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第一代搖滾樂隊大多是在上世紀八〇年代末組建的，解散于九〇年代初。這批樂隊留下了一些故事，沒能留下聲音，相關的音樂人如今真正具備全國影響力的只有李泉。下這個結論未免有點諷刺，因為李泉的影響力與搖滾樂無關，雖說李泉簽約的第一家唱片公司“魔巖”是以“中國火”系列的搖滾樂起家的，雖說“魔巖”的母公司“滾石”的英文名字是Rock。

李泉簽約的第一家唱片公司“魔巖”是以“中國火”系列的搖滾樂起家的。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李泉1992年與“魔巖”簽約，之前他組過幾支搖滾樂隊。這段“地下經歷”夾在古典音樂比賽機器與流行音樂唱作者之間，在李泉的整個音樂生涯里極不起眼。公開場合上，李泉很少主動談它，偶爾聊幾句，通常不會展開。

我只是在倪重華的《鏗鏘真言》一書中見過一個例外，李泉的幾組相關回憶被整理成了一篇文章，題為“李泉：上海第一場搖滾演唱會”。因為負責整理的是臺灣作者，“黃浦體育館”被誤植成了“黃埔體育館”；還有一些內容與史實相左，應該是李泉記錯了。譬如他說，“新開發——’90上海現代演唱組首演”是“上海第一場官方認可的搖滾演唱會，也是唯一的一場，在那之前或之后，搖滾樂始終是underground，只能在pub演出”。光是這句話就存在三處問題，我會在下文中詳加考察。

倪重華《鏗鏘真言》。

本文的寫作主要依據文獻，對照我新做的一組采訪。借由對李泉的回望，希望能對上海的第一代搖滾樂隊以及搖滾樂在這座城市的早期傳播有一些爬梳與思考。

1

李泉1969年出生在上海，四歲學鋼琴。啟蒙老師是他的奶奶，教了兩年，感覺這個小孩有潛力，便找了專業的老師刻意培養。1980年李泉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屬小學。算起來，他進“附小”時已經十一歲了，這歲數，平常的小朋友應該讀四年級了。在《鏗鏘真言》一書中，李泉這樣回憶道：“我就在小學二年級時，進入這個音樂訓練營，一路從附小、附中，念到大學。”看情形，他是在常規的小學里讀了兩年，然后通過選拔進了所謂的音樂訓練營，成了一個國家培養的古典音樂比賽機器。而今次與他采訪，他說“二年級”和“四年級”都沒有錯，前者是指進“附小”的課余班學習，后者是他正式考入“附小”成為全日制學生的時間。

李泉入校時，“附小約有七、八十個學生，老師就有二百名，從早上起來吃什么點心到晚上吃什么飯，老師們都得管，全部一套國家系統”。這套系統，再加上父母常年不在身邊，為他的青春期注入了一些叛逆的因子。他在許多訪談中都流露出類似情緒：練琴很痛苦，平常每日要練五六個小時，比賽之前則是七八個小時；音樂奪走了玩耍的時間，在十四歲之前他很討厭音樂。

十四歲（1983年）李泉進了“上音附中”，班上有一位香港同學，寒暑假之后會從香港帶一些流行卡帶回來。他從此喜歡上了港臺流行歌曲。幾年后，他發現自己愛聽的譚詠麟、林子祥、陳百強，有些歌其實是從日本、歐美翻唱的。尋著這些痕跡，他聽了很多國外的新鮮玩意，搖滾、電子、爵士也包括在內。這時期，音樂不斷地給他帶來快樂，以至于他后來在與高旗的對談里下過這樣的結論：“我現在喜歡唱歌彈琴，都是那個時候，就是練琴覺得枯燥的時候偷偷摸摸，在那兒，摸個五分鐘十分鐘的流行歌，能夠唱出一首我磁帶里聽到的、自己喜歡的歌，那個就是我的所有生活一個最快樂的事情。”這件事情先是自彈自唱的個體行為，后來發展成了與音樂學院的異類一起組樂隊的叛逆之舉。

