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法官，權重如山。破產申請是否受理、個人破產免責與否、管理人報酬要不要打折、重整計劃要不要批準……破產程序中的每一個關鍵環節，都需要破產法官點頭，否則便無法往下推進。

而畢竟利益攸關，破產程序中涉及的利益各方，肯定也會試圖通過各種方法，影響破產法官做出有利于己的裁定。公眾或許會覺得，破產法官畢竟也是人，總有一種方法，能夠擊中破產法官的淚點，進而影響破產法官做出有利于己的裁定。

那么，在案多事雜的情形下，破產法官究竟如何決策？破產法官在做出司法裁定的時候，到底在想什么？有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破產法官的決策？破產法官決策和普通法官到底是否一樣？這些問題的答案，對管理人很重要，對債權人很重要，對債務人也很重要。如果能夠猜透破產法官的內心世界，通過適當的技術和策略，實現合法利益的最大化，對于破產程序的當事各方很有意義。不僅如此，長期以來破產司法一直在糾結于要不要更加專業化，合理預測專業破產法官和普通法官對司法結果的影響，可以為司法改革的方向之爭提供很堅實的論據。

2004年8月9日，來自美國學界、司法界的研究團隊克里斯?古斯里（Chris Guthrie）、杰弗里?拉赫林斯基（Jeffrey J. Rachlinski）和安德魯?韋斯特里奇（Andrew J. Wistrich）在美國聯邦司法中心召集的一個破產法官會議上，做了5個小實驗，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這次會議，3個單元同時進行，其中一個單元主題是“司法中的心理學”。參加該單元討論并愿意參與相關實驗的破產法官，有113位，占出席會議全部破產法官的36.1%，也基本能占到當時全美國破產法官總數的三分之一。參與實驗的法官不要求實名，但需要提供其性別、工作年限、政治面貌或背景。盡管不是每個法官都提供前述信息，但整體統計中，依然可以大致分布：這些法官中，女性比例為26.7%；平均工作年限為11年（分布范圍從不足1年到28年）；76.6%的法官認為自己傾向于民主黨，而23.4%的法官自我定位為共和黨。

這些法官將針對5個模擬案例，測試如下6種心理現象對司法裁定的影響：錨定效應、框架效應、忽略偏見、種族問題、債務人悔意及恐懼管理理論。根據這些實驗和結論，作者團隊先后完成好幾篇學術論文，諸如2006年的《破產法官的內心世界》（Inside the Bankruptcy Judge’s Mind）、2007年《破產法官的啟發與偏見》（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Bankruptcy Judges）等等。

下文將結合上述文獻，評介這些實驗和基本結論——

實驗一：卡車司機案

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是指定量觀測時，起始值會始終影響后續觀測值。在心理學上，引申為人們在做出決策時，往往會先入為主，受到首次輸入的信息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中性的，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

在實驗中，實驗者虛構了一個案例：卡車司機麥克考，申請第13章個人債務重整。他負債，主要是加油站賬單，油價高企，他的運營成本急劇上升；他的主要財產，就是一輛卡車。這輛卡車通過按揭貸款購買，貸款已經償還近一半，剩余貸款和這輛舊卡車目前的市場價持平。在個人債務重整中，各方圍繞麥克考新貸款的利率產生爭議：麥克考認為4.5%的初始利率正好，但債權人認為麥克考的違約風險很高，利率應該參考最高院2004年判決蒂爾訴SCS信用卡公司案上調。

實驗對象被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是控制組，他們被告知，“相關各方同意，按照蒂爾案，起始年利率與法院的裁定無關”；一組是錨定組，他們會被告知，“相關各方同意，按照蒂爾案，21%的起始年利率與法院的裁定無關”。兩組之間唯一的差異，是有個21%的原始合同利率暗示。

問題是：鑒于各方對起始年利率爭執不下，現在需要由您來設定適當的年利率。您將會選擇什么樣的年利率？

實驗結果表明，起始年利率對法官的審查起到影響。在控制組中，有54位法官設定6.33%的平均年利率；而在錨定組中，49位法官選擇7.13%的平均年利率。如果排除兩個組別中未對初始利率做調整的法官數量，那么兩個組別的平均年利率變為6.52%和7.98%。

