的總人數超過了50億。（他們中間許多人每年旅行不止一次，這更突出了當今時代空前的人口流動。）關于人口流動只再提一個數字：今年美國的人口普查有可能確認，加利福尼亞州3400萬人口中一半以上不是出生在美國，而是來自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即使這次人口普查的結果不是這樣，幾年以后也肯定會達到這個水平。

這種人口的流動對21世紀，特別是對文化來說，意味著什么呢？這就是我今天要談的主題。我想請大家仔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很不幸，這不僅是學術界、文化的創造者以及文化的消費者面臨的難題，而且也是領導人面臨的一個具有爭議性，甚至可以說是具有爆炸性的問題。這個美麗國家的領導人也同樣不能幸免，但受這個問題影響的絕不僅限于上述幾類人，因為隨著幾十億人在各地的流動，艾滋病這類傳染病和仇外情緒也蔓延開來。

人口流動有三種迥然不同的形式。首先是正常的國內和國際旅行，即商業旅行和休閑旅行——通勤除外；第二種是自愿或被迫移民，包括出國移民和從國外來的移民；但第三種是20世紀晚期以來的全新現象，這類流動的人員姑且稱其為跨國人員。對第三類人來說，跨越國界是小事一樁，因為他們的生存并不與任何固定的地方或國家相聯系。幾十年前，這種跨國人士只有十幾個，可能都來過薩爾茨堡，因為他們是音樂這一最國際化的藝術中的明星。今天， 這樣的人數以萬計，在新世紀中會進而增加到幾百萬。相當一部分的商業旅行者也許已經屬于跨國人士了。

對許多人，包括多數旅游者來說，文化體驗是旅行的一個重要動機——迪士尼樂園和熱帶的異域風情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這個領域與我所談的題目關系不大。盡管旅游業對全球經濟來說日益重要—到世紀末，它已占總就業的12％，但從文化上看，它并未產生多少新東西。大規模旅游在歐洲早已成為常態。事實上，在20世紀末期，洶涌而來的旅游大軍甚至迫使當局采取措施監督和限制進入重要文化場所和活動區的人數；今天這一做法已是司空見慣，重要的國際展覽會都是這樣做的。

新世紀必將帶來進一步的監督和限制，哪怕只是因為旅游熱點面對參觀的人潮窮于應付，無論是佛羅倫薩和威尼斯，還是滑雪場和山峰。與世界范圍內的環境問題相比，這種地方性的污染比較容易對付，當地人也早已習慣了大批的游客。即使我們的經濟依靠游客，但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和我們的實際生活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待不了多久就會離去。我們抱怨他們，但只是和抱怨大眾社會每天的煩心事一樣，如高速公路上卡車成群結隊，找不到停車位，地鐵太擁擠，等等。當然，也有誰也不歡迎的游客，比如英國足球的流氓球迷。而且，由于長距離短期旅行越來越容易，像伊維薩島這樣的地方恐怕會有越來越多的（多數是年輕的）野蠻人到來。不過這也不是新事物：幾世紀以來所有重要的港口城市都一直為這樣的入侵準備好了“ 繩索大街”和其他供水手作樂的地方。

另一方面，至少有一種旅游業給當地人帶來的不只是金錢，還有別的好處，因而得到熱情鼓勵，特別是在文化意義上的邊遠地區，更不要說這樣的地區已經越來越成為中產階級度假別墅的所在地。這造成了近幾十年來文化旅游業的騰飛，而且這樣的迅速增長在21世紀中一定會繼續下去。今天，歐洲已經有至少1300 個文化節。我家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邊界上有一所小房子。夏天時，從我家的房子朝不同的方向走幾十公里即可到達不同文化節的舉辦地，有小型古典音樂節、一個重要的文學節，還有一個出名的爵士樂節，它吸引了許多國際人士—至少是英裔美國人—來到這個地區。來客在這里除了別的之外，還會發現在附近的一個歷史小鎮上有好幾家米其林星級餐廳。在新世紀中，這種模式可能會繼續發展，但不會有多少出乎意料的東西。因此，旅游業在21 世紀的文化效應可以忽略不計。

