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長期以來，上海社聯聯系著本市高等院校、黨校、社科院、部隊院校和黨政部門研究機構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深入研究并回答事關國家和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成為政府決策不可或缺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上海社聯與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聯合推出“上海社科專家說”，該系列文章將堅持問題導向，提供應對策略與解決方案，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擁有核心技術、掌握產業鏈關鍵環節、具有產業鏈集群優勢、在產業規則和標準上具有話語權是城市競爭力經久不衰的內生動力。

狹義高端產業為在整個產業體系中處于控制地位的產業。廣義的高端產業則涵蓋各產業層次中具有先進性、引領性和控制力，符合技術、產業、需求、生產方式變革趨勢的產業。高端產業引領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以核心設計、研發、技術、標準引領產業鏈的發展，如蘋果手機；二是以關鍵核心環節增強產業鏈的控制力，如諸多隱形冠軍企業；三是以全產業鏈的方式滲透、控制產業的發展，如波音和空客。其核心在于以先進標準、規則推動產業發展，標準和規則是產品和服務走向市場的通行證，代表著規則話語權和產業競爭制高點。 

上海高端產業引領功能的短板與制約

對標國內外先進城市、經濟體，上海高端產業引領功能還存在著高端產業低端化發展、產業基礎創新策源功能不強、產業組織生態競爭力偏弱、標準引領能力欠缺等問題。 

一是高端產業發展存在低端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創新密度、濃度偏低。上海目前近7成工業行業研發投入強度低于1%，特別是技術人員占比不足10%，各行業之間的創新未形成“化學反應”。附加值率長期偏低是上海高端產業低端化的另外一個顯著表現，2019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率23.57%，低于工業增加值率27.25%，且差距在不斷拉大（2018年戰新產業其增加值率22.3%，低于工業的23.85%），與國際上發達國家與城市30%以上的工業增加值率相差甚遠。上海高端產業在核心技術和關鍵環節缺位是產業低端化的重要表現。主要體現在上海重點發展的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領域“卡脖子”問題突出、標準制定話語權缺位，人工智能、集成電路、新興顯示、大數據、新能源汽車未來產業技術布局還不夠。上海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標準還比較缺乏。如上海重點發展的智能制造、物聯網、通信產業、新能源、新材料、新興服務的領域的標準仍受制于國外，上海在此方面的國際標準化參與度不高。 

二是產業基礎創新策源能力亟待提升。上?；A研究占比低、基礎研究與創新產出熱點領域錯位、企業創新能動性弱、高質量專利數量較少等均是此問題的突出表現?；A研究占比低（不到8%），“基礎研究不基礎”“應用研究不實用”等問題突出。PCT（專項合作協定）專利上海不到深圳的1/5，不足北京的1/2（2019年上海為3200件，深圳為17459件、北京為7200件）。創新型的頭部企業、大型的科研機構是基礎研究的主要投入者、有競爭力專利的主要申請者，上海缺少華為、高通、三星、蘋果等創新頭部企業，這些恰恰是上海的短板之一。

三是以龍頭企業與創新平臺引領的產業生態格局還未形成。在制造領域，往往存在著諸多專精特色的中小企業圍繞著龍頭企業集聚或者形成聯系緊密的產業鏈，如日本制造業就形成了上中下游企業共同促進、利益均沾、共贏發展的金字塔式產業鏈結構。2018年世界財富500強公司僅有41家在上海設立了亞太總部，占比僅為4.1%。在全球500強企業分布中，上海只有7家，遠遠落后于東京、巴黎、紐約、倫敦等全球城市。隱形冠軍數量較少，工信部2019年底統計的全國507家“隱形冠軍”企業中，上海企業僅有16家，遠遠落后于浙江、山東、江蘇的101家、97家、73家。產業鏈上下游協同不足，上下游之間不信任現象突出，整機制造企業不采購國內設備，國內設備不適用國內零部件配套，零部件企業不使用國內原材料等比較突出。

四是產業發展的空間載體與引領作用亟待重塑。對標有影響力的先進制造大都市，其都在空間上實現了高度集聚，如東京形成了產業分工明確的東京都市圈，并且同步實現了產業升級。而上海在長三角還未充分發揮產業發展的引領作用，缺乏產業規劃對接機制、沒有形成差異化的產業分工、核心城市產業能級不強、利益共享機制不完善等問題還比較突出。同時，上海市內跨區域創新成果轉化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機制還不完善。 

發揮上海高端產業引領功能的建議

（一）加強頂層設計，在“十四五”期間盡快推出加強高端產業引領功能的行動方案，凝聚共識；在代表未來的“數智制造”上實現重點突破與引領。重點推進以數字制造、智能制造為代表的“數智制造”的發展，使之成為上海產業發展的高地與高原。

