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各地實驗室仍在研究開發生物武器？

近日，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世界各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美國控制下的生物實驗室，并且奇怪而巧合的是，這些實驗室多分布在中俄邊境附近。俄羅斯認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國在各地的生物實驗室里開發生物武器，包括德特里克堡實驗室。

俄官員的表態再次讓生物武器成為大眾討論的一個熱點話題。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戰場？生物武器遠離我們了嗎？

從時間節點來看，在20世紀上半葉研發的生物武器最關注其致死性和傳染性，意在尋求和探索一種大規模殺傷效果的武器。而在20世紀后半葉因為核武器的問世，生物武器的研制和發展轉向了失能性和非傳染性的作戰效果，以實現特殊的作戰目的。

生物武器技術快速發展

從生物武器的研發歷史來看，20世紀上半葉研發的生物戰劑以細菌戰劑為主，而20世紀下半葉與上半葉相比，生物武器技術大幅提高，生物武器生產和儲備規模大幅增加。并且隨著多種疫苗，如抗結核病疫苗、抗百日咳疫苗、抗黃熱病疫苗、抗傷寒病疫苗、抗流行性感冒疫苗等的研發上市，許多20世紀上半葉研發生產的老生物武器的作戰效果大為降低，因此促使原持有國研發新的生物武器。40年代后純菌發酵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細菌來生產疫苗和抗生素，也讓科學家們有機會利用發酵工程（微生物工程）將人類病原體的繁殖技術用于軍事用途，促成了生物戰劑的大規模生產。更重要和更可怕的是，70年代以后遺傳密碼的破譯、基因重組技術的出現，為戰劑的基因改造提供了條件。同時也讓科學家有機會利用基因控制來制造更具威脅的病毒。

從目前公開的資料來看，二戰后大規模使用生物武器的戰爭是由美國參與的朝鮮戰爭。在朝鮮戰爭中，美軍首次使用生物武器發生于1950年12月。當時為掩護撤退，美軍被指在平壤、江原道、黃海道等地區撒播了天花病毒。從1952年起，美軍加大生物戰力度。同年1月28日，美軍戰機在中、朝陣地后方，撒播帶有傳染病細菌的毒蟲。其后，美軍又在鐵原地區、平康地區、北漢江地區撒播大量蒼蠅、蚊子、跳蚤、蜘蛛、蚱蜢等帶有傳染病細菌的昆蟲。

此外，美軍不僅在朝鮮戰場上進行生物作戰，美軍軍機一再侵入中國東北丹東、撫順、鳳城等地區撒播帶細菌的昆蟲，對志愿軍后方城市進行了生物作戰。美軍在朝鮮戰場及我國東北地區使用的生物戰劑有近十幾種（鼠疫桿菌、沙門氏桿菌、痢疾桿菌、霍亂弧菌及炭疽桿菌等），能傳染多種傳染病。不過從美軍后來解密的檔案報告來看，當時所使用的生物武器未能對前線中朝軍隊和后方運輸線造成傳染病大規模蔓延。根據中國官方的史料統計，中國人民志愿軍在1952年的生物武器攻擊中傷亡不到400人。

志愿軍防疫人員檢查美國投擲的生物武器炸彈。 資料圖

而從朝鮮戰爭后的國際局勢來看，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個軍事陣營長期對峙處于“冷戰”狀態，因此對生物武器發展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雖然雙方都盡力避免世界范圍的大規模戰爭，但美、蘇雙方又通過采用“代理人”的方式進行著“明爭暗斗”，即“相互遏制，卻又不訴諸武力”。這一時期的生物戰也呈現了“冷戰”特色，雙方大規模研制、生產和儲備生物武器，形成威懾遏制態勢。

