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綠色的三角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是最時髦的飾品。它被女孩們纏在包帶上，系在腰帶上，戴在脖子上。大部分時候，三角巾上印著的白色小字還可以被辨認出來：爭取合法、安全和免費墮胎權的全國運動（Campa?a Nacional por el Derecho al Aborto legal, Seguro y Gratuito）。

2020年12月30日，距離新年還有兩天，一片由綠色三角巾組成的海洋占領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國會廣場，阿根廷人把這一幕稱做“綠色浪潮（marea verde）”。將近兩萬名阿根廷女性徹夜守候國會的投票，她們不想再把關于墮胎的斗爭留到下一年。凌晨五點，參議院的決定傳到了大街上：以38票多數通過，阿根廷將立法保護墮胎權。歡呼聲一瞬間響徹黎明前的國會廣場，不同年齡和身份的女性互相擁抱、歌唱，流下難以置信的淚水。

2020年12月30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支持者在墮胎合法化法案通過后慶祝。

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師范學生Cecilia Lopez Dualde也在這人群中，震撼和驚喜讓她甚至幾乎忘記了流淚。“人們簡直瘋了，”她告訴我，“我們一直在等待，但我們發現我們根本不知道在那一刻如何反應”。廣場上全是系著綠色頭巾的女孩和閃閃發光的亮片。

“這是一個里程碑，但也是一場更大運動的一部分，”哥倫比亞大學拉美文化研究者Garciela Montaldo在播客節目中評價道，“這場運動的特征是年輕女性，特別是針對年輕女性的動員。”

距離Cecilia開始參加女權運動已經過去了10多年，她才終于看到墮胎權被寫入了法律。她還記得3年前，墮胎權法案首次進入參議院表決的那天，布宜諾斯艾利斯暴雨如注。而3年后的這一天，布市熱浪滾滾。“太美妙了，”Cecilia說。

阿根廷左翼-女權雙重運動的歷史語境

阿根廷最早的公開墮胎權提案出現在1973年。當年的總統大選中，來自PST（工人社會主義黨，為左翼社會主義黨Izquierda Socialista的前身）的兩名候選人搭檔Juan Carlos Coral和Nora Ciapponi在執政綱領中首次提出了要求“愛和墮胎的自由（la libertad de amar y abortar）”，Ciapponi也成為首個參選副總統的女性。然而很可惜，最終PST還是淹沒在了阿根廷最著名的領袖胡安·庇隆（Juan Peron）聲勢浩大的回歸之下，僅獲得了18萬張選票。

庇隆時代的阿根廷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在庇隆主持的經濟改革下，幾乎未受二戰波及的阿根廷經濟總量迅速發展到可以和發達國家相提并論，創造了整個拉丁美洲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同時，以親民形象示人、支持工人運動的庇隆治下，阿根廷也成立了同時期拉丁美洲組織最完善的工會系統，工人們享受的高待遇前所未有。然而，這一切在軍政府上臺后都將一一化為烏有。

1970年代的阿根廷風起云涌。流亡海外長達18年之后，庇隆在1973年終于回國。350萬人聚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埃塞薩機場迎接他，卻沒察覺到軍政府安插的狙擊手。槍手向人群開火，13人因此身亡、300余人受傷，史稱埃塞薩屠殺（Ezeiza Massacre）。短短一年后，庇隆暴病而逝，庇隆的第二任夫人伊莎貝爾執政兩年，復又被軍隊奪權：1976年，軍閥魏地拉上臺，阿根廷七年白色恐怖就此拉開帷幕。

在時代嘈雜的背景下，現代阿根廷的女權運動與左翼政治分頭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黃金年代。一批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看到了歐美女權主義在60年代的蓬勃發展，以西方的婦女解放運動為藍本逐漸開始發展阿根廷本地的女權運動。70年代早期，女權主義小組阿根廷女性聯合會（Union Feminista Argentina）、女性解放運動（Movimiento Liberacion Feminista）等相繼成立。

與此同時，依托強大的工會組織，阿根廷的社會主義政黨和泛左翼政治開始了高速發展。庇隆時期特殊的社會主義特征——包括國有化和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以及被高度動員的民眾——讓阿根廷左翼政治意識有了發展的基礎。而在軍政府時代，受美國影響，社會主義被污名化，左翼被大規模關押和屠殺，大部分左翼政治活動轉移到地下。而從軍政府時代復蘇后的庇隆主義聯盟實行了改良主義，與80年代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和托派聯盟劃清界限，也成功成為了兩大主流執政聯盟之一。但社會主義的脈絡仍通過托派得到延續，今天，世界上只有極少數國家有成建制的托派政黨，并在議會中擁有席位，而阿根廷就是其中一員。

