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費尼契·皮特金（章靜 繪）

漢娜·費尼契·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是美國著名政治理論與思想史家，“伯克利學派”主要創始與代表人物之一，現為伯克利大學榮休教授、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皮特金教授將心理分析方法、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政治觀念史方法融通創新，運用于政治概念分析。她所著《代表的概念》《維特根斯坦與正義》《命運是位女性：馬基雅維利思想中的性別與政治》《一團之擊：漢娜·阿倫特的“社會”概念》不斷開啟研究新范式，均已成為學術經典。

您對我這代人主要的影響之一是您的概念分析——它強調語言和意義，以及它們與言辭和行動之間的關系。說到這點，我一直驚訝于您成型期的多文化和多語言的印記：從柏林、奧斯陸、布拉格，到洛杉磯。您對這些歷史的瞬間存有怎樣的意識？

漢娜·皮特金：我很確定作為一個幼童，我的思想受到了大量國際間遷移的影響，尤其是對語言的關注，但是這很難詳細闡明。1931年我出生在柏林一個猶太左翼思想家庭。作為一個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學家，我父親訓練了一批挪威籍分析師，那時他們已歸國從業了。1933年，這些學生邀請我父親去奧斯陸。至于布拉格，那只是暫時的停留，因為那里的猶太難民等著觀望德奧合并何時會發生，德國何時會占領奧地利。更不用提那時奧地利也有自己的反猶人士。最終，我很小就來到了美國，正好在我七歲生日前。所以，散落在歐洲各地的是我的早期童年，而非教育經歷。

作為一名感興趣臨床心理學的政治思想史學者，我想順便問及您母親在兒童早教領域的工作。如您所知，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里，就語言如何產生于兒童頭腦這一問題，提出了對奧古斯丁的著名的反駁。維特根斯坦不同意一個兒童的“頭腦”已存有內容，而只是缺乏詞匯而已。相反，語言是實踐中主動表示意義的行為。我知道多數人著迷于您父母的理論著作——奧托·費尼謝爾（Otto Fenichel，1897-1946）和克萊亞·費尼謝爾（Cl?re Nathansohn Fenichel，1896-1993）都屬于精神分析傳統的“第三代”。但我很好奇：擁有一位日常運用精神分析以實踐教育的母親，您自己的早期童年是什么樣子？

漢娜·皮特金：顯然，我母親的事業對我的影響極大。不只是她對實踐中的教育方法感興趣，我的父母也同等地投入精神分析理論和臨床教育。如你所知，那一代的弗洛伊德學派精神分析家注定對兒童早期感興趣。一個人如何能不受當時常見的神經癥影響來養育小孩？他們對這個問題尤其感興趣。而我的母親對教育有雙重興趣，包括她對軀體本身的重視。她曾是“身體研究”先驅艾爾莎·金德勒（Elsa Gindler，1885-1961）的學生，因而對人們無意識地使自己身體不適的種種方式發生了興趣。她在身體層面的努力與我父親（實際上，他們共有的）在精神領域的探索是平行的。他們試圖說明，為何那些顯示出神經質特點和行為的人其實毫無必要地折磨自己。所以，作為一個從業者，我的母親不是在糾正人們的不良姿態或按摩僵硬的肌肉，而是教她們更有意識地將自我關注導向身體內部，以及更多地意識到他們究竟如何通過維持特定不必要的緊張狀態讓自己不適和焦慮。

艾爾莎·金德勒（Elsa Gindler，1885-1961）

盡管“伯克利政治理論學派”常用來指涉一個許多您的學生都十分珍視的傳統，但您卻從未對此顯現出特殊的熱情，甚至從未傾向于用它來形容那個從1960年代開始漸漸聚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理論家群體。您認為，曾有過一個“伯克利學派”嗎？

漢娜·皮特金：顯然，一直以來都有關于所謂“伯克利政治理論學派”這一主題的出版物。確實，我曾說過我不認為存在過這樣一個學派。但在這個問題上思考更多一點后，我得到了如今這樣一個全新想法：對于過去那時候在伯克利的研究生們來說——無論他們是否選擇政治理論方向，或者由于他們在思想史或者哲學的交叉興趣而僅僅部分游走在這個方向——是有過這樣一個學派。因為對研究生們來說，情況總是這樣的，即他們嘗試一起寫畢業論文，并成為學術領域里的專業學者，因此不得不融合他們接受的東西和老師那來的價值。所以，對他們來說，可能一直有個“伯克利學派”；他們或挑選自己喜歡的專長于政治理論的學者組成它，也可以輕易地把一個他們決定不喜歡的人排除出這個“學派”，即使他教政治理論；類似地，他們完全可以讓其他地方不同科系在某種程度上符合學生興趣的某人加入，比方說人類學、歷史學或者哲學。