2006年李泉接受《大道》雜志的采訪，提到自己先后組建過七八支樂隊，而最早的那支名叫“黑蝙蝠”。他認為自己從小接受的是白天鵝般的教育。他有一段話隱約指向了樂隊名字的由來：“可是那是最叛逆的時候，我不要做白天鵝，要做黑蝙蝠。”關于叛逆，李泉后來在四川衛視的《圍爐音樂會》上提供了更通俗的解釋：“在我們那個時候的上海音樂學院，如果你去唱流行歌，是要被老師罵到根本不行。”當時唯有一位老師例外，不但不責罵，還給予鼓勵。這位老師叫李蘇友，不僅將“黑蝙蝠”捏合成形，還是李泉最早的經紀人。

李泉接受《大道》雜志的采訪，提到自己先后組建過七八支樂隊。

有關“黑蝙蝠”，目前找到的最早的媒體報道出自《上海文化藝術報》。1990年3月9日，該報發表了石席生的文章《新街邊仔·黑蝙蝠·羅大佑》。石席生本名張軍，時任上海電視臺一臺《大世界》節目的編導。在上世紀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的申城，石席生是相當活躍的搖滾樂推手。他的這篇文章把男孩團體New Kids On The Block當藥引子用，從美國寫到上海：“黃陂路，這條街邊展覽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現代繪畫和雕塑，最近一個靜謐的夜晚突然爆發出一陣陣騷動不安的音響。上海的‘新街邊仔’組織——黑蝙蝠演唱組，在青鳥琴行的支助下，在一間不到廿平方的空間，沒有酒、咖啡甚至沒有一杯白開水中‘干干凈凈’誕生，成員大都來自上海音樂學校，合成器力量較強。”

有關“黑蝙蝠”，目前找到的最早的媒體報道出自《上海文化藝術報》。鐵匠 翻拍

引文中的“黃陂路”應為“黃陂北路”，“現代繪畫和雕塑”都和上海美術館沾邊。上海美術館1972年遷至黃陂北路226號（已拆，今上海大劇院），1986年搬回南京西路456號，此后，黃陂北路226號的建筑一部分劃歸上海美術家畫廊，一部分給了上海市群眾藝術館。“黑蝙蝠”當年就在群眾藝術館內排練，所以會“爆發出一陣陣騷動不安的音響”。允許搖滾樂隊在此排練的并非群眾藝術館，而是引文提到的“青鳥琴行”，更確切地說，是上海大眾文化藝術公司，是該公司的老板張亦兵。

上海搖滾的老前輩周紫峰。攝影 鐵匠

上海搖滾的老前輩周紫峰當年和李泉一樣，會去黃陂北路玩音樂，在他的記憶里，“大眾文化”算是最早的一批民營文化公司，辦公室就租在群眾藝術館里。青鳥琴行隸屬“大眾文化”，店鋪開在虹口區的山陰路四川北路口。周紫峰記得第一次去青鳥琴行是被好友聶鈞拉去的，見到了滿屋子的進口樂器，包括Washburn的吉他，Yamaha、Korg的合成器。進口的電聲樂器當時在中國大陸屬于嚴重緊缺的物資，民間市場幾乎沒有，即便是國有文藝院團有意采購，也需要批條子、動用外匯儲備。而民間人士組搖滾樂隊，想要擁有一把進口設備，通常會發動海外關系幫忙代購。1989年3月31日的《上海文化藝術報》，頭版刊登文章《上海有支“老外”樂隊》，里面提到五個在滬工作的美國人是如何解決樂器難題的：“易納德和艾克立本來相識，在紐約時曾一塊搭檔演唱，分開后先后來到上海，一日在希爾頓飯店相遇，又萌發了組織樂隊的念頭，于是找來了其他三位音樂愛好者，并立即從香港買來電子琴、電吉它和架子鼓。”

上海有支“老外”樂隊。

周紫峰當年可沒有老外的資源以及財力，他被青鳥琴行那一屋子奢侈品震住了，當場答應了聶鈞，要辭職來“大眾文化”上班，同他一道搞搖滾樂。周紫峰始終沒有摸清楚張亦兵的門路，只知道這位大善人在販賣樂器之前是電影圈的，參演過電影《血，總是熱的》。