阿根廷學者Marcela Nari以系統研究阿根廷女性運動歷史著稱，她在短文《女性主義覺醒》中指出一個關鍵問題：阿根廷女權主義的發展與激進左翼的發展難分彼此，1970年代也是左翼-女權雙重運動（double leftist and feminist activism）的萌芽時期。許多女性同時參與女權運動和左翼政治運動，這也允許了一部分女性議題進入了左翼政治框架。于是在1973年，阿根廷出現了首次在公開領域、由左翼政黨帶頭提出的墮胎合法化的嘗試，這盡管令人振奮，卻宛如曇花一現；就連提出這個議程的PST政黨，都并未把它當作一個核心議題。阿根廷的女權主義當下的規模和形式，則是在1983年軍政府垮臺、民主化以后，才慢慢形成。

以1984年布市首次婦女節大游行為分水嶺，被噤聲多年的女性領袖在媒體界、政界、獨立出版物中集中發聲，艱難打開著女性的言論空間。諸如Alfonsina和Feminaria這樣的雜志期刊為女性提供了平臺、也提供了討論女權主義思想理論的空間。1991年，在女性議員們的不斷斗爭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Ley 24.012）：每一次全國選舉中，各政黨必須保證提名30%的候選人為女性。同時，90年代阿根廷的LGBTQ運動逐漸崛起，同性戀、跨性別和變裝（travesti）等其他身份的女權主義者也加入運動，女權主義開始呈現多樣化趨勢。

1990年代，生育權利和母職成為了女權運動的中心議題，墮胎權當然也包含在這一討論中。但問題在于，依然沒有任何主流政黨對推動墮胎合法化表示興趣。

進入千禧年，阿根廷的女權運動終于漸入佳境。2001年阿根廷經濟危機期間，一大批女性被迫失業。為了生存，她們走上街頭，開始了被稱為“人民女權主義（feminismo popular）”的新時代，形成了諸多訴求不同、形態各異的草根女權組織。此時的女權運動不僅規模更大，還與左翼議程產生了根本上的呼應。阿根廷墮胎權法案的最終勝利，和這場思潮有直接的聯系。

人民女權主義

“人民女權主義”是理解阿根廷女權運動的重要脈絡，也是它今天能保持有機和強大動員能力的主要原因。

所謂的“人民女權主義”在拉丁美洲并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阿根廷甚至并不是最初的開創者之一。這1968年，墨西哥城發生震驚世界的學運慘案后，當時的“第二波”女權主義者們認識到女性運動不能脫離于其它社會沖突和社會現實而存在，她們希望與別的運動力量產生聯動，“人民女權主義”的概念開始萌芽。然而當時的女權主義者群體，尚未對自身的多元性進行深入反思，這樣的呼吁下產生的動員也比較有限。

但在千禧年前后，“人民女權主義”的意涵逐漸改變了。當原住民女性、混血和非裔參與到關于自身權益和身份的討論中來，女權主義者群體的階級和種族意識也隨之增強。而當性少數群體的聲音也擴大了，廣義的女權主義陣線變得越來越復雜，拉美的女權活動家們于是不得不思考一種新的敘述女權主義的方式。

恰恰在2001年，阿根廷陷入了民主化后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在阿根廷比索匯率與美元捆綁長達十年后，這一舉措嘗試挽救的嚴重債務危機并未得到緩解，反而一路惡化。當政的保守主義總統德拉魯阿限制購買外匯導致大規模資本外逃和銀行擠兌，大量阿根廷人上街抗議，與警方發生暴力沖突。最終抗議以大選提前、德拉魯阿乘坐直升機倉皇逃離玫瑰宮收場。

這些上街的人里，有一大部分是失去工作和生活來源的婦女。在全國性的反債務、反國際資本主義浪潮中，阿根廷女性的命運和廣義上的左翼聯盟緊緊聯系在一起，阿根廷的女權運動也從根本上向左翼轉向。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和反父權制相結合，在阿根廷的草根女性中形成了強大的動員。在她們之中，不可忽視的兩股力量是原住民女性和年輕女性。