隨著1972年4月10日《禁止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發展、生產儲存以及銷毀這類武器的公約》（簡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在倫敦、莫斯科和華盛頓開放簽署，各個大國不再將生物武器作為常規戰爭的對抗方式，而是一種特殊作戰及生物防護安全的一種手段。不過這種特殊的對抗方式也導致了一個獨特的問題出現，那就是生物武器及研發技術的擴散。冷戰時期的美蘇雙方同時都向其同盟國大規模提供生物武器及技術。如伊拉克的一些致病菌種和生物戰劑研究手段都是從英美國家進口。

生物恐怖威脅全球

生物武器擴散使擁有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國家增多，增加了國際社會的不安全感。而隨著冷戰結束后，部分擁有生物武器的國家發生權力真空，一些極端宗教組織和恐怖組織獲得了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也就隨之產生。所謂生物恐怖就是實施者利用致病生物制劑傷害無辜、尋求制造恐怖以求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行為。生物恐怖通過對普通平民和社會大眾發動生物攻擊，從而謀求組織、階級、黨團、種群利益。從上世紀70 年代起，各地開始有關于生物恐怖活動的記載。隨著全球恐怖主義的發生發展，生物恐怖也惡性增長。

以9.11恐怖襲擊后發生的美國炭疽粉末恐怖事件為例， 2001年10月4日美國《太陽報》圖片編輯史蒂文斯被診斷感染吸入性炭疽熱，并于10月5日死亡，成為美國第一例死于吸入性炭疽熱的病例。直到10月12日，在史蒂文斯去世后一周，才弄清楚多起炭疽感染事件是由炭疽桿菌信件引起的，那時已有數十乃至數百人受到炭疽孢子的侵襲。10月12日在紐約發現了一封寄給NBC新聞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裝有炭疽孢子的信件。疾控中心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對新聞媒體辦公室進行了一次全面搜查。這之后又在《紐約郵報》的辦公室發現了另一封沒有封口的炭疽信件。接著發現了兩起紐約新聞工作者受皮膚性炭疽熱感染的病例。在布羅考的信件被發現之前，10月8日前后，從普林斯頓發出了兩批炭疽桿菌信件，兩封寄給華盛頓市的民主黨參議員，其中一封于10月15日早晨在哈特辦公樓湯姆達施勒（時為參議院多數派的領袖）的辦公室被打開。1小時之內，國會山警方確認粉末為炭疽桿菌。在第二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達施勒信件中的炭疽桿菌被認定是“武器級的”。達施勒的信件被拆開一個星期后，10月17日，在附近的德克林辦公樓郵件室里發現了炭疽孢子，那里的信件是寄給哈特辦公樓的。各參議員的辦公室被關閉，哈特辦公樓的去除污染工作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大眾越來越關心基因武器是否會成為人類的新威脅。

截至2001年11月30日，美國國內出現懷疑炭疽和報警達2300起，先后有22人感染炭疽，其中5人死亡。在這22人中，11人感染了皮膚性炭疽，另外11人感染了呼吸性炭疽，5人都是死于呼吸性炭疽 。這一系列炭疽恐怖事件發生突然，暴露人群多，涉及面廣，通過污染的郵件和包裹達到了遠距離投送和攻擊。殺傷人群覆蓋了所有年齡組，經吸入和接觸途徑感染，吸入性炭疽發病率高，病情危重，病死率達45%。

由此可見，生物武器在進入新世紀后出現了以下幾種情況。第一，隨著從事生物武器研發的國家大幅減少，生物武器的大規模使用的可能將越來越低，取而代之的將是個人及組織因不受《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約束而使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大幅提升；第二，由于個人及組織一般不具備完備的生物武器研制、生產及儲存的條件，因此生物武器的毒性和存活率不高；第三，與大規模生物作戰相比，生物恐怖的手段和工具都比較原始，傳播工具比較簡便，沒有經過專門的設計制造，所以投毒效率不高，但因為傳播較為便捷，所以對其防范就變得很困難；第四，就目前的技術手段來看，雖然生物恐怖的成功率不高，造成人員的傷亡也不高，但是對人群造成的恐慌及其帶來的社會動蕩確實巨大的。