張亦兵的血的確很熱，他的文化公司在1988年的夏天聘用了一批樂手，讓他們帶薪搞搖滾樂，組建了“大眾人”樂隊。彈鍵盤的聶鈞擔任隊長，他和周紫峰保留著當年的工作證，職別上填的是“演奏員”，而所謂的工作其實就是排練，后來加了一些商演。李泉與聶鈞是“上音附小”的同學，正是這層關系將李泉帶到了黃陂北路的排練房。李泉說當年還挺羨慕聶鈞，有這樣一個據點。而“黑蝙蝠”通常是在社會上租的地方排練，樂器也是租的，租金來自演出的酬勞。他記得“黑蝙蝠”去黃陂北路只是偶發事件，在“通利”沒開之前，青鳥琴行的確給過他們一些幫助。

李泉提到的“通利”是香港的通利琴行。1992年通利琴行與上海萬里琴行合資，正式涉足內地市場，算是給上海的搖滾樂手升級設備開了一條昂貴的口子。李泉記得，通利入滬之后，他和好搭檔安棟經常去通利的大堂演出，隨便唱一點新排練的作品，借此機會摸一下那些進口樂器。而他真正擁有的第一臺鍵盤，還是1992年與魔巖唱片簽約之后，讓公司從臺灣購置的。

《每周廣播電視》對金武林和黑蝙蝠的報道。

石席生之所以在報紙上為“黑蝙蝠”發聲，起因是：“在為上海電視臺制作《為上海母親河》專題文藝晚會的錄音棚里黑蝙蝠第一次顯示了自己的實力。”石席生參與了那臺晚會的編導制作，他記得李蘇友當時是“黑蝙蝠”的經紀人。石席生和李蘇友、《上海文化藝術報》的編輯黃石那時過從甚密，都熱衷于為搖滾樂起起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電視晚會，歌唱類節目都是假唱，錄制過程分為錄音和錄像兩步，錄音在前。石席生有寫日記的習慣，我請他查閱了1990年的日記，在3月7日，他這樣寫道：“錄像《為母親河》主題文藝晚會到夜十一點。”石席生引介“黑蝙蝠”的文章是3月9日見報的，一天的間隔不符合周報的制作周期，而且文中只提了錄音棚，所以我推測這篇文章是在“黑蝙蝠”為晚會錄音之后錄像之前完成的。

我調閱了1990年的《每周廣播電視》，能查到這臺晚會是3月18日晚八點在上海電視臺的八頻道首播的。還有一篇文章預告了晚會大致內容，文中沒有出現“黑蝙蝠”的名字，但是有介紹他們的節目：“金武林和他的演唱組則以搖滾樂形式展示了諾斯特拉達姆斯預言——400年后人類之敵將在海邊筑起城堡……”

參與晚會錄制的黑蝙蝠樂隊陣容。

“黑蝙蝠”當年獻唱的作品，石席生在《新街邊仔·黑蝙蝠·羅大佑》一文中這樣記載：“《可怕的預言》由李蘇友作詞，小譯作曲配器演唱……這首歌是中國北方派風格，和上海的都市溫文爾雅有點格格不入。”《可怕的預言》后來被1991年第1期的《通俗歌曲》雜志收錄在“歌海采珠”這個欄目，有完整的簡譜為證，曲作者的名字寫的是金武林。由此可見，小譯是金武林的筆名，在電視臺的那次亮相，小譯簡直是樂隊的帶頭大哥。

“黑蝙蝠”存世的資料極少，連樂隊具體成員也沒有指明。好在石席生當年的文章見報時配了一張“黑蝙蝠”的全家福。我在照片的最左端認出了安棟，儼然是作曲編曲一代宗師的坐姿；左二站著李泉，肩上扛了一架鍵盤，三七開的發型，容貌英俊；最右端站著金武林，襯衫外面套了一件羊毛衫，頭發燙過，像八〇年代的奶油小生，再看他身上背的，顯然是樂隊的吉他手；此外還有六人，包括了一位女性，一個老外。這九人便構成了1990年3月時的“黑蝙蝠”在電視臺錄音的陣容。而九人的龐大規模在當時的上海搖滾圈真的不算離譜。“太陽同伴”九人，“藍森林”十人，“學士”九人，“女子”七人……我在翻看了兩本上海搖滾樂的演出節目冊之后，難免有一些困惑，好像那一代的搖滾樂隊在起步時要靠人海戰術才能站得穩。