全球商業旅行者這一新類型可能更有意思些，因為它帶我們進入了全球化的新世界。這類人數以十萬計，已經產生了兩個新的文化方向：一個是世界范圍內（幾乎全是英文）的日報，比如《先驅論壇報》；一個是國際酒店電視頻道選擇的特殊組合。這些媒體的有意思之處是它們的受眾遍布全球，或至少是今天還在莫斯科，明天可能就到了墨西哥的人，所以需要全球的天氣預報并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動（《金融時報》就有每周的預告）。住過酒店的人都知道，電視節目提供全球、國家和地方新聞，還有由客人自選的娛樂節目，其中最主要的是電影。文學幾乎沒有，其他的視覺藝術也僅作點綴，除了電影里的音樂以外，國際酒店里如果有音樂也主要是背景音樂。今天，音樂方面的典型情況是，專心聆聽和制造音樂， 比如聽音樂會或在澡盆里引吭高歌，只占我們日常吸收的音樂的一小部分。此外，大部分人利用現代技術聽音樂都幾乎完全是私下的活動，不必依靠公共媒介，通過互聯網聽音樂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國際酒店住客的世界文化也許乏善可陳，不過，我認為它并不能預示21 世紀的世界文化。一方面，美國有線新聞網證明，它的主要對象仍然是非典型的公眾，是單獨旅行，幾乎清一色男性的商務經理。在商業、文化，甚至語言方面，這種人屬于當今專門的一種美國化的全球專業人士類別。所以，美國有線新聞網的文化只代表新的世界文化的一小部分。

另一方面，媒體藝術正處于技術的中間階段，如同亨利·福特時代的工業一樣（麥當勞也是一樣），它仍在標準化的時期，也就是說，由少數幾個文化上趨同美國的全球性公司來確定極為有限的選擇。也許是由于技術的原因，目前給我們提供的只是多種不同文化的共同特征。這只是文化生活中非常有限的，可以說是極小的一部分。再過幾年，在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作用下，情況會大為改觀。

《斷裂的年代：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著，林華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4月。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不是簡單地掃除地區、國家和其他的文化，而是以一種特別的方式把它們結合在一起。舉兩個例子。厄瓜多爾的一個地方有一群印第安人擅長織造，他們靠出售紡織品設法進入了現代的全球化經濟。幾十年前，這些背著背包的印第安人在拉丁美洲的城市里到處可見，有時他們甚至遠赴紐約。奧塔瓦洛人（Otavale?o）很容易辨認：婦女身穿深藍色裙子，男人披著披風，長長的頭發編成辮子。

過去的幾十年間，他們發達了，成為厄瓜多爾最有錢的人，這意味著他們可以買得起現代西方消費社會提供的貨品。但令人驚奇的是他們沒有美國化；正好相反，可以說，他們把美國的影響“ 奧塔瓦洛化”了。青少年像加利福尼亞州他們的同齡人一樣，穿牛仔褲和銳步牌運動鞋，但同時又戴他們祖祖輩輩都戴的帽子，頭發也按照傳統編成長辮子。女人開切諾基吉普車，卻穿傳統服裝。在這里，全球化沒有造成同化，而是帶來了新的機會，至少使這個新生的印第安資產階級得以強調傳統文化中的具體因素，比如風俗和語言。

我要舉的第二個這種調和的例子來自一位英國作家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從遙遠的中國拉薩寫來的報道。據布魯瑪說，這個城市到處可以聽到中國和印度的流行音樂，還有游戲廳里年輕的西藏人入迷地觀看的美國錄像片中機槍的“ 噠噠”射擊聲。布魯瑪是這樣描述西藏的一家夜店的： 

裝潢看起來有點兒西藏的風格，簾幕的白地上有紅、藍、綠的條紋。歌曲有印度的，也有中國的……有的表演者身穿傳統的藏族服裝……錄像屏幕上放映著好萊塢的影片片斷，包括《泰坦尼克號》的鏡頭和《亂世佳人》里亞特蘭大被毀的場景，另外還有可能是旅游宣傳片里西藏的通常的景色：民族舞蹈、吃草的牦牛、吹號的僧侶（等等）。墻上掛著《蒙娜麗莎》， 旁邊擺著一尊塑料制的菩薩頭像。

經常有人以為全球化會使世界同化，歸入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單一模式，說穿了就是西方的，或更精確地說，美國的模式。若是只看生活中由技術管理的方面，像機場、現代辦公室設計和足球場，這話也許不錯。但可以確定，在文化上，它會導致一個文化混同共存的多種多樣的世界，甚至也許能帶來一個調和的世界。有人可能會問，難道從厄瓜多爾的小鎮上和拉薩的夜店里能看出未來的輪廓嗎？對此可以反問，為什么不能呢？

