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胡適先生發表《紅樓夢考證》，其結論是：賈寶玉是曹雪芹的化身，賈府是曹家的影子。一百年來，胡適確立的“紅樓夢取材曹家”，成為紅學界通識。其實，1975年出版的《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下稱《曹家檔案》）一書，足以證明胡適先生的結論是錯誤的。尤其是，胡適的主要論據并沒超出《曹家檔案》，但許多材料恰恰被他用反了。今年是2021年，糾正胡適先生的錯誤，找出紅樓夢真正的取材之地，當其時了。

胡適先生主要論據有：（一）曹家世代為江寧織造，且受康熙恩寵，極富貴，后又被抄家，同賈府相似；（二）曹雪芹少年時“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同賈寶玉相似；（三）歷史上曹家數次接駕，寵貴至極。

這三條論據，僅僅以《曹家檔案》就可證明一條也不能成立。試論述如下。

第一條，曹家世代江寧織造，曹寅也深得康熙信任，但是，卻算不得恩寵，更不能說極富貴。江寧織造這個機構，百年來被抬高、被神秘化了，還包括曹寅的密折權。《曹家檔案》告訴我們，江寧織造是內務府派出機構，職責不過是購辦皇室和官方服飾等用品，沒有其他權力；織造官不過是五品郎中，司局級，在內務府官員眼里乃“微末之人”。織造署的規模、開銷，在《巡撫安徽陳汝器奏銷江寧織造支過俸餉文冊》中有細述：

計開：

織造一員曹寅，每年應支俸銀一百五十兩外，全年心紅紙張（即辦公用品）一百八十兩，奉裁不支（不領俸祿），理合登明，月支白米五斗；

物林達（司庫，正七品）一員馬寶柱，每年應支俸銀六十兩，月支白米五斗；

柒品筆貼式張問政，每年應支付俸銀四十五兩，月支白米五斗；

物林人一員戚式，無品筆貼式一員李巴士，每員月支廩銀四兩，白米五斗；

新任物林人一員桑格色……每月應支廩銀四兩。

跟役、家口六十二名口，每名口月支倉米二斗五升；

馬二十五匹，每匹春冬季日各支豆叁升，草貳束……

織造署編制僅五名，一員五品二員七品，這樣的機構顯貴嗎？不必再言。再說曹寅，他確實深得康熙信任，但他是“包衣”出身，他死后內務府奏折稱“郎中曹寅”，可知他幾十年都沒升過一級。談得上恩寵么？至于曹家的經濟狀況，曹寅處于曹家鼎盛期，大家都知道曹寅后期一直在還官銀，死后還欠下幾十萬兩。其子曹颙、曹頫接任后，日子過得堪稱可憐。所以曹家既不富，更不貴，胡適先生“極富貴”的考語徹底錯了。至于“密折權”，《曹家檔案》也將真相大白于天下：曹寅從來就沒主動報告過地方官員的政事，除了本職差事他只報告雨水、收成、糧價等。唯一例外是康熙下旨要他打聽轟動一時的江南科考案，他連上五個折子報告消息。可知，“密折”并沒有人們想當然的“耳目、監視”性質。

由上文可知，胡適的第二條論據也無從成立。曹雪芹的出生年有1715和1724年之爭，即使1715年出生，到他5歲懂事，已是康熙末年，曹寅正在著急還債，曹家的日子必不好過。到曹雪芹8歲，雍正上臺伊始幾乎天天指著曹頫罵：“只要心口相應，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此篇奏表，文擬甚有趣，簡而備，誠而切，是個大通家作的。”“凡事有一點欺隱作用，是你自己尋罪，不與朕相干。”“你們向來混帳風俗慣了”。可知曹家是膽顫心驚度日如年。曹雪芹13歲，抄家了，父親入獄。假如以1724年出生論，生于雍正年，那曹雪芹的幼年就更凄慘。可知，最遲到曹雪芹懂事的時候曹家已經風雨飄搖，童年即成為罪犯之子，他從未“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他的幼年和童年與賈寶玉相比，是天上人間，乃至地獄。