在石席生之后，接著為“黑蝙蝠”起哄的是黃石。1990年4月20日，他在《上海文化藝術報》發表了文章《上海演唱組——地下潛流》，里面提到：“為搖滾樂奔走求告的李蘇友終于撮合起‘黑蝙蝠’樂隊，月前在電視上唱過一首北方派搖滾《可怕的預言》，力圖表現對環境惡化的不安。”

黃石和石席生都為“黑蝙蝠”的曲風貼了一個“北方派”的標簽。三十一年之后，石席生說《可怕的預言》“寫得挺好聽，是重金屬風格的”。眼見重金屬早在1990年就登陸上海電視臺，還與主旋律晚會發生了關系，這著實讓人吃驚。石席生卻輕飄飄講道：“搖滾樂當年在電視臺不是禁忌，倒是男的留長發比較討厭，不過也有解決的辦法，讓他們把頭發扎起來。”可惜收錄了“黑蝙蝠”的那卷錄像帶如今卻是失蹤了；石席生幾年前去電視臺的庫房里翻了許久未得，讓他抱憾的是，那卷錄像帶里還存著他采訪市府領導的珍貴影像。

周紫峰看過“黑蝙蝠”的排練。他認為李泉和金武林當年玩的不算重金屬，頂多是硬搖滾，包括金武林同時期組建的“特混”樂隊，在“新開發”的舞臺上演的都是類似Bon Jovi的曲子。

四分之二樂隊在新開發預演節目冊里的介紹（葉虧夫收藏，張予供圖）

“新開發”的時候，“黑蝙蝠”已經解散了，這是我在音樂人葉虧夫收藏的一本節目冊里找到的答案。這本油印的節目冊是《音像世界》雜志社為了1990年6月2日“新開發——上海演唱組首展”而制作的，當時參與演出的共有九支樂隊，“黑蝙蝠”不在其列，它的成員分裂成兩個陣營，李泉、安棟組建了“2/4”樂隊；金武林找了東北的吉他手張克威另組“特混”樂隊，預演時是沒有鼓手的二人組，到了七月底的正演才形成四人的完整形態。“2/4”和“特混”的經紀人都是李蘇友。這些信息在節目冊里不難找到，此外，還能讀到這段文字：“‘2/4’演唱組是原為‘黑蝙蝠’演唱組，成立于1989年3月23日，曾多次參加電視臺的文藝晚會，如演唱英文版的《大約在冬季》；演奏日本電聲樂曲《中國木帆船》；以及與金武林合作的搖滾歌曲《可怕的預言》，后因吉他、倍司手的離去，演唱組只剩下1/2人，故取名為‘2/4’，意為只是一般演唱組的一半……”

單看引文，金武林應該不是“黑蝙蝠”的初創成員，或許都不是正式成員。事實上，他與“黑蝙蝠”的關系僅限于《可怕的預言》那一次合作。按照李泉今次的回應，“黑蝙蝠”的正式成員只有四位，他和安棟來自上海音樂學院，樂隊創建之前，因為沒能在學校里找到合適的吉他手和貝司手，李蘇友從社會上物色了兩位人選。而李蘇友同為金武林的經紀人，所以有時會對“黑蝙蝠”做一些臨時的搭配。

“新開發”正演的節目冊內頁。

李泉已經想不起來1989年3月23日那天發生了什么，但是這個日子在文獻里既然與樂隊的組建有關，那必然指的是“黑蝙蝠”。因為“2/4”是在“黑蝙蝠”被動減員的廢墟里走出來的，而“黑蝙蝠”1990年3月時還在電視臺活動呢。

那么“黑蝙蝠”是何時解散的？1990年5月11日，《上海文化藝術報》發表了石席生的文章《春季備忘錄》，其中有這樣一段：“談起上海，尚能侃一陣的只是七個自由組合的演唱組開始要搞活動促交流。上海存在的七個演唱組都有相當感情色彩的名稱——‘黑蝙蝠’、‘電熨斗’、‘重點工程（原太陽同伴）’、‘內部（清一色外國人）’、‘學士’、‘藍森林’和‘女子’，大概還要成立重金屬搖滾樂隊。”“搞活動促交流”顯然指的是“新開發”，石席生列舉的活動對象包含了“黑蝙蝠”，說明在他寫稿時“黑蝙蝠”應該還在運作。解散之事多半發生在1990年5月中下旬。至于解散的原因，李泉是這樣回應的：“‘黑蝙蝠’嚴格來說是李蘇友的產物，他把‘上音’的幾個搖滾樂小團體匯總在了一起，我們這些人的糅合度沒有那么高，所以過了一段時間，自然而然就散了。”