通常，我們依據慣性思維，認為大學者改換范式，所以創造“學派”。但實際上，那些建立“學派”概念的人通常反而是那些被“教育”的人——學生。

漢娜·皮特金：是的，如果你琢磨這些學者和教授的著作細節，一定會發現他們似乎沒有太多交集。然后，你不得不走出去，接觸到可以與之對比的東西，來說服你自己有這么個擁有共同教條的學派。你會說，“好吧，他們終究不是施派，對嗎？”然后，你回答：“這就對了，他們不是施派。”但是施派主義暗含有這么個施特勞斯作為工程的核心。然而在伯克利不曾有過這樣一個人。而且，有時許多歸之于神秘的“伯克利學派”的興趣和主題，沒有在所提及的五到七個人間廣泛共享。如果你挑出沃林思想的一個特點，另一個來自諾曼·雅各布森（Norman Jacobson，1992-2007），第三個來自于我，把它們放在一起，然后說：“啊哈，這就有一個‘伯克利學派’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是的，的確。令我十分驚奇的是，為何在重建這個“神秘物種”時，一些評論家會說，“少數皮特金教授的著作似乎稍微偏離了伯克利學派的議題”——你不知道是否一開始就有這樣一個議題來讓您偏離。所以，這是個相當“肌肉僵硬”的方法，冰冷地對待學術著作。

漢娜·皮特金：這太準確了。明擺著的事實是我曾是沃林（Sheldon Wolin，1922-2015）的學生和同事，但我真正大部分政治思想和理論是本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時從托馬斯·詹金（Thomas P. Jenkin，1915-1980）那獲得的。他顯然已經和沃林以及伯克利的群體建立聯系了。所以，可能的情況是：我到處呼應沃林，但我也呼應了其他很多伯克利理論家群體之外的人。

沃林（Sheldon Wolin，1922-2015）

所以我可以呼應一些在伯克利接受過訓練，又匯流于芝加哥的政治理論和思想史家——帕欽·馬克爾（Patchen Markell）、麗薩·韋登（Lisa Wedeen）和琳達·澤瑞里（Linda M. G. Zerilli），但如溫蒂·布朗（Wendy Brown）和其他教授，我只能通過閱讀和書信等方式交流。這表明，無需在伯克利學習過也可能與“伯克利學派”生出情感和學識上的紐帶。

漢娜·皮特金：你覺得你自己是“第三代伯克利學派”嗎？

恐怕這不是我在公共場合被迫自我界定時的本能答復。但除了閱讀之外，我最直接的靈感來源于您關于維特根斯坦的著作。當我和哲學家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以及歷史學家康斯坦丁·法索特（Constantin Fasolt）學習時，在您的書中碰到并發現了用維特根斯坦來解讀正義和不義語詞的可能，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到大屠殺，及其對政治思考可能的貢獻。所以我可能自詡比“第三代”輩分要超前一點。

漢娜·皮特金：這是個非常有啟發性的例子，因為實際上在伯克利政治理論的圈子里，除了我沒人對維特根斯坦感興趣。所以，如果這是主要的紐帶，那么你不算是“第三代”，而是一個與我共有獨特根源、主題或興趣的學者。在學術共同體里，學者們參與一系列廣泛的研究總是有可能的事實。因為你應該雇聘對你有異議，但你卻尊重的新學者，而非那些遵循你但其實并不出類拔萃之人。

這是學術進步唯一的途徑。現在回顧您還是年輕學者時的研究。當您發現政治概念分析法時——您一直使用它，盡管有些變化——這是個偶然事件，還是更廣運動的一部分，亦或是學術史中具體的一個“瞬間”？這是托馬斯·德沃·韋爾東（Thomas Dewar Weldon，1896-1958）出版《政治的詞匯》（Vocabulary of Politics）以及萊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推出《概念史》（Begriffsgechicte）之類影響的產物嗎？

漢娜·皮特金：韋爾東的《政治的詞匯》（1953）出版時，我尚在洛杉磯與詹金一起從事研究。在他的研討課上，我們每個人必須寫一篇關于某個政治概念的論文。依照我的回憶，他有個此類概念的清單，并要求我們精讀韋爾東的著作。然后我們每個人需要鉆研其中一個概念。我相當隨機地選擇了“代表”（representation）。之后，當我再度尋找一個麻煩的政治概念，以求站在哲學立場來攻擊它的語言時，“代表”的概念便從腦海中浮現出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曾經有過一“瞬”或者至少一系列瞬間。我認為那時的學術選擇僅僅是慣性的問題。如此說來，我只是在已經存在的方向上更進一步，不論是故意或是無意。另一方面，也許對于你可能真正在問的問題來說正確的答案是斯坦利·卡維爾（Stanley Cavell，1926-2018）。他是個哲學家而非政治理論家，但對我影響頗深，即使我不是他的正式學生。當他還是研究生時，我便在社交場合通過一個共同朋友與他相識。他之后來伯克利教書，我顯然喜聞樂見。我通過與他交談，而非通過閱讀和課程接受和理解了他的大多理念。我對維特根斯坦的投入和“日常語言哲學”的繼承顯然回溯到我與斯坦利的交流。盡管你很正確：我的童年已無聲地塑造了這一背景，畢竟我幼時已對語言感興趣，但那是個不一樣的“瞬間”。

