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劍斌寫下《我去錢德勒威爾參加舞會》時，將自己對小說人物的情感維系在書名出處的這首詩上：“墮落的兒女們/人生對你們委實照顧/它給你們帶來戀愛的生活。”這首名為《露辛達·瑪特洛克》的詩歌是馬斯特司獻給祖母露辛達·瑪特洛克的，描述老太太在暮年時，回憶自己去錢德勒威爾參加舞會的那天，從此的人生都是“那場舞會的果實”。彭劍斌原想借這一句告訴小說人物，人生何其慷慨，愛情何其平凡。然而這是一句錯譯，后來被糾正為“生命對你們來說太強大了/它利用生活去熱愛生活”。

譯文語意上的捉弄，與命運和愛情何其相似。

安娜·卡列尼娜的愛情——至少在納博科夫看來——是場偉大的愛情悲劇。安娜則“不僅僅是女性的一個完美標本……有關她性格的一切都意義非凡、動人心魄；她的愛情也如此。”

她的愛情萌芽于火車抵達莫斯科的一刻：為調解哥哥婚姻的安娜準備下車，去接母親的伏倫斯基為她讓路，已經擦身而過，他卻“感到非再看她一眼不可……當他回過頭來看的時候，她也掉過頭來了”。安娜像在辨認他的臉一般親切地盯著他，“仿佛有一種違反她自己意志的東西在她的眼睛里和微笑中滿溢出來”。愛情在納博科夫所提出的“耳朵時刻”得到證實：回到彼得堡，火車一停，安娜就在人群中找到了丈夫卡列寧，最先驚訝于他的耳朵，“耳骨把帽檐邊撐了起來”。在遇到伏倫斯基之前，安娜生活在平靜的包辦婚姻中，生活在情感光譜微弱的一端。當她真正愛上一個人，這個和愛情無關的丈夫，長相向來如此，卻顯出了“冷漠且咄咄逼人”的樣子。卡列寧退化為隔閡的舊世界，新世界在伏倫斯基深邃、欣賞和持續的凝視中形成了。

比利時心理咨詢師埃絲特·佩瑞爾在自己的訪客中發現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婚外情是有關成長、探索和轉變的擴展性經驗，是一種自我發現。安娜的婚姻只是經濟利益的聯結，愛情一旦發生，只會在婚姻之外，還有些存在主義的意味。僅是受到與伏倫斯基相遇的觸動，回彼得堡的火車上，安娜放下了小說，在書中追尋別人的生活令她感到無趣，她想要自己的生活的欲望太強烈了。

納博科夫所說的扎實的道德本性也基于此，她本可以與伏倫斯基偷情以求全，但她選擇經受本不道德的上層社會的道德約束和社交輿論對情人、情婦的性別偏見的雙重脅迫，仍追求與伏倫斯基光明正大的愛情生活。更不用說，為此要忍受與孩子們離別的痛苦。她愛伏倫斯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可惜覺醒的自我無處安置，最終成為抵抗社會不公的犧牲品，用自殺實現了不必要的對伏倫斯基的復仇。

而愛瑪·包法利則一生都在試圖理解自己不曾身經的事情，也可以說，一直在企圖身經自己尚不理解的事情。所及與未及之間的落差，令她始終受著煎熬。當她對浪漫的追求與教規相斥時，她離開了修道院去過鄉間生活；對鄉間生厭時，夏爾出現了；與夏爾平庸的婚姻里，她與萊昂互生好感；萊昂離開后，羅爾多夫對她展開了熱烈的有計劃的追求，這段追求一度失控，走到了約定私奔的前一晚；被羅爾多夫拋棄的愛瑪，與萊昂重逢了，這段拾起的舊愛最終讓愛瑪感到，像另一場乏味的婚姻。

愛瑪經歷的每段感情，都是愛情的贗品。但與每一個男人初遇時，她都在他們身上看見了一種新生活的預示，期望這個男人將自己從絕望中拯救出來，包括丈夫在內。幸福理應是一株“特別的植物，移到別處就會枯萎”，發現遲鈍和麻木的夏爾不是適宜的沃土，在對自己的內心苦楚渾然不知時，愛瑪為他竟自以為讓她生活幸福而感到受侮辱，也為自己給他帶去的幸福感到厭惡。但夏爾求婚時，她只覺得自己攫住了“充滿詩意的天空中翱翔的神奇的愛情”。

羅多爾夫的追求伎倆最大程度滿足了她的虛榮心，她在他的甜言蜜語里舒展開來，像蜷縮、忍受、渴望的身體終于迎來了溫暖，與情人的短暫約會又如此猶豫纏綿，她終于“有情人了”！萊昂與她初識時，是她婚姻生活的縹緲汪洋上升起的白帆。他們聊得投機，但她更喜歡獨自思念他的快樂，就連萊昂本人的出現，也會干擾到“冥想的快樂”；重逢時兩個人對調情都比過去熟稔了，坐著一輛馬車從中午一路開到了黃昏，包法利夫人寫好的不能赴約的信被撕成碎片，扔出車窗外。這段關系就算不能使她真正忘掉羅爾多夫，也能緩解她“結了婚才犯的病”。