2

1990年，李泉除了組建“2/4”樂隊，還和上海的另外兩支搖滾樂隊有合作。在“新開發”6月2日的預演場，原本清一色由在滬工作的老外組成的“內部”樂隊，因為鍵盤手易納德退隊，特別邀請李泉來助陣。幫同行彈鍵盤，這種事情后來在“新開發”7月底的正式公演上又發生了。翻開正演的節目冊，可以在“重點工程”樂隊的構成介紹里見到李泉的名字。“重點工程”的前身是“太陽同伴”，樂隊的頭領葉虧夫記得，邀請李泉是臨時幫忙的性質，因為樂隊當時沒有鍵盤手，而《勃拉姆斯》這首歌需要一段鍵盤演奏。

在李泉的印象里，他跟“內部”是1990年開始合作的，玩了有一年多時間，而“重點工程”純屬客串。如果把這兩段也加進李泉的搖滾簡歷，那么算上“黑蝙蝠”，李泉起碼參與過四支搖滾樂隊。這只是有文獻為證的統計數字。這些文獻的產生大多得益于“新開發”的舉辦，換言之，如果不是上海在1990年的夏天舉辦了這樣四場（預演一場，正演三場）搖滾樂公開演出，后世回顧上海的第一代搖滾樂隊時，面對的將是一筆筆有口無憑的糊涂賬。

說到“新開發”，就沒法忽略李蘇友的貢獻，此人之于“新開發”，如同張亦兵之于青鳥琴行，是一系列故事的線頭。李蘇友1978年畢業于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并留校。李泉就讀“上音”的時候，李蘇友是該校音像資料室的主任。還是學生的李泉、安棟、金武林，好不容易在學校里碰到一個老師級別的人支持流行音樂，都很愿意追隨他，常常是朝夕相處。

李蘇友想在上海辦搖滾演出，其靈感來自媒體上的一篇報道。具體是哪份報紙他記不得了，印象中是一個整版，暢談了崔健、劉索拉在北大食堂演出的盛況。“新開發”在籌劃之初與本地的《音像世界》雜志達成了某種共識。早在1990年頭上，《音像世界》雜志社于寶島酒店辦過一場沙龍活動，出席者為上海歌壇的孱弱現狀焦慮、不滿。正如黃石后來寫文章自嘲的那樣：“盡管上海歌壇總想跟著北京，最好能有樣學樣，可是北京那幫搞搖滾的朋友搞到發熱流汗，上海連一個噴嚏都打不出來。”

“新開發”預演的通知書（葉虧夫收藏 張予供圖）

包含了上海不能缺席的宣示意味，1990年6月2日下午一點，“新開發”在云峰不夜城的八樓達華歌舞廳進行了預演。來看現場的觀眾大多帶著一份粉紅色的通知書。因為是地下演出，打著沙龍活動的名義低調舉辦，這張通知書相當于邀請函，或者說門票。在通知書的末尾，能見到本次活動的聯系人，印了《音像世界》的時任編輯王鐵城、丁夏的名字。但是據這兩位回憶，他們當年并沒怎么出力，前前后后都是李蘇友在張羅。

演唱會的廣告上還標注了“特邀美國搖滾樂隊演唱伴奏”的字樣。

總共有九支樂隊參加了那場預演，都是上海樂隊，上海的定義比較寬泛。譬如“內部”雖然是美國樂隊（1989年，本地歌星肖夏、周海平開演唱會，“內部”作為嘉賓亮相，演唱會的廣告上還標注了“特邀美國搖滾樂隊演唱伴奏”的字樣），但這些老外都在上海工作；“特混”樂隊的成員雖是東北人，但主腦金武林在上海發展。這種寬泛也透露出一絲無奈，上海當時的搖滾樂隊數量有限，水準良莠不齊。李蘇友記得，當年為了湊成“新開發”這一桌的菜可費了不少周折，包括辦預演，其實也是為了之后的正演選角。