這就涉及目前涌向世界各地的移民大潮，涉及那些抵制移民的地方，如歐盟、日本，以及試圖同化移民的地方，如北美和澳大利亞。富裕豐足、安定和平的地方和貧窮的地方之間差距越大，從后那些電影展示的美國人形象全部是英裔美國人，就連演員的名字也盡量全部英國化，除了專門顯示異國風味的影片。反之，住在美國或從美國回國的幾百萬意大利人對意大利的文化也幾乎沒有影響。此外，移民不僅與所在國的文化沒有關系，而且也隔絕于祖國的文化，因為他們永久地離開了故土，與祖國不再有現時的聯系。因此，今天的僑民所謂的“遠距離民族主義”情感的成因基礎在許多情況中已不復存在。愛爾蘭共和國爭取擺脫聯合王國以實現獨立的斗爭80年前就已結束，但愛爾蘭裔美國人仍然深陷其中，繼續熱情地支持愛爾蘭共和軍。來自克羅地亞、烏克蘭、立陶宛的移民更是如此，因為長期以來一直不準他們與祖國有任何聯系。

實際上，今天的移民生活在三個世界中：他們自己的世界、移居國的世界，另外還有全球的世界，因為現代技術和資本主義的消費及媒體社會使全球世界成為人類的共同財產。但移民接受國的國民，包括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所生活的世界也同樣的多姿多彩。倫敦小學里的學生講90種語言，這在大城市里已經是屢見不鮮的情形。

這種文化上的非對稱性是今天所謂的多元文化問題的根源，這是個高度政治化的問題（特別是在英語世界中）。多元文化意味著對所有自稱為文化團體的集團都予以公開承認。這樣的團體只注重自己關心的事情。英國的穆斯林只要求國家不妨礙伊斯蘭教，至于英國的猶太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或佛教徒的境況，他們則全不放在心上。但英國學校的老師要關心所有這些群體，因為他們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如尼日利亞、加勒比地區、印度、塞浦路斯（包括希臘人控制的地區和土耳其人控制的地區）、孟加拉國、科索沃和越南。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策劃人也要兼顧各種不同的人群。

我不想涉足關于各種不同文化的特征的討論。所有這些文化都受英語世界文化的影響，這沒有什么新鮮的。新鮮的是大規模移民帶去的各種文化也在影響刺激著所在國的文化，而所有的文化中都滲透了全球文化的要素。

這一點在流行音樂和舞蹈音樂中最為明顯，因為這類音樂與古典音樂不同，可以自由地吸收非正統的或新鮮的因素。美國的拉美移民，主要是加勒比移民，在這方面貢獻巨大。但同樣有意思的是美國的好萊塢大片后來也接受了過去的移民文化。這些電影并非針對移民的專門市場，而是面向好萊塢全體受眾的。僅舉一例：美化黑手黨的電影自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出現，在此之前這類電影是人們無法想象的。（順便說一句，以前意大利裔美國人會憤怒地把這類電影斥為污蔑。）在英國電影中，南亞移民的因素發揮了相似的作用。需要承認，至少到現在，我們談的基本上還是以知識分子為受眾的電影。

傳統的高等文化中是否也能看出不同文化的結合呢？在文學，尤其是小說中，這種結合非常明顯。像通常那樣，較早的移民首先起步：今天北美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民族意識的美國猶太小說這一體裁［作家有索爾·貝婁（Saul Bellow）和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不過，有“21世紀的猶太人”之稱的亞洲移民在美國的生活體驗已經開始在美國文學中出現。

顯示這種不同世界的共存與混合的最好例子莫過于烹飪，每個國家的烹飪都日益向著國際化發展。據布魯瑪說，即使在遙遠的中國拉薩都可以在餐館點到比薩餅。本地烹飪仍然存在，有時是出于宗教的要求，而移民和外出度假的普及使得花樣繁多的各種地方菜肴成為每天都吃得到的東西。事實上，不同地方的烹飪進行了一場世界范圍的優勝劣汰的競爭，迄今為止似乎出現了兩個優勝者：全球化形式的中式烹調和意大利烹調。用文化用語來說，意式濃縮咖啡和比薩餅（還有蒜味明蝦相助）只能以雄霸一時的意大利巴洛克式歌劇來比擬。此外，現代技術和全球化生產使人們在世界各地的超市一年四季都能買到芒果和木瓜。由于美國的經濟霸權，可口可樂、漢堡包和炸雞風靡全球。

不過，我們這個時代的突出特點，可以假設也是新世紀的特點，是某些移民群體在所在國的具體影響。在座各位有人可能會想到德國的土耳其人和法國的北非人。我是英國人，我想到的是南亞人。從烹飪角度來說，自從大英帝國滅亡以后，印度就通過南亞移民征服了英國。印度餐館（順便指出，所有印度餐館幾乎都是孟加拉國的一個省的移民開的）的數目從幾百家增加至60000~80000家——這意味著英國人已經皈依了印度烹飪。為了適應英國人的口味，甚至發明了南亞根本沒有的新菜式。無論多排外的英國人都不可能不知道薩莫薩三角餃、咖喱酸奶烤雞和咖喱肉，它們已經和炸魚和薯條一樣普及—可能更為普及，因為魚現在成了高級菜。一個類似的例子是美國的墨西哥菜，它的一個野蠻的變種，得州墨西哥菜，久已流行于美國西南部各州。

