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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聯合國氣候科學特別顧問：凱莉·克蕾德談危機
聯合國基金會氣候科學特別顧問凱莉·克蕾德表示，中國科學家和中國政府在推動氣候變化相關領域的知識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她希望通過這個活動，能夠與中國科學家分享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研究與應對方面的成果與經驗。
此前，IPCC在日本橫濱發表一份新報告，首次提出氣候變化對人類安全的影響，并強調將平均氣溫控制在比工業革命前上升不到２攝氏度的重要性。
報告說，在過去數十年間，氣候變化對所有大陸和海洋的生態系統以及人類社會產生了影響。氣溫上升的主要風險包括海面上升、沿海地區遭受高潮危害、城市因洪水受災、極端天氣危害基礎設施、城市酷暑導致死亡和疾病、干旱和降水量的變化導致食物不足等。
報告警告說，氣候變暖會助長貧困和經濟危機等沖突因素，導致發生內戰和暴力活動的風險上升。如果能夠在經濟、社會、技術和政治等各領域采取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平均氣溫控制在比工業革命前上升不到２攝氏度，并加強防范措施，將有望減輕這些風險。
澎湃記者：在你看來，本次IPCC報告的亮點有哪些？
凱莉·克蕾德：首先，報告指出氣候變化已經影響到了全世界各個地方，從南極到北極。
其次，報告建議一方面我們應該采取措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另一方面我們要采取更多的適應措施。
澎湃記者：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世界的排放大國，看待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責任？
凱莉·克蕾德：中國目前是排放最大的國家，但從歷史上來看，美國是最大的排放國。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結合經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也是21世紀最大的挑戰，我們的任務就是讓政府、企業和個人合作起來，共同讓這個世界更宜居。這就意味著，政府應該出臺更好的政策推動能源效率的提升，推動建設更多的綠色建設，減少污染物排放；企業應該生產更多的綠色產品；個人應該成為具備環保意識的消費者，要求政府出臺環保政策、要求企業生產環保產品。
IPCC就是一個瞭望臺，他告訴政府、企業和個人，我們在科學上有哪些進展，氣候變化會到來什么影響，各國有哪些脆弱性，目前有哪些技術可以克服氣候變化。
澎湃記者：事實上，目前中國民眾最關心的是大氣污染，而非氣候變化，你怎么看這個現狀？
凱莉·克蕾德：IPCC全球有六個聯合主席，其中中國科學家秦大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唯一的非西方聯合主席，證明IPCC認可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起到的獨特的作用。
IPCC報告里有專門的章節說明中國的情況，如果一項政策經過合理的構建，能兼顧氣候變化和治理大氣污染兩個方面。
澎湃記者：但是有專家也提出，目前中國實施的脫硫、脫銷技術，會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就是說無法兼顧到兩個方面。
凱莉·克蕾德：這完全有可能。脫硫、脫硝可能只解決局部問題，不能解決整體問題。但是在科學創新方面，中國開始拿出了整體解決方案，比如低碳城市，目前全世界沒有其他國家采取這樣的行動，但是中國已經有7個省市試點低碳城市；在碳交易方面，中國也有創新機制，值得其他國家借鑒。
我在北京也看到了世界上能效最好的建筑，中國綠色建筑的水平不亞于紐約、巴黎、倫敦等地。
澎湃記者：中國在氣候談判中一直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這個立場是基于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的考慮，中國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東西部發展差距大的國家，怎么評價中國所采取的這個立場？
凱莉·克蕾德：我非常理解這個原則，在一系列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文件中也提到了這個原則，不可否認，美國和其他國家在歷史上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
但是在整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過程中，我們看到一些新的機遇。人們正在展開一場技術走向市場的競賽，在美國和歐盟，如果來自中國的太陽能板價廉物美，就能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美國的優勢在于信息技術方面，所有我們看到成熟技術走向市場的腳步遠遠超出預想。
澎湃記者：未來中國如何仍然采取經濟發展優先的戰略，可能會對應對氣候變化有什么樣的影響？
凱莉·克蕾德：中國政府專注優先發展經濟，是因為國家要提供能源、消除貧困，讓國民進入中產階級，這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當然，政府也正在處于困難局面中，如何讓城市更宜居，上學、上班、購物能步行抵達，而不是處處交通擁堵。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堅持什么類型的發展，城市發展的核心是可持續發展，比如亞特蘭大市。
澎湃記者：現在中國的煤炭消費仍然在上升中，你認為中國對煤炭消費應該采取什么措施？
凱莉·克蕾德：4月13日，IPCC第三工作組將發布新的研究報告，聚焦如何減緩氣候變化，特別是燃煤電廠如何減排，其中就提到中國正在開展的碳捕獲和封存技術（CCS）。