控制組相差0.8個百分點，錨定組相差1.5個百分點。從統計學角度來說，這一差異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但從金融角度來說，上述誤差意義重大，假設10000美元的貸款，在貸款到期前，這些利率調整能夠產生幾百甚至上千美元的差別。正因為如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前述蒂爾案的判決中就指出，通常情況下，法院只能對初始利率在1%-3%的幅度內微調。

如果把最高法院的判決視為標準答案，那么這個實驗的結論顯而易見：在兩個組別中，錨定效應對破產法官的決策并未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基本都是在1%-3%的范圍內上調。根據實驗結果，在能否擺脫錨定效應方面，破產法官和普通法官并無明顯區別。

顯然，就借貸利率而言，破產法官雖然算不上頂級專家，但一點都不陌生。在案件審判中對借貸利率的解釋、評估借貸利率對重整計劃的影響、計算凈現值以及類似實驗案例中設定適當的利率。正是因為這種專業優勢，可以使得破產法官在做出裁定時，更好地擺脫“錨”的影響，而單純只是出于專業判斷來設定合理的利率。

實驗二：重整計劃選擇

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s）是指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述，會影響受測試者做出不同的選擇。

普通人會在涉及風險的決策時，經常會有受到框架效應的影響：比如，強調收入時，如果一個決策能夠確定帶來100美元的收入，另一個決策有50%的可能性帶來200美元的收入，那么大部分人會選擇前者；強調損失時，如果一個決策能夠確定導致100美元的損失，另一個決策有50%的可能性導致200美元的損失，大部分人會選擇后者。實驗者先前對普通法官的實驗已經表明，在民事訴訟中，盡管與其利益無關，但法官還是會受到框架效應的影響。

破產法官的決策，總是和風險掛鉤。只是破產法官的決策，影響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無論是破產清算還是重整，都涉及債權人風險承擔：如果強調清償，破產清算時清償率比較確定，重整時未來清償率可能更高。如果強調損失，破產清算時損失比較確定，但重整失敗有可能損失更多。

事關債務人的生死存亡，框架效應會不會影響破產法官的裁定？

在模擬案例中，假設法官正在審理錘子時代公司的第11章重整案。錘子時代公司主營業務在家居領域，有五金店、地毯店，也承接一些其他業務。現在五金店和地毯店都陷入財務困境。目前公司還有一些財產。如果立即破產清算的話，普通債權人將要損失60萬美元。現在，破產法官要對兩份重整計劃做出選擇。這兩份重整計劃，都未按照《破產法》規定獲得普通債權人2/3以上的支持。法官需要按照破產法規定，強制批準其中一份。

參照框架效應領域著名的亞洲疾病實驗，這兩份重整計劃都能夠產生20萬美元的價值。參與實驗的法官被隨機分為兩組：

一組是獲得組，他們收到的提示如下：（1）如果您選擇計劃A，普通債權人將確定獲得20萬美元的清償；（2）如果您選擇計劃B，有1/3的可能所有普通債權人都將獲得清償，有2/3的可能所有普通債權人將一無所得。

另一組是損失組，他們收到的提示如下：（1）如果您選擇計劃A，普通債權人肯定有40萬美元得不到清償；（2）如果您選擇計劃B，有1/3的可能所有普通債權人都將獲得清償，有2/3的可能所有普通債權人都將一無所得。

那么實驗結果如何呢？在獲得組，91.8%的法官選擇計劃A；而在損失組，只有73.3%的法官選擇計劃A。兩者之間相差18.5個百分點。顯而易見，如果普通債權人遭受損失而不是獲得清償情形下，更多的法官會傾向于方案B。

顯而易見，框架效應對破產法官的決策產生了影響。如果選項被設定為獲得清償，那么破產法官顯然會更青睞獲得清償的選項；如果選項被設定為遭受損失，那么法官可選擇損失風險更高的方案。

框架效應之所以發生，原因就在于實驗對象對信息的理解：計劃A很容易被理解成“至少可以獲得20萬美元的清償”，而計劃B很容易被理解成“至少有40萬美元得不到清償”。顯然，計劃A在獲得框架中聽起來比在損失框架中更有價值。

這一結論，與實驗者先前另一組針對普通法官的試驗結論類似：在普通法官審理民事訴訟選擇和解方案時，獲得組和損失組之間相差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框架效應對破產法官和普通法官都會產生影響，兩者之間沒有高下之分。

