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維舟 維舟 收錄于話題#社會觀察1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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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藝節目《創造營2021》中，一位人氣選手和馬宣布退賽，引發了很多觀眾不滿。網上談及此事，就有高贊評論說：如果贊多力丸（也是人氣選手）再退賽，我一定要把邵明明（節目里招人討厭的一位選手）投出道。

這是我們在飯圈文化，乃至當下社會的一切領域都不時可以看到的景象：當一個人無法實現自己心意時，就要想盡辦法去給人最壞的東西。哪怕這種情況未必是對方造成的，但他們的邏輯是：“我得不到的，你也別想得到。”

對這樣的心態，不少人嗤之以鼻，把它看作是“腦殘”的青少年非理性追星的明證，大不了也只是茶壺里的風波，不值得認真對待；還有的人則痛斥流行文化的腐蝕作用，“好好的孩子都不關心家國天下，就只知道為些明星爭風吃醋”，以至“三觀扭曲”。但這都不能真正解釋一點：他們為什么會這樣？

我曾說過，追星族之所以苦巴巴地攢出點錢（甚至不惜借貸）去給偶像打投，并不是因為他們傻，而是因為很孤獨。生長在一個劇烈變遷的時代，原子化的個體既享有了自由，也得到了一種缺乏保障帶來的苦悶。

在這種煩悶之下，“他們最深的渴望是過新生活，是重生，要是無法得到這個，他們就會渴望通過認同于一件神圣事業而獲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價值感這些他們本來沒有的元素。”（《狂熱分子》）當下如果有什么不一樣，那就是人們無法在政治生活中投身于其它“神圣事業”，而只能把壓抑的精力投射在娛樂工業所制造的明星身上。

自感身邊無人理解的人終于找到了自己的寄托，追星因此相當于是一種“合體”般的宗教體驗。那個熠熠生輝的明星就是舞臺上的神，承載著自己的夢想和希望。反過來說，如果娛樂工業不能造神，那它就不會成功。

既然如此，那么在高度認同的心態下，自己所喜愛的偶像所受的攻擊，也就是對我自己的攻擊。哪怕偶像陷入負面或發表不當言論，也總有粉絲能跳出來洗地，因為維護愛豆就是維護自己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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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熱的粉絲不僅會維護偶像，還會釋放出攻擊欲，因為對偶像的輕微批評，都可能被他們視為不可原諒的侮辱，做出激烈的反應。在這種視角下，他們意識不到自己這樣也可能被別人看作攻擊，因為過度的投入很容易讓他們把“過度”看作是“正當”的。

這在本質上也是一種“人我不分”：人們既意識不到“他人怎么做，是他的事，與我無關”，甚至也意識不到自己喜歡的偶像是另一個人，他的事輪不到自己那么義憤。

恰恰相反，飯圈文化的內在邏輯就要求人們與自己認同的象征物高度認同，乃至合為一體，因而這種“精神入股”隱含的潛臺詞其實是：“你傷害他就是傷害我。”

像這樣的認同感，在宗教儀式中極為常見，普韋布洛印第安人的一支陶斯（Taos），在儀式舞蹈中就把自己與太陽等同，自認是太陽之子。在心理學上，這相當于某種返祖沖動，是一種無意識的整合，在那里，一個人沉浸在某種神圣般的氣氛中，融入到一個更大的整體之中，從而擺脫了個體的虛弱、煩惱和苦悶。

此時，認同的象征究竟是什么，其實是無關緊要的，關鍵是借此可以凝聚起整個群體。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巴厘島時發現，當地人斗雞極為投入，“從表面上看，戰斗的是公雞，事實上是男人”，人們不僅是在賭錢，也在賭自尊、沉著和雄性。

歷史學家Athony Reid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亞齊蘇丹們鐘愛這項活動，當他們“最喜愛的斗雞被斗敗時，他們就暴跳如雷；部分原因是，斗雞斗敗就是對國王本人的威脅或侮辱”。在斗雞時，

人們瘋狂下賭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于希望大贏，而更重要的是對公雞主人的家族、派別或村莊的認同。因此，斗雞既是縱向社會群體團結一致、又是各個群體之間為地位問題而爭斗不休所引起的敵意的戲劇化表現。

中國社會如果說有什么不一樣，那或許就在于：人們在爭斗時同樣會使用道德化的語言，而由于道德總是絕對的，這就讓人很難接受妥協，最終，這很容易演變為一種“我對你錯”的權力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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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人們最終可能因為太過看重“獲勝”這件事，趨于不擇手段。這不是規則邊界內的競爭，而被視為零和博弈，絕對的拉平則是最后一招——為了讓你陷入同樣的境地，可以無底限地使出任何手段。

在極端的情況下，有些人甚至寧可通過懲罰自己來懲罰別人，也就是說，為了讓對方痛苦，哪怕作賤自己也在所不惜。在九夜茴的青春小說《匆匆那年》里，女主角方茴因為自己喜歡的男生移情別戀，就和一個完全不喜歡的壞男生睡了。像這樣的情節設定，在近年來的影視中還并不少見。

這乍看確實很難理解，甚至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也有所不同，更不是“只要最好的”那種完美主義，倒不如說是一種象征性的自殘，但這只有在一個封閉的語境下才成立，即對方和自己是同一類人，你的自殘也會讓他痛苦。

但這最終傷害的可能只是她自己而已，因為對方也許根本不在乎，懲罰的目的就此落空。甚至，一個人看起來如此不自愛，很可能在對方看來，恰可證明她的確不值得愛。在這里，自我懲罰是一種極端的孤憤，正如《圖騰與禁忌》一書指出的，“神經癥患者身上那種自殺沖動通常被證明是對希望他人死去的愿望的自我懲罰。”換言之，自殘/自殺其實是希望對方去死，卻把憤恨對準了自己。

之所以在中國社會很容易涌現出這樣的現象，并非偶然。因為缺乏公共生活的中國人，只能在家庭這個封閉的、錙銖必較的環境下立足。吳飛在《浮生取義》中說，中國的家庭政治就是“一系列的權力游戲”，本來它都著眼于彼此的親密關系，所謂“斗而不破”，并非你死我活的“斗爭”，但隨著傳統家庭價值觀的瓦解，很多人往往忘記了這一點，而把這當成真正的權力斗爭，“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來贏得勝利，把權力游戲中的勝利看得比過日子本身還重要”。

就此而言，當下的種種景象并不能說只是少數年輕人的不理性，它其實是一種值得重視的社會變動征兆：雖然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逐漸從家庭中掙脫出來，成為自主的個體，但也正因此，他們在孤獨、煩悶之下，又想謀求與某個象征、偶像的融合，與此同時，他們又帶著原先家庭政治中那種對權力斗爭的理解，寧可擠在狹小的泥坑里咬牙切齒地爭奪有限的資源。

實際上，沒有必要這樣。抬頭看看，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上，你完全可以有其它選擇，沒必要把自己都搭進去——又或者說，把自己搭進去這一點本身，就已使得這樣的勝利最終毫無意義了。

當然，這么說本身就是理性判斷，年輕時誰沒頭腦發燒過？只不過凡事總有個底線，一個人至少要清楚，在沒有親密關系的互動中，懲罰自己就只是懲罰了自己而已，大概率是無法懲罰到別人的。文章已于修改

原標題：《用懲罰自己來懲罰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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