有三支樂隊（“龍”“藍森林”“內部”）在預演后沒能被李蘇友選入七月底的正演名單。李泉、安棟、金武林的入選是實力使然。不要忘了，李蘇友當時是“2/4”“特混”的經紀人。這兩支樂隊還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核心成員都畢業、就讀、肄業于上海音樂學院。這樣的背景在上海的第一代搖滾樂隊里并不稀奇，“電熨斗”“女子”也可以貼上學院派的標簽，或者按照李泉的說法，稱為學院叛逆派。

“新開發”的事后報道，如果有配圖，必然配的是“女子”的現場照片。

或許因為是一支純女性樂隊，“女子”當時頗受滬上媒體的優待。我在翻閱文獻時，發現了一個蠻有趣的細節，報紙上但凡有“新開發”的事后報道，如果有配圖，必然配的是“女子”的現場照片，好像非這樣不足以中和掉搖滾樂的戾氣。關于“女子”，有些資料是樂隊的主唱兼吉他手徐鳳霞后來上傳到B站的。“女子”1988年春天在上海組建，最初的排練地點是國泰電影院。1989年上海電影文藝沙龍在國泰背后盛開，“女子”成了沙龍的駐場樂隊。這份履歷可以在李捷的文章《夏夜淮海路風景》里聽到類似吉他Feedback的回授：“淮海路茂名南路口。上海電影文藝沙龍。夜總會的大型霓虹燈十分耀眼。這是上海第一家’夜總會’……方桌上點著蠟燭，舞池里人頭攢動。清一色的女子電聲樂隊將樂器撥弄得震天響。她們都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畢業生，白天在專業團體上班，晚上來這里演奏。”

這篇文章發表于1990年8月的《上海文化藝術報》，時間上滯后于“新開發”。但在“新開發”之前，上海無疑是辦過一些搖滾演出的。這些演出有一些甚至是涉外項目，如果沒有官方認可是根本不可能成行的。譬如1986年5月冰島的“樂天者”（Stuemenn）樂隊受邀在中國巡演，上海是其中一站；同年8月，美國的女子樂隊“希洛克”（SheRock）在靜安體育館演了六場。1987年6月日本的“龍童組”（竜童組）在文化廣場演了三場；同年10月，西德的“巴普”（BAP）在上海體育館獻唱。這些公開售票的搖滾演出當年還被申城的各大媒體報道過，有跡可循。所以，李泉在《鏗鏘真言》一書中說“新開發”是“上海第一場官方認可的搖滾演唱會，也是唯一的一場，在那之前或之后，搖滾樂始終是underground，只能在pub演出”，未免有點夸飾。

1990年7月25日《解放日報》在第8版刊出“新開發”的廣告。

“新開發”絕對不是上海的第一場，更不是唯一的一場。在那之前或之后，搖滾樂在pub之外的大型場館演過，在大學校園也演過。“太陽同伴”樂隊在八〇年代末的上海有過幾輪大學巡演，時任吉他手的周紫峰記得，最早的那場是1987年10月在交通大學。同年10月16日的《上海文化藝術報》為這場演出登了一篇報道。兩年后，《人民日報》在介紹“內部”樂隊的新聞里有更為拓展性的記載：“因為組織樂隊純屬自娛自樂性質，故取名為’內部樂隊’，但名聲傳出，一些外國駐滬機構、中外合資企業以及大學的外國留學生紛紛邀請他們去演出。”這段引文與周紫峰的回憶相互佐證。在周的印象里，無論堅持原創的“太陽同伴”，抑或是擅長翻唱的“學士”，當年都不缺少演出的機會，大學的文藝社團會主動來邀請。有一次，“太陽同伴”和“學士”還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合作過一個拼盤，各演半場。

八〇年代上海的涉外搖滾演出在《新民晚報》上有跡可循。

真正讓那代搖滾樂隊頭痛的是錄音這件事。錄音的門檻特別高。專業的錄音棚通常只跟唱片公司、廣播電臺、電視臺、國有文藝院團打交道，而民間的錄音器材、收聲環境與之差距實在太大。這種差距要等到數碼技術普及后才縮小到可以忍受的程度。“太陽同伴”的頭領葉虧夫記得，他在1986年之前習慣把原創作品油印成歌本，送朋友，也給過同行，這就算是發表作品了。而自制的錄音小樣因為效果不佳而羞于公開。