第三條，關于“曹家接駕”，胡適先生對人們的誤導更遠。康熙南巡到江寧，都駐蹕織造署（而不是曹家），這是最正常不過的，因為皇帝出巡的駐蹕由內務府安排，而織造署是內務府派出機構，自然成為首選。何況，康熙歷次南巡都有一個宗旨，盡量不干擾地方行政和百姓生活。如他第二次南巡到江寧即發諭旨：

過后湖，見地方官裝飾舟船，預備以待。朕自出京以來，自牽夫之外，所需一切皆出帑金采辦，不許分毫派取民間，以為預備。所御沙船，將發庫銀修造。扈從人等所用小舡，俱就以官價。故于今日地方官預備之船，非惟不輿，亦并未臨觀。欲爾等共悉此意，故爾諭知，并傳諭江南江西總督付臘塔等，伊等舟船空勞準備，朕初來就視，但恐朕回鑾后，故為聲揚，云此船乃朕所曾御，妄令存貯。著將裝飾物料俱行拆毀，于應用處用之。

《康熙起居注》中記有多次要求地方官員少接少送，如第一次南巡往丹陽途中即諭江寧巡撫：“爾巡撫率布政使即從此回，料理此事，不必前送。”由此可知，康熙很不愿多擾地方，假如駐蹕地方官署勢必驚動地方，甚或大興土木，而住織造署就是皇家招待所，少擾地方，符合康熙意旨。所以康熙駐蹕織造署并不是奔著曹寅、曹家去的。那么，胡適怎么會鬧成“曹家接駕”的呢？此中有個原故，在江寧曹寅一家就住在織造署內，故胡適寫作“曹家接駕”，一字之差可謂失之毫厘謬之千里。其造成的誤解是：私人接駕，何其寵幸；私家駐蹕，富可敵國！

論完胡適的論據，我們回到原題。曹家有沒有資格當賈府的原型？我們不妨比較一下曹家與賈府。請看一個基本事實：曹家幾代人官不過五品，而賈府是一等公，身份高于正一品，曹家比賈府低了八級。相差八級，不說云泥之別，至少是不可望項背的。因而可以確定，曹家的身量絕對當不了賈府的原型。曹雪芹把賈府寫得如此生動和深切，必需另有淵源。

曹雪芹的另一個淵源也需熟讀《曹家檔案》方可得知。該書中有一段公案，對領會紅樓夢大有助益。其披露的史實是，曹家被查抄后繼任江寧織造的名為綏赫德，也是五品官員，雍正下旨將曹家所有家產和家人都賞給綏赫德。綏赫德上奏：“曹頫家屬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瞻，今其家人不久回京，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此折寫于雍正六年，可知抄家一年左右曹家家屬返回北京。幾年后綏赫德罷免，他把曹家揚州一帶的地產賣了五千銀子回京。雍正十一年綏赫德被參“鉆營老平郡王”。老平郡王是誰？他就是曹雪芹的姑父納爾蘇。事情起因是，老平郡王派小兒子到綏赫德家拿走了古董，卻沒給錢。綏赫德稱：“小阿哥是原任織造曹寅的女兒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將曹寅家產都賞了奴才，若為這四十兩銀子，緊著催討不合，因此不要了是實。”顯然，綏赫德認為自己得了曹家家產，現在老平郡王來勒索，他自己認了。最后，老平郡王索要的銀兩正好是五千兩，也就是曹家的家產數額。我們最關心的是：曹家是否參與到這個事件中？綏赫德不敢明言，他兒子卻含含糊糊說了一句：“從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后來沈四（按，古董商）帶六阿哥（按，即老平郡王的小兒子）并趙姓太監（按，王府太監）到我家看古董。”這句證詞暗示有曹家人在背后活動。

到這里，我們要撇開案子，回到紅學研究：“從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這句話彌足珍貴！在多如牛毛的紅學資料中，它是唯一述說到曹家回北京以后狀況的史料。其次，這句將曹家與郡王府直接聯系起來。