實驗三：老人免責案

忽略偏見（Omission bias）的大意，是說相對于不作為產生的壞結果，人們對于因為積極作為而產生更壞的結果，有著更強烈的愧疚之心。

關于忽略偏見，最有名的實驗即倫理學領域的“電車難題”：電車即將失控，如果不作為，將撞死正在過斑馬線的5個路人；如果改變軌道，會撞死旁邊的1個路人。哪個選擇會讓人們感覺更好？

實驗中，主人公是一位71歲老鰥夫。由于醫療相關開銷高企，他申請第7章破產清算。高達25000美元的負債中，基本都是信用卡債務，而且大部分都是用于看病、買藥和簡單生活用品，都在最低生活標準線上。這位老先生沒有存款，但是從哥哥那里繼承了50000美元。

實驗對象被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是作為組，他們被告知，這位債務人繼承了50000美元的國庫券，然后轉換成一個小公司的股票；另一組是不作為組，他們被告知，這位債務人正在考慮把他哥哥留下來的國庫券轉換成股票，因為他認為股票可能帶來更好的回報，但他最終決定不轉換。兩組實驗對象都知道，隨后，這50000美元國庫券即一文不值。

在這個模擬案例中，銀行根據《破產法》規定，當然反對免責，銀行認為債務人已經知道他不可能還上信用卡，屬于惡意消費。那么，法官到底應不應免除這位債務人的信用卡債務人呢？從很可能免責到絕不可能免責，法官有6個選項。選項細目及實驗數據如下：

按照破產法，債務人的作為與不作為，對于破產法官的決策沒有影響；破產法官在決定是否允許免責時，需要考慮債務人使用信用卡并舉借債務時的主觀狀態。

從上述數據明顯可以發現，在審查是否給予債務人免責時，破產法官并沒有更嚴苛地關注債務人的作為還是不作為。在這個模擬案例中，債務人舉借信用卡債務的主觀狀況，與其作為與否無關。如果忽略偏見有影響，按說會體現在法官允許債務人免責與否的意愿上。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忽略偏見對破產法官的決策沒有影響。

實驗四：教育貸款免責案

種族問題會不會影響司法判斷？通常情況下會的，刑事領域諸多判決尤其能夠證明這一點，非裔美國人往往會被判處更重的有期徒刑，而在保釋條件上也往往會更為嚴苛；不僅如此，即便同等條件下，往往會獲得法定刑的頂格處罰，而白人則可能會獲得法定刑的最低處罰。那么，種族問題會不會影響破產法官的決策？

在模擬案例中，債務人是位年輕女性，她試圖通過個人破產程序，免除其教育貸款。這位女性已在大學受完3年教育，每年背負23000美元的教育貸款；由于意外懷孕，第4年她不得不退學，隨后兒子出生。為了養活她和兒子，她找了一份每年18000美元的銷售員工作，她奶奶免費給她照看孩子；除去按期償還教育貸款外，她的每月最低生活費是1125美元。但最近，她奶奶病了，孩子無人照看。如果她繼續工作，托兒費用將會上升，那么每月償還600美元教育貸款（總額83748美元）的計劃將無法完成。

在美國，試圖通過個人破產程序，免除教育貸款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債務人需要證明自身生活陷入“極端困境”（undue hardship），才有可能獲得免責。對于“極端困境”，先例中“布魯納測試法”影響力很大，債務人要滿足該測試標準，難于上青天。

擺在實驗對象面前的問題是：基于“極端困境”標準和上述事實，在0美元到83748美元之間，這個債務人可以免除多少債務？

實驗設計為了測試債務人種族對破產法官的影響，法官所看到的材料中，債務人的姓名有18種。這些姓名分為兩類：一類諸如洛塔納、肯尼亞、拉基莎、塔米莎等等，看起來更像是黑人姓名；一類諸如克里斯汀、薩拉、阿里森、吉爾、安妮、艾米麗等，看起來更像是白人姓名。每個實驗對象所看到債務人姓名，都是從上述種類中隨機安排。

實驗結果略令人詫異：在聽起來更像是黑人姓名的組別中，法官批準了平均47106美元（56.2%）的免責額度；而在聽起來更像是白人姓名的組別中，法官批準了平均48506美元（57.9%）的免責額度。顯而易見，法官未明顯受到債務人姓名及其潛在種族的影響。

