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極右在上升

不久前的一個晚上，西班牙“我們能”黨（Podemos，左翼政黨，按人數是西班牙第二大政黨）在穆爾西亞地區（西班牙東南部）的總部被一枚汽油彈點燃。作家Eoghan Gilmartin在《雅各賓》剖析了這起事件，認為它顯示出議會極右的發展是如何與暴力的新法西斯主義街頭運動的興起相結合的。

監控錄像顯示，汽油彈被一個人從被砸碎的窗戶投擲出去，隨后辦公室內燃起大火。外墻被噴上了“紅色”和“炸‘我們能’”的口號。“我們能”的領導人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在推特上說：“極右的街頭恐怖主義不會嚇倒我們”。

這次襲擊有其政治背景。穆爾西亞如今由保守的人民黨執政，并得到極右翼政黨呼聲黨（Vox）的支持；因此“我們能”發言人Pablo Echenique將這次襲擊稱為“議會和某些媒體中仇恨言論正常化的必然結果”。當地議員Javier Sánchez Serna指出，這是去年這些辦公室第三次成為極右翼團體的目標——人民黨和呼聲黨都拒絕支持譴責之前破壞“我們能”辦公場所的聲明。

2021年2月21日，西班牙巴塞羅那，抗議者參加聲援說唱歌手巴勃羅·哈塞爾的示威游行，警察在街頭戒嚴。

今年2月媒體對為支持被監禁的說唱歌手Pablo Hásel而舉行的街頭抗議活動進行了聳人聽聞的報道，那時即使是小事件也成為頭條新聞，而現在“我們能”總部被襲擊卻沒有出現在任何西班牙報紙的頭版，與2月形成鮮明對比。相反，西班牙《世界報》選擇在第二天的頭版頭條，稱伊格萊西亞斯在部長辦公室宣布競選馬德里大區主席時可能違反了選舉法。一些右翼評論員甚至聲稱，這可能是一場旨在獲得宣傳的內幕交易——上周五#selfattack“我們能”（#自我攻擊“我們能”）的標簽成為熱門話題。

2月西班牙媒體如此迅速地指責“我們能”煽動騷亂，但隨后又淡化了極右翼攻擊浪潮中的最新事件，這并非偶然。對于西班牙的經濟精英以及更廣泛的政治右翼來說，他們的主要對手是激進的左翼——尤其是現在它與中左翼的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一起組成了聯合政府。極右翼街頭運動有恃無恐，而建制派則對這些運動放任自流。

近日發生的另一起事件也極大地凸顯了極右團體的存在，當時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親自與一群試圖破壞“我們能”競選活動的新納粹分子對峙。戲劇性的畫面拍下了五名光頭黨和伊格萊西亞斯之間的對峙，伊格萊西亞斯當天上午辭去了西班牙副首相的職務，以便參加馬德里選舉。

“我們能”領導人曾參觀馬德里郊區的一個社會中心，該中心幾天前遭到堡壘陣線（Bastión Frontal）成員的襲擊，堡壘陣線是一個對過去一年一連串暴力襲擊事件負責的組織，主要針對移民和LGBT社區成員。據研究人員Juan Francisco Albert介紹，堡壘陣線只是疫情發生后成立的眾多新法西斯組織之一。其他組織包括“革命西班牙”（Revolutio Espa?a），該組織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凌晨破壞了首都一幅著名的女權主義壁畫，之后獲得了全國性的知名度。

這個日益壯大的基層新法西斯組織網絡與議會極右翼政黨呼聲黨的關系有些矛盾。記者Miquel Ramos認為，這些新法西斯主義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在于“它們有能力將大量對傳統政治不滿、但又不被呼聲黨的奢華貴族形象所誘惑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受法國和意大利新納粹組織的啟發，堡壘陣線等組織將社會活動（如在周邊社區分發食物）與街頭暴力和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傳播仇恨言論相結合。他們還試圖塑造一個明確的 “工人”身份，將自己定位為愛國的本土工人階級的捍衛者。

呼聲黨的興起以及隨后的新冠疫情培養和造就了高度激進和活躍的青年群體。即使在汽油炸彈事件之前，極右翼暴力事件就一直在上升。事件范圍從卡斯特利翁省左翼團體使用的社會中心遭到毀滅性的縱火襲擊，到馬德里移民中心外的沖突（由堡壘陣線煽動），以及去年秋天全國各地的暴力反封鎖抗議和搶劫浪潮。此外，新納粹團體還多次破壞進步集會，并破壞與左翼有關的目標，如1936-1939年內戰中共和黨一方的紀念碑。