從歷史角度說，原住民女性在此前的女權運動中幾乎是缺位的，但是她們作為一種符號不斷出現在20世紀的拉美民族意識當中。在學者戴錦華的分析中，20世紀60年代拉美的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浪潮，是從作為“強奸之子”的拉美民族，在歐洲白人殖民者父系與原住民母系之中，選擇了認同于代表被壓迫階級的原住民母系而發展壯大的。原住民女性，也作為一種拉美大陸長期被動、被剝削的文化象征形象存在。在21世紀，加入運動的原住民女性在人數上并非主力。然而她們的覺醒和參與，是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文化動員，是緊貼拉美本土語境的特殊實踐。

如果說過去參與運動的以職業女性和家庭主婦為主，千禧年后則是以學生為主的年輕女性承擔了中堅力量，她們接納了左翼政治的議程，主動將各種階級的女性、各種性少數群體和對女性權益關心的人團結到女權主義框架下。

這些年輕的阿根廷女孩們締造了整個拉丁美洲聲勢最浩大、議題最廣泛的女權主義運動。2005年誕生的全國墮胎權運動，讓綠色三角巾灑遍了全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綠色浪潮”，不斷向政客施壓，并在2018年首度把這項議案送進了眾議院；2010年代，她們與LGBTQ群體一起，接連讓同性婚姻和跨性別身份合法化。女孩們抗議生育權不自由，抗議殺害婦女，抗議婦女薪資不平等，她們的聯盟越來越壯大：可以說，只要有抗爭的地方，就有與女性議題出現。這些無所不包的議題滲透著女性生命的方方面面，與幾乎每一個女性有關：這是“人民女權主義”強大號召力的秘密之一。

2015年，在19歲女孩Daiana Garcia被裝在塑料袋里拋尸、14歲女孩Chiara Paez被男友殺害后，“一個（女性）也不能少”（#Niunamenos）運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爆發，并在3年時間內傳遍西語世界的幾乎所有國家，甚至成為了一種全球現象。2017年，Chiara Paez一案宣判其男友Manuel Masilla因謀殺被判處21年徒刑。但是運動沒有就此終結，女性們將動員延續了下去，與勞工運動和其他女性運動相結合，繼續發揮影響力。

起初，“一個也不能少”是一些女性活動家、藝術家、作家、記者等在社交媒體上發起的運動，但在第一次線下游行后，“一個也不能少”在拉美社會如同病毒一般擴散。運動開始后3年間，有四次以上的跨國女性罷工都與其相關，其中以2019年婦女節的大罷工規模最大，參與其中的國家有57個之多。

2018年6月，墮胎權法案首次在國會投票審議，15萬阿根廷女性從全國各地趕來，在大雨中的國會廣場集結，向國會施壓。雖然最后，法案沒有通過，“一個也不能少”運動和全國墮胎權運動合流形成的強大動員為兩年后的勝利埋下了伏筆。

新時代的阿根廷左翼政黨也在有意識地吸納更多女性議題，推動它的合法化。對于托派政黨來說，女性議題也是它今天最重要的政治資本之一，托派聯盟組成的左翼工人陣線聯合體（FIT-U）也成為了女權主義運動在阿根廷政壇和國會中主要的發聲筒。這樣有機的結合在70年代還是難以想象的。70年代，大部分社會主義政黨仍會把階級斗爭和女性議題分開討論，并且認為女權議題是次于階級的“二等議題”。為了選舉利益，一些左翼政黨會將女性議題印在選票上，但他們只在選舉臨近的時候才開始對女權主義感興趣。

今天，包括庇隆主義聯盟在內的各類左翼政黨及其青年組織在女性動員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阿根廷的激進左翼和托派政黨，雖然仍在政壇主流之外，但經過了數十年的更迭和動員，它們在今日大學生中的受歡迎程度一時無兩。同時，泛左派的庇隆主義聯盟也在積極地動員年輕人。深入到社區和學校的動員，讓更多年輕人熟悉女權主義、接受它作為一種日常，乃至時髦。

阿根廷的女權主義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可以說是不可分割的，而今天有關生育權利的勝利只是這個龐大討論和動員的冰山一角。

2018年8月8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參議院對墮胎合法化法案進行投票表決，阿根廷副總統兼參議長加布里埃拉·米切蒂（Gabriela Michetti）出席會議并發言。該法案的實施目的是廢除只允許母親在被強奸或身體狀況不佳的情況下墮胎的現行法律，將阿根廷婦女的墮胎權擴大。上個月，該法案以129票對125票的投票結果在眾議院獲得通過。