對實驗數據進一步分析表明，政黨背景、工作年限和性別對法官的影響反而更明顯：民主黨法官平均免責額度為50972美元，而共和黨法官平均免責額度僅僅是34232美元；工作年限更長的法官，免責額度更低；女性法官平均免責額度為54850美元，而男性法官平均免責額度為44690美元。

實驗五：坎昆休假案

通常情況下，在刑事或者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能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悔改，對于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及原告是否接受和解，會有影響。那么，在破產案件中，債務人是否具有悔意，對于法官是否批準其免責究竟有無影響？

另外，按照人類學的恐懼管理理論，人們在審視死亡時，人們更愿意強調人類的文化價值觀，進而抵消不可避免的死亡焦慮。那么，在破產案件中，死亡管理理論是否會對破產法官的司法裁判產生影響？

在虛擬案例中，債務人賈里德，29歲，單身男性。成年后，他一直飽受債務困擾。他之前從來沒有干過高于最低工資的工作，但最近獲得一個新工作機會。很不幸的是，這與他打算前往墨西哥旅游勝地坎昆歡度春假的計劃同時發生。老板告訴他，如果去休假，肯定會被炒魷魚。但是賈里德還是新申請了一張額度為3000美元的信用卡，執意前往坎昆，花掉其中的2976美元。回來后，他收到辭退通知。接下來他再也沒有獲得過工作機會，最終決定申請個人破產。

為了測試債務人悔意對法官判決的影響，測試對象被隨機分配到控制組或悔意組：在控制組，測試對象收到案例上述信息。在悔意組，測試對象收到如下額外信息：“賈里德出其不意地來到您面前，很禮貌地請求允許他說話。他說，‘法官，我對漫不經心的開銷十分抱歉。我知道我所做的是錯的，但我沒有辦法還債。否則我的房租和吃飯都將毫無著落。”

測試結果如下：

 上述實驗表明，債務人是否有悔意，基本上不會影響破產法官的免責裁定。這與通常情況下公眾預期大相徑庭：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審判，當事人的悔意往往會引來法官及對方當事人的原諒，也容易在刑罰或者民事責任承擔方面獲得一定優勢。一定程度上，這也是主導現代司法改革的認知基礎之一。但這個實驗結論表明，債務人很難通過情緒性表達來影響破產法官免責與否的決定。這里面很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在個人破產案件中，債務人與法院很少有機會像刑事或民事審判那樣，給各方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為了測試恐懼管理對法官判決的影響，測試對象被隨機分配到控制組和恐懼管理組：在控制組，賈里德已經開始在吉諾披薩店跑堂，他還報名小丑學院，希望學點小技巧，讓他在吉諾披薩店里更受顧客青睞。而在恐懼管理組，賈里德的工作是吉諾殯儀館的靈車司機和掘墓人，他正在學習尸體防腐技術，以便在吉諾殯儀館工作更好。

這個實驗測試結果如下：

根據上述實驗結果，可以得出結論，恐懼管理對于破產法是否免責也沒有實質性的影響。無論債務人是在餐廳大堂搞怪，還是做靈車司機做掘墓人，破產法官在決定是否免責時，并不在乎。

顯而易見，從上述實驗結果來看，常見的心理學陷阱對破產法官的裁定基本不產生影響，除了框架效應可能會有一些影響，其他諸如錨定效應、種族、忽略偏見、悔意和恐懼管理，對破產法官的決策都沒有產生明顯影響。這與該研究團隊針對普通法官的實驗結果有明顯差異，較之普通法官，破產法官表現得更加理性、客觀和中立。在破產法的王國里，真正的國王是破產法本身，破產法官只是忠實地執行破產法的仆人。

當然，上述結論只是這個實驗的結果。顯然，隨著實驗規模、范圍或方法的變化，這個實驗的結果可能會有變化，結論肯定需要修正甚至會被推翻。比如種族問題對破產法官的影響，包括伊麗莎白?沃倫教授在內，已經有不少實證研究得出相反結論。但無論如何，這種研究視角給我們觀察中國破產司法專業化改革，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啟迪。如果有合適機會，針對我國破產法官裁定的心理軌跡做出考察，或許會有更有趣的結論，也會為破產司法專業化前景提供必要的參考依據。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