您可否用剖析“代表”這一多面概念的方式，反過來剖析您的方法論本身？譬如：形式主義的（授權和責任）、敘述性的（形如……）、象征的（代替……的意味），實質性的（……活動）？當您從多角度開始闡明這個概念時，您如何開始，又在哪結束？有多少是對人們常用語和日常行為的社會學-人類學觀察，有多少是語言學或哲學分析、解釋學、或者對檔案里的觀念進行考古式的挖掘？

漢娜·皮特金：當我教書時，如果有個學生確定了一個議題，但是來找到我，羅列出這個概念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我會請這個學生做以下一系列事，以求診斷并闡明真正困擾他的東西：我要求他們想想所有這個概念的日常用法、慣用表達、同義詞和反義詞——所有這些都是“日常用語分析”的工具，只要與那個詞相關。然后我會說：不要只關注政治的或政治理論的含義，這正是給你造成困擾的東西；而是去觸及一切。你可能從一些完全不相關的語境和內容得到啟發——在那個詞碰巧出現的地方。

當我開始自己的畢業論文時，曾與斯坦利·卡維爾和謝爾頓·沃林核實“代表”會是我可以研究的概念。之后，我便不斷地和卡維爾喝咖啡，每次都問他：“現在我該做些什么？”但是他不會幫我。部分原因是，這樣一個愚蠢的問題沒有答案。但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在報復我，深深怨恨我沒有和他上過任何課（那時，我從未想到一個教授會因為我在他課堂上的缺席而感情受傷）。我花了很長時間翻來覆去地搗鼓它，主要思索霍布斯有關“代表”的東西。我在這個方向上花費了一兩年。那時我被雇為助教，所以有微薄的收入，也沒有那么著急忙慌地賭誓在接下來兩年寫完論文。但是回頭看，我浪費了大量時間試圖編出一些關于早期現代“代表”理論有趣的說法。

您最終對我們理解早期現代政治哲學貢獻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反思，但也非常不同，那就是馬基雅維利思想中的“女性氣質”和“男子氣概”。這展示了研究政治理論里一種精神分析和語言分析的綜合。但寬泛地說，性別自然無處不在。您會留意政思想史中的其他性別問題超乎尋常之處嗎？或者有哪些歷史時刻您依然在揣摩當中，用以研究性別和政治的關聯？

漢娜·皮特金：幾乎所有政治思想史里，我研究的東西都會略帶一種對性別的關注。例如，你知道我在過去十年一直研究“權威”（authority）的概念。寫這個主題時，根本沒法不想到性別。為何國父總是父輩？當然對此總是有種女性主義的膚淺回應，即：男性彰顯他們的優越性來反對女性對他們領域的入侵。但也有更值得玩味的回應，與此相關：某些正式如“權威”的東西出現在你生命里時，必須是你多大歲數前？而且考慮到我們普遍的育兒實踐：女性傾向于在那個歲數之前，與孩子的生命歲月相互關聯。而當“父親”首度出現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孩子已在自主性的發展上走得較為深遠了。與此相比，當某個像“母親”的東西出現時，早齡幼兒還不能認知或表述自主和權威的邊界。所有這些都在說，我總是將帶有精神分析或教育傾向性的性別問題強行拖入政治理論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去。

我可以轉向您對漢娜·阿倫特“社會性”（sociability）的概念解釋嗎？您曾自我形容是個“悲觀主義者”，但臨近《一團之擊》（Attack of the Blob）尾聲時，您傳遞出的訊號在我看來卻流露出樂觀主義的跡象。與“社會性”的專制本質造成的傷害相比，您能看到它更多的潛能嗎？如何平衡兩種力量？

漢娜·皮特金：我依然是個悲觀主義者。我極其擔憂今日的美國和世界——從這個方面講，我不認識身邊的任何人不也是如此。現在，通常老人們是相當沮喪的，不斷地回憶起往昔的美好歲月。但是唐納德·特朗普當了你的總統不是個令人欣喜的經歷。預見淹沒全球海岸地帶——不在你的有生之年，但作為人類的未來——不是個令人樂見的前景。所以，我依然是個非常悲觀主義的人。但我曾在我書里講阿倫特那一段里說過，也正如你指出的，大家一定不要讓那種情緒干擾我們繼續嘗試那些依然力所能及之事。