沒有合格的錄音，葉虧夫把歌曲油印成地下雜志，以此發表作品。鐵匠 攝影

“太陽同伴”還有過一次去正規錄音棚的奇遇。那是樂隊的好友黃石幫忙拉來了五位數的贊助，一位專業劇團的作曲家承接了這個項目，收了錢，問樂隊要了十首原創作品的歌譜。等到“太陽同伴”一行人接到錄音通知，來到遼寧路46號的錄音棚，他們這才發現所謂錄音只是錄人聲，樂隊連一點參與的份額都沒有，因為制作人不僅編寫完了總譜，還把演奏的事宜打包給了他請來的所謂專業樂手。這就好比是自己買了煙花，卻只能站在一旁看別人燃放。“太陽同伴”花了錢，錄了一個禮拜，錄了一張幾乎和自己無關的專輯，還無法修改；音質雖然得到了提升，可結果還是束之高閣。

“太陽同伴”1980年代末留影。鐵匠 翻拍

多年以后，葉虧夫成了一名基督徒。他相信音樂的確據是聲音。“太陽同伴”只有故事沒有聲音，是一大遺憾。而讓他念茲在茲的遺憾，何嘗不是那一整代上海樂隊的傷痛。所以回想起參演“新開發”的動機，葉虧夫承認當時的確期望通過這個舞臺能被音像公司相中，他認為這種想法當年是具有普遍性的。可沒有一支上海樂隊如愿。上海的搖滾樂隊正式出版第一張唱片要等到1998年的鐵玉蘭樂隊。

“新開發”是上海原創搖滾樂的第一次集體亮相（張予 供圖）

關于錄音，還有一點歷史迷思。我在1990年6月9日出版的《每周廣播電視報》的第4版讀到了徐冰的文章《上海演唱組首展寫實》。文中提到6月12日的《上錄音樂萬花筒》將播出“新開發”預演的錄音。徐冰時任《上錄音樂萬花筒》的編輯，我將這則新聞的剪報發給他，試圖喚醒他的記憶。他說當時在節目里播的內容一部分是他現場錄制的，還有一部分是樂隊交給他的小樣；可惜電臺的節目當初都是開盤帶，為了節約，一貫反復使用，基本上都沒有留檔。而電視臺雖說拍攝過“新開發”的片段，還播了新聞，也許同樣沒有留檔。所以我們現在想要了解“新開發”正演的流程、現場出了哪些狀況、觀眾是何反應，只有去讀陶辛寫的一篇現場報道。這篇文章刊發在1990年12月出版的《歌迷》雜志上，有三四千字，妙就妙在它是一部流水賬，相當于給后世留了一個“新開發”的故事提綱。

徐冰的文章《上海演唱組首展寫實》。

關于李泉被安棟放鴿子的事件，陶辛是這樣記載的：“‘2/4’樂隊原本就只有兩個人，而今天出場的又只剩1/4了。音樂學院鋼琴系的，李泉孤孤單單地站在合成器前，伴著預制好的鼓機聲、幽幽地唱著《Right Here Waiting》。”李泉現在的回應是：“演出之前好像有一種氣氛，所有人都在喊我們要搖滾，我們要搖滾，好像不搖滾就被人起哄，所以安棟就有一點情緒，覺得這種場合我們不應該再去。”

這是一個關乎審美和價值取向的選擇，李泉值得同情，安棟也應該被理解。“2/4”在音樂風格、樂隊架構上模仿了英國的Pet Shop Boy。在當時的中國，Pet Shop Boy被視為電子音樂，搖滾樂則是被嚴重窄化、妖魔化的。老百姓會把搖滾樂手等同于留著長發、穿皮衣皮褲的流氓；而搖滾樂的從業人員和受眾，他們對搖滾樂的認知以及喜愛主要集中在重金屬，也經常把這兩個概念混為一談。

罷演事件對李泉的影響比較復雜。他演唱的流行歌曲雖然與全場的搖滾氣氛不符，卻收獲了獵頭的關注。作為滾石唱片前哨站的倪重華當時身在現場。他來看“新開發”是聽了北京朋友的推薦，說上海有電子音樂，是在北京聽不到的；沒想到電子音樂罷演，因緣際會發現了一棵流行音樂的好苗子。倪重華是李泉遇到的第一個臺灣唱片業的人，對他1992年簽約“魔巖”唱片有一些催化作用。多年以后，李泉在《鏗鏘真言》一書中留下了這樣的感激：“那時什么都不懂，唱片這行業的訊息。關于藝人是怎么回事，唱片公司是怎么經營的，都是從倪桑那兒，才逐漸打開這扇門。”