接下來我們關注的是：“曹家人”中有沒有曹雪芹？迄今的考證表明，曹家只有一個子孫曹霑，即曹雪芹。曹雪芹是曹家獨苗，往老平郡王府行走的“曹家人”，無疑包括曹雪芹。曹雪芹的姑媽、福晉曹佳氏，對待他，想必是像紅樓夢中賈母對待林黛玉或史湘云那樣，把曹家的獨苗接到郡王府常住。順便補一句，曹氏是郡王府福晉，她生有四個兒子，長子福朋被雍正封為大將軍。

以上，是我們從檔案中找到曹雪芹與郡王府的關聯。接下來的要害是：在紅樓夢中有沒有這方面的關聯？幸運的是，曹雪芹把平郡王這條線索，直接埋入了紅樓夢。說是“埋入”，因為有一層遮掩。平郡王納爾蘇何以封王？因為他是“鐵帽子”禮親王代善的五世孫。代善為清代開國重臣，是努爾哈赤次子，皇太極的二兄。在清代，代善不是一般書可以寫的，弄不好有滅門之罪。然而，他的英名赫然寫入了紅樓夢，還堂而皇之當上賈寶玉的祖父、賈政的父親、賈母的丈夫！只不過前面加了一個賈姓，叫作賈代善。

曹雪芹為什么要冒險把代善寫入紅樓夢？我們把史實和作品兩條線索匯攏到一起，他的意圖就比較清晰：曹雪芹暗示讀者，賈府是以代善家族為原型，“公府”是由“王府”變化而來，他的創作不是空穴來風。

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可深入一步。賈府的格局氣勢、太太小姐被曹雪芹寫得呼之欲出，是因為他在王府中有過生活。前面我們根據“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得到一個史料證據，現在再給一個旁證。曹雪芹朋友敦敏、敦誠兄弟《寄懷曹雪芹霑》：“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此詩表明曹雪芹曾經寄居在富有人家。敦氏兄弟又說曹雪芹“傲骨如君世已奇”，又說雪芹“字夢阮”（阮籍）、“素性放達”。那么，曹雪芹絕不肯寄居一般人家，他顯然是住在姑媽家；他或許向敦氏兄弟吐露過寄人籬下之苦，所以敦誠勸他“不如著書黃葉村”。

曹雪芹寄居姑媽家最直白的證據還是《紅樓夢》本身。紅樓夢中林黛玉、薛寶釵、史湘云、妙玉、薛寶琴、邢岫煙、李玟、李琦，如此眾多人物寄居一家，中外文學史上絕無僅有。曹雪芹為什么要這樣寫？無非是要一吐自己寄居的辛酸。值得深味的是，林黛玉六歲從揚州“棄父而往”京城投靠外祖母，與曹雪芹拋下獄中的父親北上京城投靠姑母，可謂殊途同歸；薛寶釵的內務府皇商之后身份，又同曹雪芹的內務府織造署后代，遙相呼應；史湘云父母雙亡常被姑婆接去公府小住，又與獨苗曹雪芹常被姑媽接去王府暫居，簡直如出一轍！我們甚至懷疑，林黛玉初進賈府，“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正是姑媽曹佳氏摟著初次見面的曹雪芹大哭的真實寫照！不難看出，曹雪芹把自己的寄居生涯分拆到這些女孩身上，借她們來表現寄居情懷。而這樣奇特的小說設計，既是曹雪芹寄居郡王府的印證，又泄露了紅樓夢的題材來源。

小結一下：一，紅樓夢不可能取材曹家，曹家的地位規模與賈府相去太遠。二，從歷史檔案、曹雪芹朋友的詩文和紅樓夢文本三方面，可以確信曹雪芹曾經寄居其姑媽家的郡王府，他是以郡王府為原型創造出一等公賈府。三，紅樓夢寫盡寄居之苦，反映了曹雪芹的寄居情結，也泄露出作品的題材來源。

參考書目：

《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3月版。

 《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一粟編《紅樓夢卷》，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