右翼媒體和安全部隊中的主要人物甚至愿意縱容極右派兜售的反女權陰謀論，以攻擊左翼聯合政府。呼聲黨和其他團體多次聲稱，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盡管政府意識到了新出現的疫情的規模，但還是決定繼續舉行2020年的婦女節游行——從而制造了一個超級傳播者事件。一份包含大量虛假說法和捏造數據的法律報告被提交給司法部門，在對此事進行調查后，國民警衛隊內部的高層人物，包括在馬德里地區的指揮官，不得不被解除職務。

極端主義研究中心去年夏天的一份報告發現：“西班牙的極右翼暴力事件往往比西歐其他國家更有組織，尤其是與英國和德國等案件較多的國家相比，那些國家的行動者更有可能被視為‘獨狼’”。報告還認為，西班牙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此類暴力事件最常見的目標仍然是左翼和同為極右的其他政治對手，如加泰羅尼亞獨立主義者——即使對移民的攻擊也在上升。

西班牙是受到大流行經濟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去年的失業率為16.1％，八十萬多人陷入了嚴重貧困。這些極端主義團體顯然正在尋求利用這種不斷惡化的局勢，以便在去年取得的勢頭基礎上繼續發展。

氣候變化與照護基礎設施

近日，《新共和》網站刊登了一篇題為《照護工作是氣候工作》（Care Work is Climate Work）的文章，Kate Aronoff在文中探討了照護經濟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重要角色。

在美國陳舊的政治體系下，如今只有龐大的綜合性法案才有以微弱優勢通過的可能，拜登總統最近提議的“基礎設施法案”可能是他在預算協調過程中塞入一些內容的最好也是最后機會。因此，什么是基礎設施就成為了爭論的焦點。共和黨人主張任何不是完全關于道路和橋梁的提案都不是真正的基礎設施，并試圖將這個一攬子計劃描繪為某種綠色新政的精簡版。

2021年3月31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福爾松市，福爾松湖的湖岸。美國西部大部分地區正面臨七年來最干旱的春季，這可能引發一場氣候災難，可能會影響農業和電力生產。

拜登上周發布的《美國就業計劃》（American Jobs Plan）作為其基礎設施法案的一半內容，著重于通過電網升級、科研經費、電動車稅收減免等措施來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但規模遠遠小于氣候專家所說必須達到的程度。然而在即將迎來氣候變化的世紀，什么可以算作基礎設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未來幾十年里，從汽車到廚房所有物品都將使用清潔能源，這將顛覆由來已久的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為中心的經濟模式，并需要建筑環境發生廣泛變革。無論世界做出的行動有多快，氣溫上升都會帶來更多的風暴、干旱和洪水。各類基礎設施都需要做好應對的準備。

如果基礎設施法案得以通過，其中的一些部分可以提供這種準備，其中就包括4000億美元的“照護經濟”（care economy）投入，參與者包括護士、家政工和許多其他人員。具體而言，這項投資的目標是“通過為必不可少的家庭照護工作者創造工作崗位和提高薪資福利來鞏固照護經濟的基礎設施”，同時增加“為老人和殘障人士提供的高質量的、可負擔的家庭及社區照護服務”。“基礎設施法案”另一半的《美國家庭計劃》（American Family Plan）可能將重點放在這方面。

目前為止，氣候相關的提案和照護相關的提案基本上都是被作為面向不同群體解決不同問題的不同資金來討論的。但羅斯福研究所的氣候政策主管Rhiana Gunn-Wright指出，“如果沒有醫療基礎設施，想要公平地進行經濟變革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僅僅改變使用的能源是不夠的，必須改變整個經濟結構。”

經濟學家Lenore Palladino表示無法理解任何經歷了新冠疫情卻沒有看清照護基礎設施是經濟支柱的一部分的人。如果沒有照護基礎設施，在大流行逐漸平息時，女性將很難重新進入職場，因為她們承擔了過高比例的照顧孩子和老年親屬的工作。這不僅是經濟重回正軌的障礙，同樣也不利于清潔能源的推廣。Gunn-Wright認為，公共的全民兒童照料服務是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只靠白人男性建造風力渦輪機安裝太陽能電池板是不夠的，而想要確保女性和有色人種進入新興綠色產業，就意味著把在過去幾十年里由于政策原因在美國被視為家庭責任的照護工作傳遞出去。照護工作正在不斷增長，而且總體上是低碳的，比起拜登政府寄希望于通過復興制造業為從化石能源產業中被削減出來的勞動者提供新工作，這個領域更可能提供大量好的、綠色的工作崗位。更多的照護工作者也能夠會氣候變化帶來的疾病做好準備，例如熱應激、瘧疾甚至是未來的大流行。在國會中，議員Jamaal Bowman率先將照護工作視為氣候工作，他最近發布了一項全民照護議程以及1.6萬億的中小學更新計劃。