全國女性大會

今天的阿根廷女權運動，得益于越來越多年輕女性扛起大旗，擁有了更多樣的傳播平臺和更成熟的組織方式。在這其中，有一種尤為獨創的活動不斷賦予阿根廷女權運動新的生機：這就是孕育了2005年“綠色浪潮”的阿根廷全國女性大會（Encuentro nacional de mujeres)。這場一年一度，由草根女性自發組織的性別文化和性別政治活動，在拓寬性別討論邊界的同時，也在創造女性間的團結，并打破固有的女權運動框架、把理論帶向實踐。如今的阿根廷全國女性大會，已經是女權運動不可或缺的陣地。

2019年10月，我作為參會者來到了在阿根廷拉普拉塔市舉辦的第34屆全國女性大會現場。

“我們的文化遭到了壓迫”，一名來自阿根廷西北部多巴-孔（Toba-qom）族群的原住民女性在大會上說道，“Toba（本族群母語）被轉變成了一種外語。”她的族群正面臨語言滅絕的危機；作為原住民，她們的語言和領土被侵蝕的過程是危險的，而這時最需要女性團結起來共同保護原住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在發言最后，她請全場起立，教大家吟唱了一首母語的歌謠。在與一種長久被忽視的土生語言對話中，來自各地各民族的女性一同打著節拍、沉浸其中。

這里是2019年阿根廷全國女性大會的分會場：原住民女性研討會。位于拉普拉塔大學室內操場的分會場座無虛席，還有不少女性在后排站著聽會。而這只是本屆女性大會80多個分會場中的一個。

10月13日午后，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的拉普拉塔市中心被染成了綠色的海洋。從全國各地乃至臨近各國趕來的女性高舉手中的綠色三角巾，高喊著各種口號：“合法墮胎，無論何處（el aborto legal en cualquier lugar）”；“所有女性一起來，所有女性齊聲喊，不再非法去墮胎，為了生命來抗爭”。在一片女性搖旗吶喊、高聲吟唱的間隙，一群身著藍色工服的女性在廣場中央即興舞蹈，用身體展現出呼吸的節奏和釋放的情緒。

大游行——這是女性大會的高潮環節。各行各業的女性擠滿了拉普拉塔的大街，現場熱鬧非凡。街道兩旁，手工藝人自發組成的跳蚤市場售賣女性手工制作的鞋子、與女性相關的創意飾品、各種女性主義的手幅旗幟，以及遍布游行現場的綠色三角巾。

這些女性當中，許多人跟隨本地的左翼女權組織來到現場。不同女權組織有鮮明的旗幟和顏色作為區分：紫色旗幟的Pan y Rosas；紅色旗幟的Las Rojas；粉色旗幟的ISADORA。它們和阿根廷左翼工人陣線（FIT-U）旗下的黨派一一對應：Pan y Rosas對應社會主義工人黨（PTS），Las Rojas對應社會主義工人運動（MST），ISADORA則對應左翼社會主義黨（IS）。

游行現場還有不少其他組織的身影：我所在的布大文學院學生中心也組建了一支隊伍來到這里，她們扛著綠色的大橫幅。“那些人都是庇隆主義者罷了，”一名隊伍里的女孩和我說，語氣里帶著一絲輕蔑。

漫長的隊伍環繞了拉普拉塔市中心一圈，不知不覺已經夜幕降臨。ISADORA領隊的女孩手里拿著喇叭，一路高喊口號和歌曲，隊伍里扛旗和打鼓的姑娘已經換了好幾輪；到路程過半，姑娘們大多都已經聲音嘶啞。隊伍里也有為數不多的男性隨行，但他們僅僅負責參會女性隊伍的后勤。安排餐點、收繳餐費、當司機……男性不參與游行，也不參與會議討論，這是女性大會無需言說的規則。

阿根廷全國女性大會于1986年首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召開，最初的與會者只有1000人。到了2019年，破紀錄的20萬人涌入了拉普拉塔參會。而過去的2020年，這項延續了34年的傳統被新冠疫情打斷了，今年能否再度舉辦也懸而未決。

全國女性大會的34年，標志著女性群體解放自身、走向自治的歷程。不幸的是，阿根廷社會的主流聲音、乃至一大部分阿根廷人，對女性權益的態度都是冷淡、觀望，或干脆反對的。就連在阿根廷政壇活躍近20年的女性前總統、現副總統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都從未正面支持過合法墮胎權。首次嚴肅地討論并推動它進入主流政治議程的嘗試，是從2003和2004年的兩屆全國婦女大會開始的。