這扇門為什么沒對“新開發”臺上的其他人開啟？葉虧夫的答案非常直接，說得有點狠：“實力不行。”他對自己樂隊的評價是：“我們的優勢是擁有一批不錯的原創作品，但是在現場呈現還差一口氣。”差一口氣也是那批上海樂隊的普遍問題，這里或那里存在不足，與成熟的樂隊一比就顯得業余。所謂成熟，葉虧夫認為要從創作、樂隊演奏、演唱三個角度來考察。而從結果的角度來看，“新開發”推舉的樂隊，沒有一支能被音像公司相中，也沒有留下聲音，很難說這場演出獲得了成功。但是它的里程碑意義絕對毋庸置疑。畢竟這是上海搖滾樂的第一次集體亮相，也影響了一些后進。“瘋子”樂隊的周勇，正是看完“新開發”與幾個朋友在回家的路上決定要組搖滾樂隊。

葉虧夫在彈唱“太陽同伴”時期的歌。鐵匠 攝影

在為“新開發”定論的時候，難免會想起北京在“新開發”之前舉辦過“90現代音樂會”；那是何等的盛況，兩相比較，顯得上海有一點拔苗助長。當年的那批搖滾樂隊其實還不成熟，這座城市還沒有形成欣賞搖滾樂的氛圍。正如金武林1992年接受《上海文化藝術報》采訪時所說的：“重搖滾是一種純美的、彈性很大的東西，怎么講都帶點學術性，人們不喜歡，是因為我們的水平不行，而不是這種風格不對……搖滾樂在這兒屬于萌芽階段，真正好的時候沒到，需要有兩、三年的時間。上海現在還沒有正式演出的搖滾樂隊，能堅持創作和排練的，是很感人的，因為這往往是沒有呼應的硬撐。”

金武林說這段話的時候，上海的第一代搖滾樂隊幾乎全解散了，很多樂手甚至改行了。葉虧夫的運氣不錯，他后來進了李蘇友的“上海新音樂制作室”，名正言順地成了職業音樂人，他接手的案子是為上海歌手張傲嘉制作專輯《物質女孩》。“新音樂”制作的作品中，最杰出的當屬朱哲琴的專輯《阿姐鼓》（1995年）。時至今日，葉虧夫還是會感慨，差不多是在1993年，上海的音像公司開始投錢制作原創專輯了，而不再滿足于從歐美國家、港臺地區搬磚頭，發行引進版專輯。他為上海的第一代搖滾樂隊感到惋惜，當年要是再堅持幾年，也許就能趕上春暖花開的日子。

當然，這只是美好的假設。事實是，“鐵玉蘭”作為上海第二代搖滾樂隊的代表，他們1994年自制的樣帶《回家的路》雖然上了電臺，在中國原創榜、東方風云榜雙雙奪冠，但是他們與唱片公司簽約要遲至1997年，而且對象并非上海，而是北京的京文唱片。

李泉《上海夢》專輯封面。

或許這一切只是夢。“新開發”之后，李泉與安棟拆伙，“2/4”樂隊在一段沉寂之后恢復了活力。李泉找了校友丁薇、同學徐東飛合作，新陣容的“2/4”一直堅持到1992年李泉與“魔巖”簽約。當時“魔巖”的態度非常鮮明，只想簽李泉，而非一支樂隊。“2/4”被迫解散。1995年李泉終于發表了他的首張專輯《上海夢》。專輯的名字將上海與夢的氣質合二為一。懷著對丁薇、徐東飛的歉意，李泉堅持要在自己的個人專輯里留下一些樂隊的痕跡；他和丁薇合唱了《停留》《走到這里》，留用了徐東飛創作的《難舍真情》。在那張專輯的封面上，李泉的披肩長發讓人不禁想起重金屬樂隊；而在李泉的名字與專輯的名字之間，存在著一個非常突兀的句號。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符號，某種程度上，它不僅適用于李泉的搖滾時代，也是對上海第一代搖滾樂隊的一次回眸與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