這便足以令人振奮么？

漢娜·皮特金：當然了，幫助別人有次要的方式，但我建議：仍然去做那些看似最不可能的積極可能之事。

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接近“社會性”——維特根斯坦“生命形式”（Lebensform-Lebensformen）的概念，特別是它的單復數。從您的《維特根斯坦和正義》（Wittgenstein and Justice）來說，考查語言的復數形式能夠啟發我們理解各種語言的跨文化、也即跨時空界限的使用模式。但是這樣做本身又恰好體現出了人類生命形式的根本一致性和共性。我對您理念的解讀正確嗎？

漢娜·皮特金：誠實來說，我從未完全想過Lebensform作為單數。但我現在能理解你如何設法產生一種生物或物種的生命形式概念，依據“人類”的獨特性，把多重“生命形式”疊加在一起。但我不認為這是維特根斯坦的用法。或者，你認為是的？

《維特根斯坦和正義》

我認為是的。人類生命有多層次，依不同程度的隔絕性和關聯性展開，通過語言來顯示它們自身。但最終，我們難道不會想既在歷史上、又在規范上，堅持一種人類生活形式嗎？

漢娜·皮特金：首先，無論哪種方式，任何人都可以這么說。如果你選擇強調關系，那么顯然我們需要人類學來使這個對話更進一步。你不可能問自己：“我能想象在森林里一個人類部落（或群體，族群）具體不做X和Y這兩件事”，或者“沒有A和B的概念”。你大概感覺到“他們不太可能做……”但是你會驚訝于人類學家去到那時的發現，如果這位田野調查者確實精于自己的技巧并且深入換位思考那些人理解和行為的方式。但問題很快衍生出概念上的復雜性。例如，在“權威”的概念上，每個人都共有類似于“權威”的東西嗎？“權威”畢竟是個英文詞，有諸多拉丁語系的詞和它類似、關聯。但你知道在森林語言里是否有適當的詞語對應“權威”？如果沒有，是否證明在這群人中不存在一個關于權威的概念？

或者這樣問：是否不需要權威這個詞，也能擁有類似“權威”的現象？

漢娜·皮特金：正是如此。例如，當歐洲人在十七世紀到達美洲時，他們可能認為某個特定的部落沒有任何“權威”，因為印第安人不服從或順從，而且被人下命令時感到侮辱，因為他們認為一個真正的人為自己做決定。甚至一個領袖在軍事征戰時，也只會建議勇士們：這樣或那樣行事，很有可能是個好主意，然后這些話語會被“遵從”——這是他們最接近于一個類似于我們正在討論是否是“權威”的東西。對此最有用的回答是：“既是也非”。就此，你便可以探索在何種意義上是“是”以及在何種意義上是“非”。

這作為一種方法肯定是常見的。我就此想到，當論及政治理論在實現社會性轉化中的作用時，您比其他學者要更謙卑。

漢娜·皮特金：對，我是。

但您也確實認為，如果任何人要去做真正的改變，同等強調言辭和行動的“語言游戲”分析在政治中勢必會起到作用。政治理論能起到什么有限的作用，推動我們朝著更好方向前進？

漢娜·皮特金：它讓人們去思索，然后盼望最好的結果——關于那些他們會去做的事，以及他們從思考分散事件時汲取的東西。政治理論并不發掘全新的、或者超乎我們所知的事實。它更關乎闡明和深入我們的既有的思考，以及承認我們似乎隱隱約約知道、但又不想承認的事——這是用弗洛伊德的用語來說；或者我們大約朦朦朧朧知道、但不被社會回饋，以致我們不善加利用、或不愿處理的事——這是順著馬克思的思路來講。實際上，我嘗試過幫助他人更好地為自己著想。這并非易事，因為我們都有太多理由不去思考我們應做的事、或者我們知道的事。但是當然，人做什么終究還是由自己決定。

所以，它旨在解放思想，詰問常人從表象上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漢娜·皮特金：對，這預設了我真實的信條：我們心中存有太多無法共存的想法和活動。這種不相容性不一定會干擾我們的生活，或者甚至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干擾我們的思考。但是它干擾我們努力的效率，無論我們在努力什么；或者我們會在哪里。這些都是那種在我們意識邊緣的事。這正是你我開啟今日對話的題目：我母親對身體的關注。我們為自己制造了太多麻煩。政治理論在于政治，所以致力于在政治相關的事情上幫助人們。如此，我們將會想得更清楚，不是通過從我們的腦筋里“消除所有錯誤觀念”，而是相反地，通過承認各種各樣的誘惑、習慣、以及未經考查的問題，這一切與我們刻意追求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的種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