所以，在烹飪意義上，我們也是同時生活在好幾個世界中。巴別塔的詛咒使我們至今無法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文化。相反，財富的擴大和正式教育的普及可能會動搖當今英語的全球壟斷地位。今天，互聯網上大約90％的資料都是英文的，這不僅是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占互聯網用戶的很大部分。但當11億中國人、5億講印地語的人和3.5億講西班牙語的人也使用互聯網的時候，哪怕數量上只是英美用戶的一半，那么不僅英語，就連西歐字母的壟斷也都到了末日。

然而，文化不僅僅是超市，讓我們依照自己的喜好各取所需。一方面，現代消費社會和娛樂業形成的匯合型全球文化可能已經成為我們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后工業化的信息時代，教育（這里指中學、大學和大學以后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無論在國家內部還是在世界范圍，它在技術方面以及階級的形成中都是一個團結性的因素。在互聯網上無國界的市場中，具體團體的次級文化，哪怕是最小的團體文化，都能建起自己的文化舞臺和除它們自己以外沒人感興趣的媒介，比方說新納粹變性人，或欣賞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的伊斯蘭教徒。然而，決定社會的財富和權力落入誰手的教育制度卻不能由后現代的玩笑來確定。需要制訂一套針對青年的教育綱領，對象應不僅是一國之內或一個文化圈內的青年，而是全世界的可造之才。這至少在知識文化的一個特別領域中保證了知識和文化價值觀的某種普遍性， 規定了一個“ 受過教育的人”應該知道的一套基本的東西。貝多芬、畢加索和《蒙娜麗莎》這些名字不可能從21世紀的一般性知識中消失。當然，這套基本的“ 一般性知識”也不會像50年前那樣僅限于某個地區。參觀馬丘比丘、吳哥窟、伊斯法罕和印度南部的廟宇城市將同訪問威尼斯和佛羅倫薩一樣，成為教育的一部分。至于會不會出現很多以老的藝術形式——文學、繪畫和音樂——創作的新的世界經典，我在這里不想談及這個問題。

這個不斷運動結合、復雜而多方面的新世界是否有希望帶來我們這個排外的時代所嚴重缺乏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善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答案也許能從世界各地的足球場上找到。足球這個最全球化的運動同時又是最國家性的。對今天的大多數人來說，代表著“ 民族”、國家、“ 我們自己人”的是足球場上的11個年輕人，不是領導人、憲法和軍隊。國家足球隊看起來是由本國國民組成的，但我們都知道，那些百萬富翁球員一年中只有幾天為國效力。他們的主業是做報酬豐厚的跨國雇傭軍，幾乎全部在外國踢球。一個國家的公眾每天歡呼的球隊是由來自不知多少國家和種族的球員組成的， 換言之，他們是世界各地公認最好的球員。最成功的足球俱樂部有時頂多只有兩三個本國的球員。就連球迷中的種族主義者也覺得這種情形無可厚非，因為他們想要自己的球隊贏球，哪怕球隊在種族上已經不再純粹。

法國是幸福的國家。它幸福，因為它向移民開放，不在乎公民的族裔。它幸福，因為它能從非洲人和非裔加勒比人、柏柏爾人、凱爾特人、巴斯克人和東歐及伊比利亞移民的后代中選拔國家隊隊員。它幸福，不僅因為它贏得了世界杯，而且因為今天法國人——不是知識分子和反種族主義的主力，而是發明了并仍體現著“沙文主義”這個詞的法國大眾——宣布他們最好的球員、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移民的兒子齊達內為“最偉大的法國人”。我承認，這基本上仍未遠離各民族皆兄弟這一舊時的理想，但它與德國新納粹的惡棍和卡林西亞州州長的觀點完全不同。如果對人的判斷不靠膚色、語言、宗教這類因素，而是看他們的才能和成就，那么就有理由抱有希望。我們確實有理由抱有希望，因為歷史是向著齊達內的方向，不是約爾格·海德爾的方向發展的。

（本文原為霍布斯鮑姆在2000 年薩爾茨堡音樂節上的德文演講。由克里斯蒂娜·沙特爾沃思翻譯為英文。本文節選自《斷裂的年代》一書，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