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舉行，宣告中國共產(chǎn)黨正式成立。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chǎn)黨就是一個同外部世界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黨。百年來，中共與國際上各種進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許多客觀介紹中國國情、倡導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國友人。

為迎接和紀念建黨100周年，“上海美國研究”微信公號特推出“回望：與中共結緣的美國友人”系列專題文章，介紹歷史上美國友人與中共一同書寫的經(jīng)典事跡和其中涌現(xiàn)的典型人物。

提起中美建交，人們馬上會想到“乒乓外交”，想到基辛格的“波羅行動”。其實，早在基辛格訪華數(shù)十年前，有個美國傳教士的兒子，就打破人為封鎖，在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建立了聯(lián)系。他就是美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最著名的“中國通”之一，美國外交官約翰·謝偉思（John Service）。

出生于中國的美國外交官

謝偉思是出生在中國的美國人。他的父親是浸禮會傳教士，1905年攜妻來到中國成都創(chuàng)辦基督教青年會。謝偉思是家中長子，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慶度過了童年，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11歲時隨父母遷往上海，就讀于那里的美國學校。全家返回美國后，謝偉思在美國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畢業(yè)于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青年謝偉思立志從事外交，1933年通過國務院的資格考試，1936年被正式任命為外交官，先后供職于上海的領事館和重慶的大使館，成為活躍在外交舞臺上的青年才俊。

1943年8月，謝偉思到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任總司令的駐華美軍總部工作。他利用自己兼具外交官和軍方雙重身份的有利條件，深入中國的鄉(xiāng)村和邊遠地區(qū)，作廣泛的社會考察，體驗中國普通百姓的生存環(huán)境和狀況，加強了對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狀況的認識。

與共產(chǎn)黨人的直接接觸，讓謝偉思無法繼續(xù)相信國民黨宣傳機器的陳詞濫調(diào)，也激起了他強烈的好奇心。他意識到，為了真正了解和認識共產(chǎn)黨，為了共同抗擊日本的事業(yè)，美國人應當?shù)侥莻€偏僻的西北小城延安去。于是，他一直在美國政府和中國共產(chǎn)黨之間建立聯(lián)系而不懈努力。付出終有回報，1944年7月，美軍派遣“美國軍事觀察小組”，化名“迪克西使團”進駐延安。

真正了解延安和中共

1944年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飛赴延安。觀察組由駐華使館武官戴維·包瑞德（David D.Barrett）、二等秘書約翰·帕頓·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三等秘書謝偉思等九人組成，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熱情接待和歡迎。

毛澤東接待美軍觀察組

謝偉思和美軍觀察組其余成員初到延安時的印象一樣，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到了一個嶄新的中國，這里沒有重慶的濕熱和濃霧，代替而來的是干燥的黃土原野和延安的晴朗蔚藍的天空。相比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這里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和社會氛圍的變化。正如謝偉思在1944年７月28日的報告中記載的那樣：“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

在共產(chǎn)黨那里，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zhàn)的愿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無法見到的。在延安，無論官員和平民在對待我們抑或中國人自己彼此相待時均開誠布公、直截了當和友善。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受到廣泛的尊敬。他們平易近人，沒有人在他們面前奴顏婢膝。他們經(jīng)常和大眾打成一片。在重慶經(jīng)常看見的動輒崗哨林立、如臨大敵的緊張局面在此一概不見。一眼望去，延安沒有警察，也很少看見士兵。沒有乞丐，沒有極端貧困的跡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非常簡樸。除農(nóng)民外，幾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種土布縫制的中山裝式的制服。在穿著、生活和娛樂方面看不到奢華和鋪張。”

美軍觀察組所有成員中，與毛澤東交談最多的是謝偉思，他在延安一住就是3個月。在延安期間，他多次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董必武、楊尚昆等中共領導人。謝偉思一抵延安，就對中共的政治清明和抗戰(zhàn)熱忱產(chǎn)生了深刻印象。他認為中共領導人的舉止、思考方式和直截了當?shù)靥幚韱栴}的作風，看來更像美國人，而不像東方人。

謝偉思在延安與毛澤東一共進行了50多次談話，最長的一次談話達 6個小時。謝偉思據(jù)此向美國政府寫了100多次報告，涉及延安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等方面。謝偉思把每次談話記錄整理成文，寫成文字材料，直接向史迪威(時任中國戰(zhàn)區(qū)美軍參謀長)匯報，得到了史迪威將軍的高度評價。

8月23日，毛澤東在棗園窯洞與謝偉思作了一次長談。謝偉思首先談了通過情況的了解和把握，對延安有了初步認識，而且說對延安的總體認識不錯，社會穩(wěn)定，人們安居樂業(yè)，與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情況截然不同。就這樣閑談了一會兒后，毛澤東邀他正式進入談話的話題。毛澤東知道謝偉思最感興趣的問題是什么，話題主要圍繞如何避免國共之間的內(nèi)戰(zhàn)切入，涉及面十分廣泛，不僅說到國共關系、中共與美國的關系，而且還談到了戰(zhàn)后中國的經(jīng)濟建設和其他安排。在繚繞的煙霧里，毛澤東與謝偉思談話的興致越來越高，不知不覺間談了6個小時。通過與毛澤東數(shù)十次的交談，謝偉思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

建議與中共合作

謝偉思在延安通過多次調(diào)查后，向美國政府提出以下建議：在援助國民黨政府抗戰(zhàn)的同時，也給中共以支持。這樣做不僅有利于盡快打敗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設性的關系。鑒于蔣介石在戰(zhàn)后必然會發(fā)動內(nèi)戰(zhàn)，而內(nèi)戰(zhàn)的結果一定是中共獲勝，這樣做更有其必要性，這叫做“未雨綢繆 ”中共并非蘇聯(lián)的“附庸”和“代理人”。如美國處置不當，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蘇聯(lián)。

