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張志軍殺死親家一家三口案引發社會極大關注。

2019年1月10日，在爭搶被害人鄒朔之幼女鄒某的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張志軍與來到家中的女婿鄒朔以及親家夫婦鄒成海、楊會芬三人發生沖突。后張志軍拿出家中儲物柜里的尖刀，連續捅刺，先后致三人死亡。

2019年12月，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張志軍死刑，立即執行。張志軍上訴后，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改判為死緩。

由于判處死緩之后，只要不再實施故意犯罪，就不會再有可能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故而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之間，存在“生死之別”。因而，此次改判引起社會多方面強烈反應，持異議者甚多。4月12日，四川省高院回應表示，正在依法認真評查該案。

我國《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

事實上，一、二審法院均認為本案被告人“罪行極其嚴重”。根據判決書認定的事實，張志軍手持尖刀進行連續捅刺，短時間內連殺三人，具有殺人的直接故意和實際后果，其犯罪性質、犯罪情節以及人身危險性均極為嚴重。因而，判處張志軍死刑不存在爭議。

可對于是否要立即執行，一審法院認為張志軍犯罪手段特別殘忍，后果特別嚴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二審法院認為張志軍有自首、自愿認罪及被害人親屬諒解等從輕情節。且張志軍系激情犯罪，被害人方對矛盾激化負有責任。在捅刺被害人致其失去反抗能力后，未繼續加害，在現場等候警察，有認罪、悔罪的主觀心態。因而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對于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立即執行的條件如何，《刑法》并沒有明確規定，也難以詳細地一一列舉。就審判經驗而言，犯罪后自首、立功；被害人有較大過錯；犯罪人有令人憐憫之重要情形等是可以阻礙“立即執行”的重要因素。不過，是否立即執行還是要綜合考量案件各方面的情節因素。

在理論上，罪行極其嚴重的評價，包括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兩個方面，也就是“罪大”加“惡極”。罪大是基礎，關注的是危害行為和結果，而惡極則側重于人身危險性，重在犯罪動機目的以及認罪悔罪態度，但惡極必需聯系罪行來評價，而不是在罪行之外的單獨判斷，更不可只看部分表象。

被告人張志軍實施犯罪時，是持尖刀連續捅刺三人，且均為致命部位。在將三被害人均刺倒前，其沒有停手，直接造成三人死亡的嚴重后果。如果僅僅是為制止對方奪孩子，一般性傷害就可以達到目的，根本不必要連續刺死三人，故本案評價為罪大惡極并不為過。

在發生家庭糾紛的情況下，就算被害人爭搶孩子的行為激化了矛盾，也不足以被評價為刑法意義上的被害方過錯。爭搶孩子屬于正常的民事撫養糾紛，決不能成為殺人的理由，故不足以降低犯罪人應受法律譴責的程度。

犯罪后自首和自愿認罪雖然是重要的從輕處罰情節，但也不可絕對化。司法實踐中很多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并沒有因為犯罪后自首而獲得從輕判處。否則，就有可能使犯罪人逃脫應有的法律制裁。

此外，在二審中出現的被害人家屬諒解的材料是否能予以采納，同樣值得思考。在被害人及其父母一家三口被害后，哪些親屬能夠代表被害人提供諒解本就值得研究，即使有其他近親屬達成了比較一致的諒解，但其效力至少也打了折扣。

必須看到，死刑是典型的報應主義刑罰，其最能體現刑罰的威懾效果。在我國，歷史發展到今天，殺人償命仍然是一種被多數人認同的樸素的正義觀。堅持少殺慎殺的刑事政策，就是要在死刑適用的謹慎性和必要性上體現其威懾力。

說得再通俗一點，殺一個人因為有自首等從輕情節，或者可評價為激情犯罪，情有可原，可以適用死緩，但不計后果，連續殺死三人，造成滅門慘案，對這樣的犯罪改判死緩必須充分考慮民眾的感受，慎之又慎為好。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