美國政治家更傾向于把基礎設施視作經濟發展的仆從，而不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這導致了各種各樣的不平衡。例如經濟學思維認為，貧困社區的人均生產總值低，因此將公共投資用于為這些社區更換含鉛水管不如用在更新高速公路上，后者可以讓人們更方便地通勤和在亞馬遜網站購物。同樣的思維方式使得一切為化石燃料的自由流動服務的基礎設施從來不會缺乏公共支持。

就目前來看，拜登政府就增長和誰從中受益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前幾任政府的理論，反映了經濟學界近來開始的轉向，即廣泛關注幾十年來一直處于邊緣地位的氣候變化、種族與性別平等等議題。這帶來了對基礎設施的不同定義，基礎設施不再僅僅是道路、橋梁、港口、機場和公共交通，還包括寬帶、清潔水源、清潔電網和兒童老人的照護。拜登在上周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說，基礎設施“有賴于對來自所有美國社區的‘美國制造’商品進行投資，包括黑人、拉丁裔、亞裔、原住民、農村等歷史上被遺忘的社區。”

拜登的“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將對氣候的重視表述為在領導者已經將氣候危機視作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的全球經濟中，支持美國企業使其具有競爭力。但是這一指導思想并未明確指出照護工作是適應氣候變化和化石能源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事實上，在拜登宣布這項計劃的匹茲堡，就是照護工作作為去工業化的避震器的經典案例。歷史學家Gabriel Winant在其新著《下一次轉變》（the Next Shift）中記錄了匹茲堡從工業腹地到服務經濟的轉型，并將這一過程稱為“經濟由內向外轉型”（the economy turning inside out）。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匹茲堡，團結的鋼鐵工人為高工資而戰斗，最終贏得了在集體談判協議中就退休金和醫療福利談判的權利。產業工會為今天雇主提供的醫療系統建立的雛形，并為服務大量藍領工人創建了醫院體系。政府提供的醫保Medicare和Medicaid進一步擴充了醫療保健系統，這在工業衰落使得當地人口變得“更多病、更衰老、更貧困”時成為了恩惠。主要由女性承擔的照護工作，包括醫護人員、養老院雇員、教師、家庭護理員和家庭成員，緩和了去工業化帶來的沖擊，不僅提供了收入，也提供了治療。在公私領域模糊地帶的工作大多都是無報酬或低報酬的。

過去以化石原料為中心的經濟體如今也面臨著類似的情形。阿帕拉契亞州的煤礦開采留下了黑肺和被污染的水道，這些問題都需要靠稅收來解決，而稅收卻因為資源收入減少而大幅下降；西弗吉尼亞州9%的居民領取殘障保險金，為全國之最。全球經濟都被化石燃料所束縛，改變這種情況意味著回顧哪些種類的工作曾經有助于轉型，并重估基礎設施投資的優先級。社會學家Eric Klinenberg將從托兒中心到游樂場都包括在內的社會基礎設施描述為“塑造我們的互動的物理場所”，在他看來，拜登政府甚至還沒翻開重建美國社會基礎設施的具體設想的目錄。Klinenberg在2018年出版的《人民的宮殿》（Palaces for the People）一書中寫道，公共圖書館是社會基礎設施的杰出形式名，代表了人們在一個慷慨開放的社會中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歡迎所有人，不收費，不把使用者變成消費者，提供網絡、娛樂、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和其他便利設施。

圖書館沒有在《美國就業計劃》中得到任何資助，盡管它和其他形式的社會基礎設施一樣都是應對災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氣溫過高時，圖書館可以提供冷氣；在颶風中，社區可以從圖書館中尋找資源和信息。Klinenberg在上一本書中曾經提到，1998年熱浪襲擊芝加哥時，情況最糟的不是最貧窮的地方，而是社交紐帶最薄弱的地方。包括照護基礎設施在內的社會基礎設施有助于社交紐帶的建立。當堤壩、電網、通訊等硬件基礎設施被摧毀時，社會基礎設施意味著生死之別。在他看來，當下不僅是建立清潔能源系統的機會，也是建立更加公正、更可負擔、更易進入、更民主的良好社會環境的契機。