以此同時，中國正在積極研究新的核電技術，中央政府也有長期的規劃，這有利于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澎湃記者：福島核泄漏事件后，公眾對于發展核電有更大的顧慮，如何兼顧呢？
凱莉·克蕾德：未來核電技術將規模更小，更智能、更安全，要遠遠優于福島核電站，所以當我們積極推進減排時，需要考慮我們手中所有能用的工具，同時汲取福島核泄漏事件的教訓。
當我們回頭看太陽能電池板等技術時，就會發現，一個新技術剛出來，是非常昂貴的，但是由于中國等國將生產量提升，從而產生規模效應，價格就會逐步下降，目前在美國、歐盟采用的低碳、綠色能源已經在和煤電的競爭中有競爭力了，所有依靠市場的力量能夠讓人們更好接受低碳能源。
澎湃記者：華沙氣候談判之后，許多評論認為這次會議所取得的進展極為有限，聯合國怎么樣在督促各國采取更加嚴格的減排措施上發揮作用？
凱莉·克蕾德：聯合國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一份子，它是一個舞臺。世界上一些關鍵大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強烈的欲望，也采取了具體措施。在國際舞臺上，這些國家主持、領導簽署協議，它們包括中國、美國、巴西、印度、歐盟等。但是，與1992年地球峰會不同，現在很多原本不屬于關鍵國家之列的國家，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參與到國際協定的制定進程中，它們也有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應用經驗，并把這些經驗融入到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中。
澎湃記者：如何看待發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
凱莉·克蕾德：首先，發達國家目前的首要責任是在研發、使用環保技術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比如，加快研發電網、電池技術。因為經濟不景氣，發達國家正在減少相應資金的投入。
第二，當前，各國領導人特別是發達國家領導人正在做一個“誰先登到山頂”的游戲，需要他們把本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拿到桌面上去討論。但當目前為止，只有奧巴馬總統公開做了有關氣候變化的全球政策。
第三，對于發達國家來講，需要有更多的高級別會面，需要這些領導人之間達成協議，而不僅僅是一些職能部門參與討論。
聯合國基金會氣候變化項目氣候傳播中國系列活動專家看IPCC報告：
國家氣象局研究員張稱意：
我根本的想法是氣候變化問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它是一個多跨性質的。但是其中有一條，碳的減排或者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降低這個是必然需要的，要想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這個根本是繞不開的。
南開大學戰略環境評價研究中心主任徐鶴：
氣候變化不僅可以導致全球變暖，更主要，可能對全球國際安全以及國內安全會造成一定的損失。
氣候變化不單單是一個科學問題，涉及到了更復雜的的問題，對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由于氣候變化導致淡水資源、能源等有限資源的爭奪，地區之間的沖突會越來越加劇，這給決策者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
北京師范大學全球變化與地球系統科學研究院教授崔雪鋒：
利用我們的模型和美國的一個模型，算一下從工業革命到現在（1850到2005年），估算過去這些年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對溫室氣體排放分別貢獻了多少。通過計算發現這兩個模型得到的結果是比較一致的，得出的結論是發達國家到2005年的時候，排放占了2/3，造成了當前的氣候變暖。
發展中國家只排放了另外的1/3。但是如果估算一下，或者用模型模擬一下未來目前所給出的減排目標，對氣候變化減緩的效果有多少呢？其實只起到了1/3的作用。我們當時提出來的減排目標都已經不能夠，或者是跟所應該承擔的責任是不匹配的。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王克：
減少排放除了是社會經濟問題，還是倫理問題，還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因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講公平，有一些主觀判斷標準，這些需要討論減緩氣候變化倫理標準問題、原則問題、政策措施和技術選擇，另外還有國際合作機制
樂施會氣候變化與貧困項目經理王彬彬：
對于IPCC的最新報告，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它第一次在里面強調了氣候變化對糧食安全、對農業和貧困的的影響，這也是我們關注的一個重點，而且它傳遞了非常明確的信息——氣候變化對糧食的影響比之前的預期要嚴重很多。2007年的報告中IPCC對氣候變化對糧食收成的影響持樂觀態度，此次的報告斷言氣候變化意味著全球主要糧食作物——小麥和玉米的凈產量顯著減少。
農科院研究員、博士熊偉：
有最新的研究表明，巴西亞馬遜森林的退化有很大一部分由于中國的大豆進口導致的；一個國家的糧食安全或者受極端氣候的影響和沖擊，對另外一個國家會產生很明顯的影響。
北京大學教授徐晉濤：
生態用地和農業用地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中國又跟部門利益聯系到一起，各部門有統計數據，究竟哪些是用于哪個我是沒有特別好的答案。發展過程中兩種不同的國家政策目標不斷沖突，此消彼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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