可惜愛瑪在這些婚姻之外嘗到的愛情，都不如當初書里讀到的“歡愉、激情、陶醉”這些詞語美妙。如果她能見見埃絲特·佩瑞爾，也許能被說服，這不是一個愛情故事，而是一個人生故事。將一段經歷和提供這段經歷的人區別開來，以擺脫帶來激情的同時也成為重負的婚外情。禁忌的愛情故事本質上就是烏托邦式的。愛瑪也許不愛男人中的任何一個，只是愛這段經歷，和這段經歷中的自己，“過慣了寧靜的生活，想嘗嘗動蕩的滋味”。

身處婚姻中的愛瑪既“想死，又巴不得能住在巴黎”。我們無法為她成為白日夢的意象而辯駁，但也不能無視這種追求本身也令她痛苦疲憊過。從羅爾多夫的情傷中恢復起來的愛瑪與夏爾去看歌劇《拉美摩爾的露西婭》，她想起了少女時代閱讀的司各特場景，但也明白了，幸福——年輕貌美時將終生托付給一個高尚可靠的男人——想必是種欺騙，“藝術夸張所渲染的激情，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她也為自己不夠愛夏爾而后悔。“從少女到少婦，從少婦到情婦，那些美好的時光已經讓她糜費殆盡了。”是什么讓她卷入這些是非苦難呢？她沒能從失敗的愛情里找到回答，只用自殺為自己求得了解脫。

凱蒂經歷過非常接近包法利夫人的時刻。幸運的是，得益于相較從前更平等和開放的社會環境，或得益于對女性人物的命運安排相對慷慨的毛姆，她從一個專注于自我、寄情于情人的妻子角色中蛻變了，并且也成了三角關系中的幸存者。

《面紗》的故事是從一個偷情被暴露的下午開始的，丈夫瓦爾特給了凱蒂兩個選擇，陪他去治療瘟疫，或是和他離婚——只要情人唐生能同時離婚并在一周內娶她。凱蒂懷著極大的信心去告訴唐生這個好消息，又帶著破碎的心踏上了陪伴丈夫遠行的旅途。

毛姆很快讓這段婚外情吿敗，并以此將兩個人分隔開來。不受外部阻力或道德審判就失敗的婚外情，可謂感情本身的失敗。刻畫凱蒂軟弱的筆墨落在她看清一切，為之震驚和羞恥，卻依舊為唐生以淚洗面。“她荒謬地渴求他的愛。當他棄她不管的時候，她幾乎快要死了。”“要是他重新向她發出召喚，她會無所顧忌地回到他的懷抱，雖然現在她知道他是什么樣的人。她愛他，哪怕他曾經出賣了她，拋棄了她，哪怕他再對她冷漠無情。”

凱蒂和瓦爾特的關系也沒有因瘟疫之行得到緩和。凱蒂仍然不愛丈夫，盡管他從一個不起眼的細菌研究員變成了瘟疫孤島上備受贊譽的天使，重新認識他，敬重他，甚至畏懼他；凱蒂也沒有得到原諒，哪怕在他臨死之前，哪怕她懷著的也可能是他的孩子。

愛情和婚姻同時被摧毀讓她感到無處可依，但現實的世界也將凱蒂從情感糾葛中解放了出來。瓦爾特是志愿去治療收容在修道院的病人的，凱蒂也擔起了志愿照顧收容在修道院里的孩子的責任，她感到自己煥然一新。很久沒有想起唐生這個人了，即便想起，也是作為希望得到瓦爾特原諒時，一段避不開的過去，“一個蠢女人的紅杏出墻又能怎么樣？”當她獨自返回英國時，她已對舊情如釋重負，幸免于生命遭受的威脅，“盡管未來模糊不清……自由讓她對未知充滿了勇氣”。

如此高光的時刻卻不是故事的結局！她被唐生的妻子接去家中照顧。對唐生趁虛而入的無恥糾纏，凱蒂先斷然拒絕，但當他的胳膊緊緊摟著她，“她感覺自己是一個迷路的小孩，現在終于安全地回到了家……她的精神融化了，身體里只留下了膨脹的欲望”。這段三角戀愛經歷了種種變故，本質卻沒有變化，瓦爾特愛慕凱蒂，凱蒂服從唐生。它能借此維持下去，也只能在這樣畸形的生態中維持下去。

直到凱蒂建立起自我填補愛情的空缺，徹底離開唐生，才得到了真正的幸免。這些文學中的女性，都經歷過波伏娃所稱的“受騙了”的時刻，被虛假瘋狂的信念誤導，扮演自身非是的角色。走出愛情強大的幻覺，經過斗爭找回自己的自尊，都需要提起十足的勇氣。所以，試著贊美這遭損毀的愛情吧。

“以及重重迷失、消散又返回的柔和之光。”

又及，最好還要記得埃絲特·佩瑞爾的“街燈理論”，在對的地方（有真相）而非亮的地方（最容易）找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