抗疫“成功”的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外

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沒有為巴勒斯坦人接種疫苗，而是試圖向全世界發送數千劑疫苗，作為對將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的國家的獎勵。近日，專門研究脆弱和受沖突影響國家衛生狀況的學者Yara M Asi在《衛報》發文，提醒人們看到巴勒斯坦人在疫情下的遭遇。

本雅明·內塔尼亞胡

美國媒體廣泛贊揚了以色列疫苗的成功——作為一個恢復音樂會和室內餐飲的、進入“后疫情未來”的國家；作為一個可以給美國上幾堂流行病管理課的國家；作為一個盡管正處于有爭議的選舉中，卻依靠其強大的全民公共衛生系統為盡可能多的人接種疫苗的國家。然而，許多疫苗成功的故事都只是順便提到了巴勒斯坦疫苗問題，認為這是一個尚未解決的“爭議”、 “辯論”，或者只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任何事情上都無法達成一致的另一個例子。

這種差別再明顯不過了——生活在一個政權下的兩群人口，在與病毒的斗爭中走向相反的方向。在以色列方面，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恢復正常的國家：重新開放的經濟；允許進入健身房、餐館和文化場所的疫苗接種證書項目；感染率和住院率急劇下降；過剩的疫苗幾乎是這個小國人口的七倍。在巴勒斯坦方面，疫苗極少，醫院不堪重負，經濟陷入危機。以色列3月最終同意接給10萬名持有以色列工作許可證的巴勒斯坦工人接種疫苗，把這些人算上，巴勒斯坦人得到的疫苗只覆蓋生活在被占領的西岸和加沙地帶的500萬巴勒斯坦人的4%多一點。

疫情讓人們看到幾十年的占領和歧視如何擴大了人口之間的差距。正如它在全世界的情況一樣，病毒沒有歧視，根深蒂固的做法和精心策劃的政策卻有。

2012年，聯合國發布了一份報告，聲稱由于多次地面戰爭和嚴重封鎖，加沙地帶到2020年將“無法生存”。西岸偶爾也會發生暴力事件，但由于以色列限制貨物和人員在該領土內和進出該領土的行動，使其衛生系統消耗最大。

盡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生活在以色列國控制的領土上，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健康狀況差異明顯。以色列人的平均壽命比巴勒斯坦人長10年。即使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其平均預期壽命也比以色列的猶太人要短。嬰兒死亡率是衡量衛生系統業績的一個標準全球指標，巴勒斯坦人的嬰兒死亡率比以色列人高五倍以上。

這些明顯的不平衡幾乎完全是人為造成的。占領的鞏固和封鎖的持續時間影響到健康的每一個社會決定因素，包括心理創傷的增加、環境健康風險、糧食和水的不安全，以及獲得優質保健設施的機會不足。

新冠病毒使這些經常被忽視的原有差異變得無法忽視。

以色列最初的疫苗運動遠遠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在2020年冬天成為全球頭條新聞，但卻因遺漏了以色列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口而迅速受到批評。作為占領國，根據國際人道主義法，以色列仍然要對其軍事占領下的民眾的健康負最終責任。

也許更緊迫的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糾纏——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巴勒斯坦工人每天進入以色列——本應向以色列當局顯示了明顯的健康問題。甚至以色列公共衛生專家也呼吁以色列為全體巴勒斯坦人民接種疫苗。但是，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總理沒有對被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人口實施全面的疫苗接種計劃，而是決定向世界各地發送數千支疫苗，作為對同意將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的國家的獎勵。由于法律上的挑戰和大規模的全球批評，這一疫苗外交計劃幾乎立即被凍結。當以色列政客推遲并試圖完全阻止巴勒斯坦人從西岸運往加沙的一小批疫苗時，以色列遇到了進一步的批評。

疫情的回歸還具有重大的政治影響。巴勒斯坦官員已經提出，如果病例繼續上升，定于2021年夏天舉行的選舉（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可能會被推遲甚至取消。對巴勒斯坦人來說，這不是一個短暫或抽象的問題。再次活躍的病例接近了大流行開始以來的最高比率，近3000名巴勒斯坦人已經死亡。

美國每年向以色列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在世界舞臺上一貫回避對以色列的任何批評，并對以色列違反美國自己所表明的立場的行動，例如在建造定居點方面的行 動，視而不見。但到目前為止，除了2月份國務卿布林肯在一次電話交談中要求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疫苗接種方面給予更多支持外，拜登政府并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的要求，讓以色列履行其法律義務。如果美國真正想慶祝以色列的成功，它應該堅持對成功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能公平地獲得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