1945年2月中旬，在為即將回國的阿爾伯特·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他首次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chǎn)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爾一樣，根據(jù)一切黨派在和德國人作戰(zhàn)中的努力的情況，而不是以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來判斷是否提供援助。

1945年2月28日，重慶美國大使館參贊喬治·艾切森（George Atcheson）簽署并發(fā)出了由謝偉思起草，重慶美國大使館全體人員署名的報告。他們在報告中嚴厲地批評帕特里克·赫爾利（Patrick Hurley）奉行的政策，為避免美國卷入中國內(nèi)戰(zhàn)的泥潭，建議美國應按照如下兩個原則調(diào)整對華政策：第一是向中國共產(chǎn)黨提供援助；第二“先取得具體的軍事合作，而以政治合作作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謝偉思等人的這份報告在美國華盛頓引起一陣爭論，但遭到赫爾利的反對和粗暴壓制，未被美國政府所采納。

1945年３月８日，謝偉思經(jīng)批準再一次來到延安，準備考察召開在即的中共“七大”。在延安，他又數(shù)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再次明確地表示愿意和美國友好和合作。謝偉思將這些情況及時地一一報告重慶美國大使館和華盛頓。3月30日，他接到要其立即返回華盛頓報到的命令。４月１日下午，毛澤東與謝偉思進行了告別談話，周恩來、朱德也在場。談話在毛澤東的主導下進行。毛澤東特別強調(diào)，一旦中國發(fā)生內(nèi)戰(zhàn)，希望對國共雙方采取不插手政策。談話徹夜進行。董必武在談話即將結束時也來了。這是謝偉思和中共領導人之間的最后一次談話，涉及國共、中美、中蘇關系等許多重要問題，其深度和廣度均超過以往的歷次談話。

謝偉思于4月4日離開延安,于12日抵達華盛頓。他沒有想到，回國后等待他的將是一場災難。1945年４月，謝偉思因?qū)⒆约鹤珜懙挠嘘P中國問題的一些報告借給《美亞》（Amerasia）雜志主編而陷入《美亞文件》間謀案（Amerasia Case）。20世紀50年代，謝偉思受到美國“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政治迫害。謝偉思是美國國務院中一位富有遠見的“中國通”，卻成為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替罪羊”。1956年，情況開始有了轉機。美國最高法院同意重審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謝偉思訴杜勒斯(國務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棄權外都裁定謝偉思勝訴。裁定書說，原國務卿艾奇遜作出的有關開除謝偉思的決定有悖于國務院自身的規(guī)定，從而無效。1957年7月3日，一家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國務院恢復謝偉思的外交官身份。

尼克松訪華之際重回中國

1969年，尼克松發(fā)出了有意和中國改善關系的信息。毛澤東不失時機地作出了回應，從而迅速導致了中美的接近和合作。1971年7月21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聽證會，邀請40年代在中國長期生活、工作的費正清、謝偉思、戴維斯三人作證，聽取他們對中美關系問題的見解。

1971年9月，周恩來總理邀請了謝偉思等當年的“美國軍事觀察小組”成員重訪中國。中國共產(chǎn)黨人沒有忘記老朋友。

1971年9月26日，謝偉思抵達北京，在時隔26年后重新踏上中國的土地。在六個半星期的行程中，謝偉思先后訪問了南京、上海、杭州、廣州、重慶等城市。當然，最能勾起這位老人回憶的是對出生地成都和延安的訪問。他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包括當年曾為之輸血的喬冠華副外長，并且會見了第二次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在結束訪問的前一天，謝偉思受到周恩來的單獨接見。周恩來對謝偉思所經(jīng)歷的艱難表示關切，并問起他們共同的老朋友包瑞德、戴維斯、埃默深、文森特等人的情況。

1972年2月，美國總統(tǒng)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華前一星期，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請謝偉思去追述往事。謝偉思發(fā)言說：“我最近對中國的訪問證明，至少對我本人來說是這樣，中國今天的許多情況能夠從我們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據(jù)地的所見所聞及我們從那里發(fā)回的報告中找到根源。我認為，我們在越南的卷入，我們堅持有必要遏制中國，以防止我們所認為的共產(chǎn)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我們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誤解；缺乏對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性質(zhì)，以及對他們的領導人的意圖的真正了解。我們確信他們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然而，我卻認為他們向來沒有向外侵略的傳統(tǒng)。因此，我想我們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們這種對中國的誤解和庸人自擾的恐懼。”歷史證明，謝偉思是對的。參議員富布賴特最后感慨地說：“我們曾把自己當成中國惟一合格的救星”，“這些在華外交官忠實地為他們的國家服務。然而，他們的國家并不總是善待他們”。

1984年，謝偉思再度訪華，受到李先念等人的接見。1998年5月11日，謝偉思在接受中國學者采訪時，用這樣一段話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感：“我出生在中國。我把中國當成第二故鄉(xiāng)。我愛中國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愿中國人民幸福，他們的國家繁榮昌盛。”

1999年2月4日，90歲高齡的謝偉思在家中安然辭世，結束了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

資料來源

《美國“親共”外交官謝偉思的風雨人生》，作者：于化民，《黨史博覽》，2006年；

《“我既是美國人，又是中國人”——記中國人民的朋友謝偉思》，作者：王恩收，《炎黃縱橫》，2012年第3期；

《毛澤東的朋友謝偉思——一個美國外交官的中國歷程》，作者：王勇、傅偉韜，《黨史文匯》，2007年；

《謝偉思的故事》，作者：王綏翊，《世界軍事》，2014年。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

原標題：《回望：與中共結緣的美國友人∣謝偉思》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