今年，抗議殺害婦女的“一個都不能少”運動如今已經進入第九個年頭，然而在2020年被謀殺的阿根廷女性數目甚至創下10年來的新高，達到了觸目驚心的219位。 

最近的悲劇就發生在今年2月，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18歲女孩Ursula Bahillo被前男友捅死。作案前，這名身為警察的嫌疑人向Ursula發出過死亡威脅，而Ursula在最后一次報案不久后被謀殺。大批憤怒的女孩們又冒著疫情的風險回到了街上，“還Ursula一個公道（Justicia por Ursula）”的標牌遍布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街小巷。

在最初創辦全國女性大會的時候，阿根廷的女性幾乎沒有可參照的范本：除了70年代墨西哥召開的全球婦女大會，就僅剩下1980年代初、拉美獨裁政府逐漸垮臺時哥倫比亞舉辦的拉美-加勒比女性大會。在嘗試的過程中，阿根廷女權主義活動家們想象一種獨立的、讓女性完全開放、自由、平等交流的空間。這些嘗試是本土化的，阿根廷女性通過自治（autogestion），打開了新的可能性。

阿根廷的女權組織實現了驚人的去中心化：由于每年舉辦的城市不同，全國女性大會的主辦方每年都會隨之更改，通常都是深度參與會議的社會女權組織。在大會最后一天的閉幕游行過后，參會女性將會投票決定下一年會議的主辦方。 “一個也不能少”運動，如同“MeToo”一樣，把它的名字借給了一切對殺害婦女問題感到憤怒的女性，以此為名的抗議在阿根廷遍地開花。今天，阿根廷的女權運動還表現出了驚人的多樣性（diversity）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提到阿根廷女性，人們往往聯想到的是白皮膚；但是原住民和混血女性不僅在運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她們的作用遠遠高于一個象征符號——她們把原住民文化中的哲學思想帶到了討論中，賦予了阿根廷女性運動自己的文化語境。女權運動和左翼政治的交融放大了這種交叉性，更多關注不同議題的女性能夠走到一起。在女性大會的分會場中，我們還能夠看到關于女性性工作者、老年女性、移民女性等等的討論。

學者Garciela Montaldo認為阿根廷女權運動已經在文化程度上融合了不同的女性社會訴求，而對文化的關注意味著對差異性的關注。在過去，這些訴求需要通過政黨來表達和統一；但如今，阿根廷的女性可以通過自身建立起關于差異性的討論，甚至還可以在不同時期的女權主義者之間建立代際溝通。這樣的文化，可以說和阿根廷女性的自治性互為因果。

時至今日，阿根廷全國女性大會的影響已經不僅局限于國境線內。出自大會的“綠色浪潮”啟發了鄰國智利的另一場“綠色浪潮”，那里的女性要求取消對女性墮胎的法律懲罰。2018年，墨西哥的女性也開始組織類似阿根廷的、多民族女性共同參與的全國女性大會。與阿根廷類似，墨西哥也是一個公民社會高度發達的國家，卻也在性別暴力的頑疾中掙扎多年。

“拉丁美洲并不是一個政治上或文化上的統一體，國家之間存在一些不同，但民族解放運動卻曾經達到了同步……”學者Garciela Montaldo舉例提到拉丁美洲許多類似的社會運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呼應和連接，“我認為阿根廷為拉美地區其他國家和女權運動帶來了啟發”。

尾聲

墮胎權法案通過的第二天，Cecilia坐在家里打開了前一晚的視頻。在她重溫她們的勝利時刻，以及閱讀其他女性分享的心情和故事時，她終于落下淚來。“那時候許多事情才開始向我涌來，“她說，“我們得到了法案。但就像昨天一樣，我還是無法相信”。

即使在歡呼慶祝的同時，Cecilia和同伴也清楚地記得這是屬于斗爭的日子：“我們不是來開party的，”她說。剛剛通過的這份法案，仍然有一小部分條款經過了和國會的妥協。但對她們而言，最緊要的是先把法案通過，“接著再繼續斗爭，去修改它”。

至于綠色三角巾，許多人現在還把它帶在身邊，掛在背包上。它成了運動的象征和紀念，如同三角巾屬于每個擁有它的人，這場運動也屬于每個參與過的人。“為了繼續爭奪那些我們仍未得到的權利，繼續反抗這個資本主義和父權社會所有形式的壓迫和剝削，我們將會變得更強大。”在法案通過幾天前，ISADORA雜志的12月刊登出了這樣一段話。女孩們仍在準備繼續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