（二）守住產業鏈安全底線，快速響應、積極應對產業鏈斷鏈帶來的產業發展風險。

首先，借疫情契機，建立政府-協會-企業聯動機制，提高上海供應鏈、產業鏈彈性恢復能力。全面實現產業鏈質量體系的協同化、智能化、全球化，切實提升上海產業鏈的黏性。在此基礎上，推動供應鏈、產業鏈的國際合作，在海事、航運、郵政等領域與相應的國際組織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共建富有彈性的供應鏈。以供應鏈的當地化響應產業鏈發展的本地化生產的訴求，減少與其他地區的“零和博弈”。其次，在收購和股權投資變得更加困難的前提下，鼓勵上海企業多措并舉在相關產業鏈中通過戰略合作、合作研發、專利互相授權等方式嵌入核心環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制衡格局。第三“勾住”重要經濟、技術合作區域如日本、韓國為代表的東亞，加大合作創新力度，通過保持經濟交錯互融，以增加“經濟脫鉤”成本，降低“科技脫鉤”、產業鏈脫鉤風險。

（三）實施面向未來的產業鏈政策，在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方面率先突破。

首先，強化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要素資源保障。產業土地方面，加大政策宣講，做好底限管理，提高土地的綜合利用效率。建議加大產業人才導入，結合制造業重點發展領域，出臺專項卓越智造人才引智計劃，培育、引進一批高素質人才；將臨港新片區產業人才政策向張江科學城、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虹橋商務區推廣。工業大數據方面，加強上下游的共享、持續加大工業應用場景開放、強化工業大數據的產業鏈粘合劑作用。聚焦集成電路、生物醫藥、鋼鐵化工、裝備制造、船舶汽車等重點領域，建立行業高質量數據集，為產業升級賦能。

鼓勵企業跨區域聯合設立或升級研發創新中心，加大對前沿探索類、先導性、重大工程基礎研究的穩定性支持；另一方面利用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等入手，通過競爭性經費支持引導企業加強行業共性問題的基礎研究。加強國際合作，支持雙邊、多邊基礎研究合作，積極參與、發起和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與大科學工程，構建跨國學術交流網絡與平臺，推進國內外這些優質創新資源的合作對接，逐步形成“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開放式基礎研究網絡體系。在產業開放、知識產權保護、新標準的制訂、風險防控等方面對標甚至引領國際規則，以高標準的制度建設吸引基礎要素集聚，增強在重點產業領域的話語權。

其次，突出產業鏈和創新鏈的協同與集群，推進產業鏈橫向升級與縱向升級相結合。立足未來加強技術研發儲備，力爭在相關領域全球創新格局中占據重要位置。在處于快速發展期的新興領域，如新能源汽車、芯片材料等，注重多技術路線培育，防止下一代技術出現落后；在人工智能、物聯網等處于發展初期的產業，加強市場驅動的技術創新，實現專有芯片突破；在可能重新定義產業和改變產業規則的前沿探索領域，如量子計算機、生物計算機等，為開辟新賽道提前布局和謀劃。同時，加大技改投資的力度，推動上海傳統優勢產業的數智改造升級，重塑上海產業品牌的引領與時尚。

最后，盡快完善產業鏈政策，實現重點產業鏈從“并聯”向“串聯”轉變。目前上海重點產業鏈上下游主要是與國外聯系比較緊密，而本土產業鏈上下游之間幾乎是并行的，在疫情沖擊下，這種方式對產業鏈穩定和安全帶來了極大挑戰。因此，上海可以通過上下游的采購補貼、交易的撮合、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等方式完善有利于上下游產業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支持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融通創新，鼓勵上下游之間國產化配套，鼓勵國產化采購。

（四）實現從要素開放向制度型開放的轉變與深化，創新服務業開放模式。

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重點繼續深入推進知識產權保護、負面清單制度、競爭中性原則、國有企業方面的改革，對標國際標準，倒逼營商環境優化，有效對沖外部風險。瞄準新興領域如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等，培育服務經濟新的增長點。而且要順應新興服務業發展的趨勢，改革監管思維、創新治理方式，按照統一高效、開放包容、多方參與、協同制衡的原則重新構筑服務業監管體系。在開放過程中對標國際高標準，加緊推進服務業制度空白領域的規范建設，特別是服務業領域的立法、服務業標準體系、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真正提升上海產業“服務”引領能級。

（作者余典范系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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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申論”專欄延續《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同名專欄風格，聚焦上海命題，在細節中觀察戰略，在現實中建設理想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