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政府計劃將福島第一核電站核廢水排放入海的決定引爆國際輿論。盡管日本首相菅義偉強調將確保所排廢水達到安全標準，但此舉仍然遭到國際社會廣泛的批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多次就此表態，指出“這種做法極其不負責任”，韓國和俄羅斯等鄰國和一些環保組織亦表示強烈不滿或嚴正關切。可以說，在冷戰結束30年之際，“核”的問題仿佛如曾經的美蘇熱核武庫一般挑動了人們的神經。

在中、美、俄等大國的博弈以外，與美蘇核均勢時代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經濟考量是誘因，而核的威脅似乎從最后底牌轉變為桌上明牌。但始終不變的是國家追求政治與經濟利益，把核作為實現權力意志的工具。在非零和博弈的視角下，談判、威脅、心理戰等種種手段促成維持和平而收益均遠勝于開戰這一結果，使得昔日美蘇、今日美俄與日本、伊朗等國家始終圍繞著核問題以談判為基本手段斡旋和爭奪。“核”之種種因果，源自何方，又將綿延至何時？本文嘗試從博弈的視角解讀一二。

大國間合作博弈的歷史與可能

回顧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體系, 核威懾是大國對外戰略里的醒目部分，同時也塑造了相對妥協、克制的大國爭權局面。美國在朝鮮戰爭、第一次臺海危機、奠邊府戰役中多次威脅用核，在U-2飛機事件、古巴導彈危機以及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宣布進入核戰備狀態；蘇聯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1958年美國入侵黎巴嫩、1961年柏林危機中也發出核威脅。

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軍備競賽你追我趕，到冷戰結束時，兩國已擁有超過5萬枚核彈頭。美蘇雙方都處于對方彈道導彈、戰略轟炸機和核潛艇的攻擊射程之內，都擁有足以毀滅對方乃至整個地球多次的核實力,這迫使任何一方都必須考慮對方反擊和報復的可能，龐大核武庫反而抑制了美蘇遍及全球的局部爭奪，使得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都以妥協和讓步為結局；在朝鮮和越南發生的有限戰爭嚴格限定了交戰區域、追求有限目的。

由此，在冷戰中的美蘇兩方關系類似博弈游戲的玩家，展開了一場非零和博弈。兩個超級大國都具有核戰的能力，亦同時具有強烈敵意與理性避免最壞情況的意愿。博弈所建立的前提是擁有核武器,這也是雙方對話的基礎。盡管在法國哲人雷蒙·阿隆等人看來，博弈論研究問題過于抽象，根本問題并不在于雙方是否選擇于己最為有利的行動，而在于微觀領域的狀況，畢竟決策可能偏離理性人假設，偶然因素常常會造成難以預見的結果，“一切取決于這兩位嫌疑人是誰、他們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不過，依照美國學者托馬斯·謝林指出的，美蘇雙方相互威懾、恫嚇、競賽，卻又默契地不真正開戰，這結果對雙方均遠勝于開戰，正如表達困難的兩人努力相互傾訴、靜心傾聽，如果能聽懂并據此行事則雙方受益——這正是一種典型雙贏的非零和博弈或合作博弈。一方所失并非一方所得，合作和共贏是可能的，而美蘇非零和博弈的現實客觀基礎，就是核的存在，它們是消滅對方的工具，也是取得和平的基礎。畢竟，雙方存在沖突的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利益，一如今日國際社會的任何大國。

核威懾與話語權的爭奪

從美蘇冷戰時期的存而不用、最后之罰，演變為今天沖鋒陷陣的棋子，“核”之力在歷史上和今天始終具有雙重功用——直接作用，以及作為籌碼之用。溝通、談判、威脅、承諾等等，是博弈雙方投入大量精力的重點環節，其要害超過了可能的最后的懲罰，正如美蘇爭霸多數情況下都不會真的引爆核之力，握有核武器是為了在談判中獲得有利的地位。

非零和博弈里，如果把戰爭分為三層，只有第一層戰爭涉及具體行動，而現實中更多的是第二層、第三層的戰爭，表現為談判、威脅、心理戰等無形手段，卻對第一層戰爭有決定性作用，且這種博弈模式可能更接近現實。如果考慮到冷戰時期多年里核威懾與國際話語權爭奪并行，今日圍繞核廢水而產生的喧囂聲浪，亦可理解為國際博弈里的第二、三層戰爭。

“話語即是權力”，盡管核實力決定了國家的話語權，但國際話語權分配并不完全符合國家實力對比，搶奪更大話語權例如對核污水處理方案的解釋、贊同、反駁和尋求專業組織背書等等行為，反過來也成了鞏固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正如在博弈中為第一層戰爭的位置、行動次序、行動模式等而展開爭奪。它也部分地將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從日本政府的責任轉移到“廢水如何凈化、如何排放”的技術性問題，從而模糊了常識中的“能”與“不能”。由此，話語便一定程度上掏空了真實的公共討論空間。

規范與合作的約束

在排放核廢水一事上，日本政府的行動表現出了如阿隆所述的“審慎”，即“依據特定形式和具體數據，而不是依據某些體系或被動地依據常規或所謂常規來制定行動方案”。在福島核事故10年后，東電公司罐儲能力即將耗盡，將廢水排放入海是各種方案論證中最穩妥的一種。但是，這種有限的審慎是否相容于普遍的國際政治道德、成為架接共同體利益溝壑間的橋梁，仍待思索。目前，國際上尚無直接規制排放核廢水的條約，因此日本政府能夠利用盟國支持嘗試不必負責的排污，這正是中俄等國民眾不滿情緒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非合作博弈”不同，合作博弈的結果通常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并要求雙方必須合作互諒，所以參與者無法完全脫離外部環境，并且強調相互溝通。日本政府的決定并未經過與鄰國磋商，未展現出應有的透明度，并且尚無先例的操作方案能否保證嚴格執行和第三方監督凸顯了信任缺失，進而引發了反對情緒，也將這種合作博弈基本規則的完善推上了日程：盡快彌補國際規則在相關領域的空白，發揮國際組織的協調功能，使各國在國家實踐上不得不遵守博弈的基本規則。

正如美蘇冷戰的歷史曾啟發的思考，“每一個集體首先應依靠自己求生存,但也必須或者也應該為各國的共同任務作出一份貢獻，國家相互殘殺，勢將同歸于盡。”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關系中,任何國家都不會單方面主動放棄自己的核能力，例如冷戰后大國選擇有限核威懾策略，但即使是核威懾，也“僅有當它是為了崇高目的、且主體試圖創造條件不實施它，在道義上才可能是正當合理的”，而對于涉及廣泛、后果深遠的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問題，理解博弈的智慧，尋求溝通、合作和制度設計來協調沖突，應是推進合作實現核能全面和平利用的重要方式。

（林文昕，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